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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8年11月28日 星期三

    忆希凡

    刘梦溪 《 中华读书报 》( 2018年11月28日   09 版)

        李希凡逝世,在我实在是太突然了。一周前还打电话给他,声音、语调、思维,无一不正常。视力虽大减,只是不能看书而已,电视仍能模糊看得。外出轮椅代步,在家里走动尚无大碍。听力、心力、声气,都是好的,电话中分明感受到他生命元气的充盈。他1927年出生,今年九十有一,健旺如此,我说真是难得。没想到10月29日清晨,却传来他去世的消息,我感到一阵伤痛,登时满眼泪流。

        打电话到希凡家里,希凡的外孙女接的,开始以为是蓝蓝,后来知道是大萌的女儿。她说蓝蓝在飞回北京的航班上,小琴在,正在和研究院的领导谈话。希凡有三个女儿,大女儿李萌,在科学院大气物理所工作,前些年去世了。二女儿李琴,在山东工作。三女儿李蓝,在美国一所州立大学的饭店管理和旅游学院教书,已经是教授了。三个女儿中,大萌和我最熟,李琴、李蓝也不陌生,连接电话的大萌的女儿,听说是刘梦溪,也说知道的,家里人常说起你。第二天李蓝回来,我们通了电话,知道是感冒引起肺炎,未及时送医院诊治,遂成无法挽回之憾。是希凡不让送医院:“感冒算什么病,不用去。”不料当天午夜,他打了个呼儿,竟没有醒过来。

        希凡作为文化人,似乎得天独厚,一生没遭遇什么大的波折,临终也“终”得不知不觉的安然。这应了我时常说及的一句话——我说他是“福将”。但他的发妻徐潮好多年前罹不治之症去世,不久大女儿李萌也去世,二女儿、三女儿不经常在身边,他应该不无孤独感。但他并不寂寞,周围的很多朋友都与他保持联系。《人民日报》的几位老同事,田钟洛(作家袁鹰)、姜德明等,一直和他不离不弃。红学界的一些友人,也对他多有照拂。此盖由于希凡人缘好,即使在不太顺利的时候人们也念他的好。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他一度处境艰难,有关方面要查清他和四逆有无牵连。说到这里,无法不暂时回到1975和1976年的历史现场。

        现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前身,是1975年成立的《红楼梦》版本校勘注释小组。诗人袁水拍担任组长,李希凡、冯其庸实主其事。校订和注释科研事项,冯先生主持,小组的全面工作希凡负责。聘请老辈红学家周汝昌、吴世昌、吴恩裕和老作家叶圣陶充当顾问。冯其庸先生是我大学的老师,希凡是我的旧友,小组甫一筹划,他们两位就决定将我从山西调过来,参与其事。

        而1975年恰值邓小平复出,几个领域大刀阔斧地整顿,经常给人们带来欢欣鼓舞的好消息。希凡在《人民日报》工作,资讯灵通,很多消息都是他亲口所讲。对小平的态度,他和大家一样,也是称赏不已。但不久有“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兴起,他忧心忡忡。

        1976年1月9日,周总理去世,群情愤激,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开始了全国性的声讨。于是有“四五运动”发生,这是平生难得一见的人民群众直接创造历史的伟大壮举。但随即则是“四人帮”的大规模的迫害,追查天安门运动的参与者,追查都有谁散布了关于他们的所谓的“谣言”。

        这样一来,本来尚称平静的《红楼梦》版本校订注释小组,也不能成为避风港了。一天,组里开会,好像是要批判一下周雷的言论。一位发言者没说几句,周雷兄便睡着了。因为他夜里是不睡觉的,白天开这种会自然引不起他的兴趣。又过些许天,希凡叫我去一下他的办公室。坐定之后,他说:“你的揭发材料来了。”原来我的一位从事人文研究的老熟人,受到压力,举报我言论中有蔑视“则天武后”的意涵。希凡说,反正口头言论,无从对证,就当没有此事就是了。对我采取了保护的态度。但接下来的一个举报,就比较麻烦。举报者云,我天天去天安门,并以社会良知自许。事实昭昭,无人不晓,这下希凡也无法出来为我一辩了。周边的眼神儿开始出现异样的变化,浓重的阴霾向我袭来。

        正在这时,唐山大地震发生,北京亦受影响,人们为避震不得不住在户外。自然灾变延缓了“阶级斗争”的过程。真的是天怒人怨了,知者无不以为时局将变。我和希凡商量,可否离开校订组,回家一段时间。他说也好,回去避一避。于是我便以案情未了之身回到太原家中,时在1976年9月。不料仅一个月过后,“四害”即被剪灭。我又回到校订组,一路上反复吟诵杜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从襄阳向洛阳。”本人重新获得了清白之身。而且由于对“四害”的鲜明态度,1977年春节过后,我就被调到以肃清“四人帮”在文化领域的余毒为主要任务的文化部写作组去了。但始终未中断和希凡的联系,经常通电话,或者到他家里畅叙。他当时下放了一段时间,研究鲁迅的《〈呐喊〉和〈彷徨〉的思想与艺术》一书,即成于此时,其中的两篇文稿还曾给我看过。文化部写作组无人不知我与希凡的渊源,每当我为他辩护,说希凡人好,闻者不乏颇不以为然者,说你还这样看?可是我对希凡,不这样看,又能怎样看呢。

        我和希凡相识于1964年,至今已过去五十四个年头了。当时是我的《探春新论》在《光明日报》分上下两篇刊出之后,他和冯其庸先生都在颐和园云松巢写作组,冯先生一次带我去拜望了他。身着圆领大汗衫,下穿已经褪色的灰黑长短裤,坐在写字桌前不停地摇扇子。具体说了什么话,已不复记得,无非给予鼓励之类,给我留下的是平易近人的好印象。后来在1968年春季的某日,他竟来我所在的大学看我了。危乱之际,见面格外亲切,我们一起吃的中饭,多少年之后,他还向我提及此事。而就在那一年的秋天,我外放到山西,在太原钢铁厂当了一名钳工,人各一方,见面的机会少了。但每次来京,都会到他齐家园的家里做客。吃饭就一起吃饭,晚了就留我住在他的小书房,睡在一张行军床上。第二天起来,徐潮大姐的早餐已经准备好。我最喜欢徐潮包的饺子,特别是扁豆馅的,味美得让人流连。和他几个女儿熟悉,就是在这个时候。1974年春天,希凡约我为《人民日报》副刊写一篇论《红》文,开具专函特邀我进京,住在王府井南口东盛胡同的《人民日报》招待所,见面又多了起来。文章写了一稿,我和希凡都不甚满意。不久,文化部成立《红楼梦》校注小组的事已开始酝酿,写文章的事遂无果而终。

        我在《红楼梦》版本校订注释小组,和1977年到文化部写作组,都属于借调。当时文化部新组,部长是老资格的外交官黄镇,常务副部长是原公安部副部长兼秘书长的刘复之。不久下放首钢的诗人贺敬之,也起复为文化部副部长。希凡和敬之是人民日报的老同事,交谊甚笃。于是他给自己的旧交写了一封热情的推荐信,希望把我正式调到文化部来。尽管当时处在拨乱反正的紧要时刻,部里忙着清理四害在文艺界的余毒,人事工作基本冻结,贺敬之副部长在接到希凡的信之后,还是商之黄镇部长,把我正式调到了北京,并且分配给我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这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是万难的事情。作为当事的受益人,终其一生我也难于忘怀。此事对我日后专心向学,起到了安居乐业的作用。如今抚今追昔,能不念哉,能不念哉!1978年《红楼梦学刊》的创办,我与胡文彬、周雷二兄,也是既与冯其庸先生商量,也与希凡商量。《红楼梦学刊》的创刊词是我写的,也都送请希凡和冯先生看过。就个人之间情感的牵连而言,我想当时我与希凡应该是最靠近的。他下笔为文,不肯藏锋,常常芒锐逼人,与人交则不失忠厚。

        文化部写作组后来改制为文化部政策研究室,不久又与地处恭王府的文学艺术研究机构合并,成立中国艺术研究院,政研室成为艺术研究院的一个部门,叫理论政策研究室。由于此研究室有几位写匠,文艺界领导随后又决定将其划归中国文联。我在这个机构工作的时间可是不短,所写的关于文艺思想、文学思潮和当代文学研究的文字,也以此一时间段为最多;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转向学术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没想到这时又与希凡有了新的相遇。1986年年底,他正式离开人民日报,被文化部任命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常务副院长。当时文化部部长是作家王蒙,兼艺术研究院的院长。我和王蒙相识于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主旨文件起草期间,由于他的大块文章发一篇我读一篇,对文学思想的见解亦不无针芥之合,故常有往来。这样的院长和常务副院长的组合,他们自然希望我加盟其间,对当时的文化热有所回应,筹划建立中国文化研究所和创办《中国文化》杂志。

        我是1988年6月离开中国文联,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由于成立独立的研究所需要一系列审批手续,为及早启动计划,院里决定先成立院直属的中国文化研究室。7月12日,成立中国文化研究室的文件下达,任命我为研究室主任。《中国文化》杂志很快也经文化部和出版署核准,批给正式期刊号,每年出版春季号和秋季号两期,我担任主编。聘请季羡林、张舜徽、饶宗颐、金克木、周有光、李学勤、冯其庸、王元化、王蒙、龚育之、李希凡、金耀基等为学术顾问。五年之后,经文化部批准,正式成立了以研究和传播中华文化为旨趣的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建立和《中国文化》杂志的创办,希凡是全力的支持者。2008年11月30日,我们为了纪念中国文化研究所和《中国文化》杂志的二十周年,邀集京城学界师友举行“戊子岁尾雅集”,希凡有一个发言,他说:“梦溪也经历过一些困难,他自己今天没说,特别是有一段,甚至有外边的干预。《中国文化》有很多港澳台和国外的一些学者在这里发表文章,很容易引起注意。这当然是过去的事,现在看来,《中国文化》还是中国文化,的确是中国文化,跟时下的那些东西没有一点联系。它的品格,经过二十年的考验,摆在这里了。”又说:“我不是《中国文化》的忠实读者,但是,我是忠实的支持者。我在位的时候,梦溪提出的想法,除去我不能做到的,我一概都满足了他。”他讲的真实不虚。学术研究的成果和深度,取决于个人的天赋和努力;学术事业的成就,则需要识者的友情支援。希凡和王蒙,都是我当时致力于文化事业建构的友缘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我和希凡的联系多少有些疏离。主要是我在思想文化史和学术史领域走得更远了,个案围绕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和马一浮,他没有直接的学术兴趣,我却沉迷其中,乐不知返。研究领域的重合或分途,也是朋友之间密或疏的一个因素。但我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写的总序,1997年以四个整版的篇幅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他还是通读了全文。我说太长,字又小,何必花时间。他说《中国艺术通史》也得写总序,需要看看。有意思的是,他虽是《中国文化》创刊伊始的学术顾问,我却始终没向他约过稿。他也从不以此为意。他知道我追寻的学术理念和他的文路稍异其趣。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我不再参加红学的任何会议,也是我与希凡见面减少的一个原因。但他对我个人以及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呵护与照拂,可不止一端。中国文化研究室初成立之时,地点在恭王府后楼,只有一间房,实在不敷所用。后来他经过协调,把新源里音乐研究所一栋小楼二层的整个西半部,划归我们使用,对外我们标称为新源里西一楼B座,中国文化研究所和《中国文化》杂志有了固定的办公场所,为嗣后的发展铺设了条件。所里有不小的一个学术厅,九十年代许多重要的学术研讨会和学术演讲会,包括中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何炳棣、林毓生、李欧梵、杜维明、沟口雄三等国内外大家精彩的学术演讲,都曾在这里举行。而且搬出恭王府,远离繁杂的单位中心,使我们感受到自得其乐的安宁和清净。如今中国文化研究所和《中国文化》杂志已经到了而立之岁,想起三十年的发展过程,对希凡所给予的诸多帮助,由不得心存感激。

        朋友相交,主要是缘和遇。陶渊明赞叹的“淡美初交”,我们的确如此。陶氏引以为憾的“利交岁寒”,我们未发生过。但我和希凡前后五十四年的交谊,中间又有不短的时间同处一院,中间不是没遇到过误解、分歧乃至心理情绪的不愉快,但雨过天晴,照样如初。让我愤然的事也发生过,甚至一次我摔了电话机,认为他写了不该写的文章。但第二天他给我写来一信,说“你不要生气了”。这样的朋友,你该怎样呢?无法不念他的好。他心地宽厚,能助人就助人,却从不嫉妒人。谁从他那里拿走了什么书,他总是忘得干干净净。但对故旧友好,他不忘旧。那么对“小人物”出典的不敢或忘,亦心性之本然,人情之常然,抑何怪哉,抑何怪哉。他耳朵软,心也软,不会用智。他对包括《红楼梦》在内的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当以自成一家之言说留给后世钟情此道者。我最喜欢的他的著作,是《论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他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撰写的《悲剧与挽歌》,思理畅达,文采斐然。但许多与人论争或纯是批评他人思想的文字,将会为承学之士所遗忘。

        冯其庸先生去世,我更加念念希凡了。电话也就多起来,即使身处台岛,也会不时打个电话给他。每次都发现他很好,心里不禁为之安慰。谁想这次他真的走了。蓝蓝希望我写副挽联,我想了想,写成一副:“天降人物,只瞻前不顾后,浑忘却是大是小;笔含锐芒,逢辩者即答复,又何妨心柔心宽。”

        2018年11月25日写讫于京城之东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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