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学研究”困境中的一次突围

    毫无疑问，“地域文学研究”是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而严格来讲，“地域文学研究”与一般的文学史研究又有不同，即其主要不在于以某地域的文学历史作为研究对象，而在于以成熟的区域史研究理论与方法来重新审视文学的空间构成及其演变。同样，相比后者所采取的一般的文学史梳理方式，“地域文学研究”还须运用包括来自区域史研究的“总体史”“长时段”，以及新兴的“文学地理学”在内的诸多研究方法，并通过对地域特点、空间结构及其中人地互动机制等方面的探讨来完成。

    中国学界“地域文学研究”的日趋兴盛始于20世纪80年代，并在90年代以来成为文学史研究的热点之一，相关成果层出不穷。大致与此同时，海内外学者也开始了对明代福建文学的关注。近二三十年来，关于明代福建文学的研究已取得颇为丰硕的成果。然大量研究还仅限于局部或不同侧面的探求，犹未达到系统与综合层面的深入；一些研究虽涉及明代福建文学的长时段梳理，但无论是在方法论还是具体操作，尚未突破传统的文学史研究范式而进入严格意义上的“地域文学研究”。

    陈广宏教授长期致力于明代文学与文献的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关注明代福建文学，其研究成果一直为学界所瞩目。暌违多年，陈教授重理箱箧，回到明代福建文学研究领域，推出《闽诗传统的生成——明代福建地域文学的一种历史省察》，这不仅是他二十多年来关注与思考明代福建文学的一个系统性总结，也是近来大陆学界关于“地域文学研究”的一个颇具分量的成果。

    闽诗传统生成过程的呈现

    顾名思义，“闽诗传统”指的是福建地域文学中的诗歌传统，其本质上是“该地域新的知识阶层，表现出对本地域自身文化、历史的某种自觉，而进行的一种自我塑造”（p25）。而本书的主要目的，便是探讨“明代福建地区的文人如何构建本地域的诗歌传统，这样的诉求何以会在这个时代表现得强烈起来，它对于本地域文学具有怎样的意义，对于整个明代乃至清代诗歌格局及其走向又具有怎样的作用”（p1）。

    除《序论》外，全书共四章，大致沿着严羽诗学的生成、传播及成为闽诗宗本，元至明初宗唐复古风习之流布，闽地诗学性格的瓦解与重建，以及闽中诗学传统构建这一基本脉络，为我们呈现了以明初“闽中十子”为宗主，以坚持效法盛唐诗及讲求格调声律为特点的闽诗传统的生成过程。

    自清初朱彝尊发掘出崇安“二蓝”，并将之树立为上承严羽、下启“闽中十子”的重要环节，经由四库馆臣的继续褒扬，“二蓝”在闽诗传统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确认，然二人的师法渊源却长期未彰。陈著通过对蓝氏昆友得授诗法的溯源性考察，清理出了任士林—杨载、杨载—杜本、杜本—蓝氏昆友一系诗法传承脉络，在展示元明之际宗唐诗学观念与诗风传播的一个侧面的同时，也为我们复原了一段几乎为人所遗忘、由边缘作家构成的文学史。

    再如，学界对明前期“台阁体”形成过程的探讨，长期集中在江西士人与台阁文学关系一侧。本书则着眼于“闽中十子”在永乐间的入阁经历及其在京的文学活动，论述该派诗人对“台阁体”诗风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藉此更为全面地展现明初士人如何在政治高压下参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及其文学表现的整体过程；并进而论证，在新的时代与环境下，因此派成员的文学职能与审美风致的转变，导致其早年曾有的多元、自由的个性化表现的消退，以及包括诗歌理论与创作在内的地域个性的瓦解。

    书籍史研究与出版传媒研究等新方法的介入

    本书的亮点之一，是书籍史研究与出版传媒研究等新方法的介入，具体体现在第一章对宋元之际严羽诗学传播的论述中。

    严羽的时代是中国文学生态环境发生显著变化的关节点。其时，中国文学的近世性在逐渐增强，与之同步的是印刷出版业的进一步发达。而中国文学近世性之增强，则带来文学担当者阶层的下移，造就了相当庞大的民间学诗群体，亦使得伴随印刷出版发达而来的知识、信息的下行传播得以迅速实现。所以，关于严氏诗学思想的呈现与传播的理解，亦需放在此背景下进行。

    我们知道，今见最早收录严氏近乎全部诗学著作的是魏庆之《诗人玉屑》，而严氏诗论能够为人所知及在后世取得巨大声誉，亦与其编刊密不可分。基于学界已作出的“《沧浪诗话》非严羽所编”之论，陈著通过对《诗人玉屑》的编刊方法、依据的考察，并结合严羽诗学著作之解析指出，严著之构成，实受《诗人玉屑》“分类类编”方式的影响，是前述背景下“适应印刷出版而勃兴的文献集成形构”（p49）。

    就严羽诗论而言，《诗人玉屑》等诗法汇编著作的改造兼有利弊。其弊主要在于，止乎实用性的文本改造，易造成作者诗学观点的歪曲与个性之消解，且不符合严羽的自我身份期许与文学理想。其利则在于大大促成严氏诗学主张的世俗化传播，使其突破宗族与地域的藩篱，成为更大区域内众多学诗者共享的一般知识，“而这或许正是其获得经典化的前提或过程”（p60）。

    因严羽在世时并非声名显著的人物，文献不足征，即使在今日，对其诗学著作文本的来历或本来面貌的追问，依旧很难获得版本学上的证据支撑。在这一追问过程中，面对传统文献研究手段体现出的局限，陈著借鉴书籍史研究与出版传媒研究等新方法，以继续对此问题的思考，为此类研究开拓了新思路。

    “地域文学研究”困境的针对性突围

    本书副标题为“明代福建地域文学的一种历史省察”，故从性质上说，“仍属一种断代的区域文学史研究”（p1）。而回到对“地域文学研究”机制建构的思考，我们会发现，其中明显存在着两翼：其一是形而上层面的学理观念，其二是形而下层面的具体操作。

    然而，相较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地域文学研究热”，在此机制的建构中，无论是学理性思考的不足，抑或是研究方法的单一，皆呈现出与此热度不匹配的研究景象。在此情况下，地域文学研究亦日益陷入瓶颈。

    长期以来，以人地互动关系为轴心，包括地理因素对于作家作品的作用及其机制、人之于外在地理条件的能动性以及内化、人群的流动性及区域内外的整合在内的诸多问题，已较普遍地出现，并成为研究难点。遗憾的是，这些问题虽为学界所察觉，但至今仍未得妥善解决。

    已有学者指出，地域文学研究中存在两个互相关联的侧面：一为地域间的差异性（个性色彩），二为地域之间的互动关系（共同性）。前者为许多学者所重点关注，而后者往往是学者较少关注而且也是难度较大的一个方面。针对闽诗传统的生成，陈著以为：“如果说，一种文学传统的建构，实是一种选择与阐释，取决于建构者现实的动机，而这种动机，往往又受制于其现时所体验到的文化或文学处境，那么，我们恰恰可以从该地域文人的这种自证，把握其与他地域文学竞争与交流的过程，其所关联的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P25）所以，面对前述诸多难点构成的“地域文学研究”困境，此书的撰写称得上是一次颇具针对性的突围。

    关于地域文学的近世属性，书中已有相关论证，而闽诗传统亦是“近世社会的产物”。陈著进而指出，至近世社会，“一个地域固然有其自身的文学传统，但这个传统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本来就应该是开放条件下与他地域碰撞、交流的产物”（p141）。

    南宋以来，伴随国家重心的南迁及本区域交通地位的上升，福建与周边区域的交流障碍被进一步打破，闽中文士始终通过各种渠道保持着与京师文坛的密切联系。此现象在闽籍馆臣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们既是“中央文坛主流诗学的传输者”，又是“本地域的形象代言人”。在对元明之际宗唐复古风习流布的探讨中，陈著便经由对闽地陈旅、林泉生、黄清老、张以宁等名士入阁、交游与诗歌创作等方面的考察，为我们呈现出一个馆阁与闽地文坛间多渠道交流的文学图景。

    综而言之，地域文学研究的理论建设依旧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而前述诸多问题所构成的研究困境，亦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妥善解决。然亦如书中所述，重要的是在探索实践中的建构，“一方面我们自己要能够把握想要解决什么问题的目标，一方面则应及时总结新的规律与可能性”（p24）。在笔者看来，陈著深入以“闽诗传统”为中心的文学发生现场，牢牢把握地域文学生成中参与主体的“自塑”与“互动”两大要因，不仅是对当前研究困境的一次针对性突围的操作示范，也将对此困境的进一步突破提供丰富的学理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