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校园诗人到青年法学家

    十年前，在青岛海边度假时，高中班主任周红老师联系我，希望给母校（江苏省涟水中学）80周年华诞写点庆祝性文字。那时我刚刚结束北大法学院硕士学位的攻读，准备继续读博。更关键的是，那时我还是一名“失踪”之前的校园诗人，曾自编诗集《临海听音》，所以也许确实可以写点文字。据说，伟大的诗人都是法学院逃逸的学生，而我进行的是逆向逃逸。对涟中母校，我是深怀感情的，她是我人格成熟与世界观形成的关键阶段。为了表达对母校感铭之情，在青岛海边的一个午后，我奋笔写下了百行长诗《大山与驿站》，以“大山”喻人生特定的知识与意义迷障，以“驿站”喻接力支持个人成长与知识突围的关键支撑。是的，尽管人生有许许多多的“大山”需要翻越，有千山万水需要跋涉，也有诸多的“驿站”需要感铭，但高中岁月却是第一次最为关键的“大山”之旅，也是最为铭心刻骨的“驿站”所在。恰恰，我又是一名“高四生”，因为理想而转进滞留，竟对母校有了相对他人更深切的碰撞与互动。

    不久前，孙辉校长带队拜会北京诸校友，在座者当然是有些“杰出”意味的。我颇为诚惶诚恐，不仅因为自己年资偏浅，更因为自己已经不再写诗了，甚至不再有十年前那种奋然向外、马不停蹄、俾睨天下的豪情壮志。我知道，特定的情怀是与特定的年龄及生存处境相关的。孙校长邀请我写点文字，我自然是需要答应的，但却不可能再写诗了。于母校而言，已90华诞，作为代际相承的“教育法人”，它在逻辑上是不朽的。因此，这里的90所相对的不是凡人生命的尺度，而是一种关于教育理想的长远尺度，故母校可以一直处于“青春芳华”。

    2002年9月，我进入南京大学法学院学习。南京大学是非常适合我的综合性大学。除了专业课程，我还有机会听到很多精深而前沿的跨学科讲座。本科四年，我一半多的知识以及对“法治”理想与使命的透彻理解，竟然是来自跨越文史哲、政经法的各种讲座。中国的法学界不乏才华横溢的诗人及思想家，他们的言谈举止尤其是文字和观念力量，通过讲座及公共写作传达于转型中国的多重角落。这种“法学公共性”对我吸引和启发很大，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文以载道”“学以致用”吗？

    我听讲座有个习惯，就是必须记笔记，先草记，事后再精心整理。如果有特别感兴趣的问题，讲座中又没有搞清楚但给出文献线索的，我会去图书馆查资料自主研究。我当时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幸福及有意义的知识探险过程。这种跨学科听讲及延伸学习，不会增加学分，甚至与专业课程没有直接关系，但我认为非常关键，塑造了我对更宽广之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知识的兴趣。不要小看了这种跨学科的知识兴趣，它会帮助人养成一种特别的思想气概和风度。我现在的公共写作甚至专业写作，也会时时展现这种跨学科与整全主义的思想风格。当然，身处我们这样一个技术理性主宰的精细分工时代，一个优秀的学者必须在专业槽与思想面之间求得动态平衡，否则或者“一叶障目”，或者“志大才疏”。

    本科四年，我最终以年级第四名的成绩获得保研北大法学院的资格，在2005年9月下旬经过激烈竞争通过了北大法学院的保研考试。我清晰记得，保研考试那一天，李敖先生在北大公开演讲，而第一次走进北大，绕湖徜徉之际，赫然见识“未名湖”碑，莫名地感动，认为自己最终属于这里。这也许是一种冥冥中的缘分，高三与高四错过的“北大”又在本科毕业之际来临。硕士两年，博士四年，我立足“宪法与行政法学”的专业训练及公法学思想基础的打磨，取得了学术上的较大进步。2012年7年，我博士毕业，入职北航，成为一名法学讲师。2016年7月，我晋升法学副教授。

    在“法治报国”的路上，从学术选择与布局来看，经过了一个逐步探索和聚焦的过程。这一学术方向需要进行法学与政治学的多重知识准备，也是我在学术思想上真正得以深化及体系化的关键阶段。博士论文最终在2015年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洋洋40万字。原高二（4）班举行毕业15周年师生聚会时，将我的这本书作为回报礼物赠送给参加聚会的每个老师，得到好评。这也是我颇感欣慰的一种回报形式。

    2014年—2015年，我有机会受邀赴香港大学法学院担任为期一年的高级访问学者，从事关于香港政改及基本法秩序的专题研究。这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一国两制。这是宪法学研究的一个子领域。一国两制是中国整体现代化与国际化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最具辩证法色彩、制度实用主义与改革试验精神的宪制安排。一国两制最初针对台湾问题设计，但优先适用于港澳，并具体形成了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的宪制成果。在这一领域，我坚定了国家改革开放及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看到了国家治理的弹性与智慧，看到了国家主导下的一个中国版“全球治理”样本的形成。一国两制的成功，尤其是近来提出的“粤港澳大湾区”的成功，将使世界确信，中国是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负责任大国，是全球制度公共品的正当供给者。在这一领域，我已相继出版两本专著：《香港政改观察》（香港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和《后占中治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此外，在香港回归二十周年之际，我还有幸受邀作为嘉宾做客CCTV4的回归特别节目，解析一国两制二十年的成就与智慧。

    具有现实关怀又深植法学理论根基之中的学术研究方向，对我逐步形成自身的法学思想体系有着奠基性的作用。当然，我还时时记忆并保持着高中时代历练而成的思想与写作习惯，不仅在国内诸如《人民日报》《法制日报》等主流媒体发表法学评论文章，也在诸如《南华早报》《明报》《多维CN》等开设“名家专栏”，以学识和责任感向海外解释中国道路的合理性与内在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