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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8年10月24日 星期三

    从国内高校的驻校作家制度谈起

    杨振同 《 中华读书报 》( 2018年10月24日   03 版)

        《江南》杂志第三期“非常观察”栏目谈驻校作家现象,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也能引人深思的话题。

        长期以来,高校的文学教育和文学创作基本是脱节的。文学课教师只会文学研究,不会文学创作,对具有文学创作潜质的学生不具备指导的能力,甚或明确告诉学生:中文专业是培养学生文学研究能力的不是培养学生文学创作能力的。作家余杰当年考上北大中文系时,当时的系主任就说过这样的话。这样的观点在今日的中文专业亦颇有市场。

        对教师的考评方面,文学创作作品不算学术成果,这是大多数学校的做法,政策如此,有几个有创作欲望的老师,最后也只能被压抑下去。于是,举目四望,当今中国大学的中文系或文学院,教师同时又是作家的,可谓凤毛鳞角。评教授,靠创作作品肯定是不行的,必须是学术作品。

        当然,我也注意到,阎连科、刘震云去人民大学当教授了,王安忆在复旦当教授,但都是个例,甚至是特例,不足为训的。

        中文专业如此,外文专业亦如此。文学翻译作品在外文专业或翻译专业同样备受冷落,备受歧视。本人发表出版的翻译作品约有三百万字(前两天在香港《大公报》上看到朱振武教授一篇文章,说傅雷一生译了五百多万字,就是令人钦羡不已的翻译大师了)了,就因为无省级以上课题,学术论文不够多,在副教授职位上苦熬十年以上了,至今仍为副教授。所以,我前不久曾撰文慨叹:若放在今日之中国高校,傅雷这样的翻译大师,也是一定评不上教授的。

        很多人认识不到:文学翻译既是一种特珠形式的文学创作,也具有高度的学术性。

        国外的驻校作家中很多时候是包括翻译家的,但国内似乎还没有。

        当然,变化不能说没有。比如说,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设立驻校作家制度了,文学教育和文学创作的互动频繁了;有的高校比如复旦认可王安忆的创作与学术作品具有同等地位,浙江大学去年破格给予著名翻译家郭国良教授职称,去年评教授,今年当博导……有变化,但变化不大。

        衷心希望驻校作家制度能给我国高校文学专业、外文专业及翻译专业教师考评体系带来一些变化。希望有识之士认识到,文学专业不仅仅有学术,也应该有创作,学术和创作同样重要;外文和翻译专业亦如此,翻译作品和学术作品应比肩同高,不可厚此薄彼。我们的大学需要“paperprofessors”(学术型教授),同样也需要“creativeand/or translation professors”(创作型/翻译型教授),只有这样,文学院的作家教授才会多起来,外文学院和翻译学院才会有翻译家教授,我们国家高校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才会希望,才会真正繁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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