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编辑谈屑

    《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收录民国卅年至卅五年（1941—1946年）期间梅贻琦在昆明主持国立清华大学并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务日记（内有间断以及不少缺失），由黄延复、王小宁整理，2018年5月中华书局出版。据其《出版说明》，此书原名《梅贻琦日记》，2001年4月清华大学出版社发行，此次再版“为彰显其与西南联大之特殊意义，改名《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以作为对西南联大创建八十周年之纪念，更作为对清华大学‘永远的校长’之崇敬”。

    对于梅贻琦日记的史料价值，自初版本与再版本先后发行以来，均不乏相关的评述研究文章，不必置喙，而对于两本的具体编辑工作，则不无可议处。大致说来，再版本保持了初版本的长处，并对其疑误处进行修订，但也沿袭了初版本的不足，且在修订过程中因错疑而产生一些新误，亦未充分利用新出版的史料。

    首先，所谓长处，一为保留原貌。“在整理过程中，对于一些极具体的问题，如文内某些数字的用字（用阿拉伯字还是中文字）；每条日期后面是否注以每周第几天的问题；以及某些汉字的使用习惯等等，可能会有某些昔今、前后不大一致之处，在整理中原则上悉按原文排印”，并在原文存在缺陷或者不确之处，括注其缺陷或不确，以保证文本可还原性。二为添加注释。“为了帮助读者（特别是中青年读者）理解日记内容，对于一些具体内容（主要是历史上的重要的人名、地名）由笔者略作简要的注释”，并对人名注释明确大致原则，凡与清华或联大有关联的师生从宽加注，其余相关社会人士择要加注。三为校勘文字。“手稿中笔误（包括漏字与衍文），订正者以‘（）’标出；补缺者以‘［］’标出；衍文加‘〈〉’；存疑之处标以疑问号‘？’。”

    至于所修订的疑误，有显见者，有隐伏者。前者主要集中于标点符号的调整，例如1941年3月20日“回看村中，已在阴影暮色苍茫，炊烟四起”，再版本在“阴影”之下添加逗号；1943年9月11日“五时陈席山嫁女，与张书年于云南招待所”，再版本将“嫁女”之下逗号删去，文义均更明确。后者主要表现为人名的修订，例如“张克恭”改为“张家恭”（1941年4月15日）、“梁时逢”改为“杨时逢”（1941年7月2日）、“缪思钊”改为“缪恩钊”（1941年7月11日）等等，尤见其注目之细与用力之深。

    其次，所谓不足，一为破句。例如1943年2月12日“菜为乐乡出，堂酒亦尚好”，当作“菜为乐乡出堂，酒亦尚好”。“出堂”乃谓饭馆厨师上门为客人办筵席。《成都通览》：“成都之南馆：菜可以出堂，其馆内可以招客，名曰进馆。”（成都通俗报社1909年石印本）二为误改。诸如1946年1月15日“路携陈酒半瓶，参（掺）他酒饮之仍甚清冽”，“参”“掺”为古今字，不烦改字。《曾国藩全集·家书》同治二年九月十七日：“譬之一壶酽酒，参水至四五壶，则太淡，不成酒味矣。”（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041页）三为漏校。例如1941年5月3日“为学生自治会作《青年节写给青年诸军》简词”，“诸军”当作“诸君”，文见《中央日报》（昆明）1941年5月4日第四版“五四纪念特刊”。四为缺释。例如1945年9月10日“搭萨车至两□支路投住中央图书馆”，据西泠印社拍卖之日记图录，所缺字为“浮”。《抗战时期迁都重庆之国立中央图书馆》：“时重庆定为陪都，尚无稍具规模之公共图书馆，因于二十七年十月计划建筑规模较备之图书馆，择定市区两浮支路建立本馆重庆馆厦。”（重庆档案馆藏中央图书馆1947年自撰稿）五为误注。例如1942年12月28日“资委会开理事会，推陈、翁、朱、周、俞为常务理事”，其脚注谓“或为陈立夫、翁文灏、朱家骅、周诒春、俞大维”，“周诒春”当作“周至柔”。《国防科学技术策进会理事与重要职员名单》：“常务理事：翁文灏、陈立夫、朱家骅、周至柔、俞大维。”（《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教育”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19页）

    再次，所谓错疑，原本无误，因错会其意而生疑，继而修改失当。例如1941年7月20日“武大王校长派田某来”，“武大”初版本作“川大”，再版本据7月10日“陪至文庙武汉大学文法学院及总办公处，晤王抚五校长”改为“武大”，然当日亦“晤王兆荣（前川大校长）”，则谓此人，故而再版本所改恐非是。又如1941年8月19日“晤杨子厚（燕大，山东人，工会会计长）”，“工会”初版本作“工合”，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之省称，再版本乃误改。《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史》：“1938年8月5日在汉口正式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孔祥熙任理事长，宋美龄任名誉理事长，艾黎被聘为技术顾问。……同年底，工合总会在重庆成立。……财务组长为杨子厚。”（《回忆中国工合运动》，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至于未充分利用新出版的史料，乃就《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华书局2018年版）而言。梅贻琦与郑天挺均是西南联大管理层，日记所涉人事多有重叠，两者对读，可校正史事或文字之讹。例如1942年11月15日“下午四点在家茶叙，约……二郑”，其脚注谓“二郑，其一应为郑天挺”，然郑天挺当日“大猷家午饭。饭后又约多人茶会，谈甚欢”（第628页），时在吴大猷处，当不得至梅贻琦家，注误。又如1943年2月23日“王赐与殷达夫妇餐叙”，而据《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1944年8月2日“五时半王旸、殷达夫妇约晚饭”（第881页），“王赐”当作“王旸”，曾任西南联大首届学生自治会“干事会主席”（《清华大学九十年》，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页）。又如1945年12月29日“同家人及素斐、松龄共聚”，“素斐”有时写作“愫斐”（1946年2月1日），《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1944年7月20日则谓“傅愫斐（社会，女）”（第861页），当以“愫斐”为是。

    《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是了解与研究西南联大以及相关人事的第一手史料，具有很高价值，如在文本编辑质量上再改进一下，其利用效果可能会更好。当然，以上所谈如有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