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创伤

    像好多天才作家一样，对于超验世界，马克·吐温也不是绝不相信。1878年，他就写过一篇题为《心灵电讯》的文章，谈到思想传递问题。尽管无法用科学手段证明超人的视力存在，但他却相信存在着心灵间的类似电报的通讯，不必通过电波，即能够远距离传递信息，那应该就是让好多人将信将疑的第六感官、心灵感应之类超验功能。宇宙茫茫，人类的知识永远不可能穷尽宇宙间的奥秘，简单化地粗暴地把“迷信”的封条贴到人类的未知领域，并不是科学进步，而是把科学的盲点当作了真理，并不足取。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完全相信，盲目崇信，那就是迷信了。好多江湖骗子便借此大行其道。马克·吐温还在年轻的时候，骨相学大兴，福勒和韦尔斯是这一行里的头块牌子。马克·吐温曾经让福勒亲手摸过骨相。福勒在他的头盖骨上摸到了一个窝，他说这个窝表明，马克·吐温完全没有幽默感。

    多年后，幽默大师马克·吐温已经名满天下了。在一只开往欧洲的船上，朋友给他的右手照了一张相。在伦敦，朋友把这照片送给了十二位手相术师，没有说出马克·吐温的名字，让手相术师们估价手的主人的性格。手相术师们大都没有提到过“幽默”这个字眼；只有一位说，这只手的主人完全没有幽默感。

    这是马克·吐温在他的自传里记述的事情。那些著名的手相术师，如果不看马克·吐温的手相，只读一读这双手写下的文字，就会得出正确的结论了。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马克·吐温写殡仪馆的老板，“脸活像一只火腿，见不到一丝笑容”；写玛丽·简小姐听到了好消息，非常急躁，亢奋，也挺好看，看来已经很高兴，很放心了，“好像有一个人刚把坏牙拔掉了似的”；在《赤道圈纪行》中，他写奇特的“马克·吐温俱乐部”，某某先生在那个晚上友好、坦率的气氛中，说了几句绅士式表示歉意的开场白之后，接着便说“他就是马克·吐温俱乐部，俱乐部从来只有他一个会员”；在火车车厢里，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带着四只旅行包，“他是个瘦子，他那口牙齿使他的嘴巴看上去像块没有收拾的教堂墓地”……马克·吐温的幽默是深入骨髓的幽默，并不是眼下中国流行的“段子”，让人在酒桌上即时发笑，他是要让人想一想，再会意地一笑，有时候还是苦笑，是哭笑不得，笑过之后深深地悲哀——“他常常在笑，美国文学第一次有了悲剧性的笑声。”（伯纳德·德沃特语）

    马克·吐温的幽默讽刺指向了人生、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作家。他幽默地写过只有一个会员的“马克·吐温俱乐部”，他也透露了一个讨好作家的三个万无一失的好方法：“一，告诉他，你已经读了他的一部著作；二，告诉他，你已经读过了他的全部著作；三，请求他让你拜读一下快要出版的作品原稿。”他紧接着道明这三个方法各自具备的妙用：“第一种方法表示了你对他的尊敬；第二种方法表示了你对他的景仰；第三种方法把你笔直地射到他的心窝里。”不必讳言，马克·吐温在这里讽刺的是作家的虚荣心。以洁净人类灵魂为天职的作家，他自己的灵魂又何尝不需要经常清洗呢？

    读马克·吐温的作品，不是哪一部，而是把他的作品一部一部读下来，幽默处自然随处可见；可是，你并不会随时发笑，好多时候都会感到异样的沉重。马克·吐温好多时候当然是幽默的，他的幽默有时候并不是为了惹人发笑，他是为了促人深思。马克·吐温的幽默是大幽默，是冷幽默，是冷语热肠。他会嘻笑怒骂，但他绝不胡乱调侃；他讽刺的锋芒无所不至，但他绝非玩世不恭；他会讽刺神父教士，但他却拥有虔诚的宗教情怀。读一读他《44号——神秘的外来者》中对教堂里那架管风琴的描写，木石之人也该受到深深的感染：

    不一会儿，它慢慢奏响起来，忽而轰鸣，忽而哼鸣，引得人们屏息静气，为这令人崇拜的乐音所折服，个个脸上发出心醉神迷的光彩。而我呢——我从来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如此哀切、如此甜美、如此充溢着深刻而又慰藉心灵的宗教精神。啊，它是如此幽然如梦地哼鸣、饮泣、叹息、歌唱，往复不断，缓升缓降，渐消渐隐，直至飘逸到渺茫暗淡的远方，接着又逐渐复苏归来，就这样医治着我们的创伤，抚慰着我们的悲哀，使我们一步步深入它那不可言传的平和宁静之中——然后，突然之间，它隆隆轰鸣般迸发出阵阵胜利欢呼的轰然巨响，使人惊愕得透不过气来。这时，受到尊崇的人们才鱼贯而入！此刻，你就会相信，所有世俗的想法，所有粗鄙的念头，都从这儿消隐；你会相信，这些被振奋起精神、充满着向往的灵魂，就像花园一样渴求着能哺育硕果的真理雨露，并准备当珍宝一样收藏起来，珍惜节俭地使用。

    这样的述写，使我们几乎忘记了它是出自幽默大师的笔下了。其实，这就是伟大作家才会具有的广阔胸怀，多副笔墨。有这样易感易触的热烈情怀，必要的时候，才会掷出幽默讽刺的匕首投枪。读马克·吐温上引的这段管风琴乐音的描写，让人把白居易的《琵琶行》想起来了。白居易的琵琶乐音引发的是人情感怀，世事苍凉；马克·吐温由管风琴乐音激起的是宗教情怀，灵魂升华。“江洲司马青衫湿”与“渴求着能哺育出硕果的真理雨露”，有联系，又有区别。

    马克·吐温自然也有个人的身世感怀，青衫濡湿。他的《自传》从1835年他出生写起，写到他的爱女吉恩1909年12月去世，时间跨度七十四年，距离马克·吐温逝世只剩下了三四个月，其间该会有多少人生酸楚，颠沛跌荡！《自传》完成之后，他一再叮嘱，在他生前不得问世。他还曾说：“我希望，这个自传在我死后发表以后，能成为将来所有传记的典范。”马克·吐温对《自传》的重视于此可见。自传到底应该怎么写？像歌德的《诗与真》那样，还是像卢梭的《忏悔录》那样？恐怕不能一概而论。无论怎样，最紧要的一点，还是不能失真，要真实地再现自己。读者不希望在你的自传中读到一个粉饰的自诩膨胀的传主。像卢梭那样，写一些“可爱的缺点和过错”，已经很不错了。最要不得的是颠倒黑白，把丑的写成美的，那就是真真切切的“欺世盗名”了。

    在《自传》中，马克·吐温写到“一个天才难于发现他自己，也往往难于被亲友所发现”，他应该是有些“自况”意味的。这样的自况，无论如何，也与那些自封自吹的所谓“天才”作了严格的区别。《自传》的第三十九章到第四十一章，是写他女儿苏西的章节，那几章不仅写出了一个聪慧可爱的女儿，也写出了一个慈爱的父亲对女儿深深的爱。即便在这种写爱女的段落中，马克·吐温也会随时吐露他的睿智灼见：“在这世界上，真正的惩罚，严厉的惩罚，永久的惩罚，总是落到不该受到惩罚的人身上。”这让人又一次想起了他的宣称：“我总是在布道。”哪一个好的作家不是在布道呢？与马克·吐温同处一个时代的托尔斯泰，也在布道，在忧郁的俄罗斯土地上布道。好的文学都是布道，布人间正道。

    好的作家，好的文学深深的悲哀却在于，他们的布道往往并不能为人所接受。马克·吐温曾经按照朋友介绍，带着自己的书稿，去卡尔顿公司谋求出版。他有幸见到了卡尔顿本人。卡尔顿气派地把手一挥，指着整个房间说：“每个架子上都堆满了等待出版的书，我还要书吗？请原谅，我不需要了，再见。”就是这么简单。马克·吐温遭受的冷遇还算好的，他总还能见到握有生杀大权的出版公司老板本人。过去了二十一年之后，卡尔顿再次见到马克·吐温，说：“我主要是个无名之辈，不过我有一些荣誉使我有资格不朽——也就是说：我曾拒绝了你的书，而凭了这一点，我成了19世纪的头等蠢驴，没有谁能跟我竞争。”

    “蠢驴”也是分层次的，由于位列“头等”，卡尔顿还保有了可贵的坦诚，坦诚后边毕竟有几分歉疚之心。人能够怀有歉疚之心，就有进步的可能，他即便做过头等蠢事，他也是可以原谅的。失去了歉疚之心，那就沦入“蠢驴”的泥坑中打滚儿，不得起身了。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失去了歉疚之心，不管曾经做过多少蠢事，不管曾经犯下了什么样的罪过，都不会歉疚，都不忏悔，那就不可救药，万劫不复了。

    美国在对待马克·吐温的态度上，就犯下过“蠢驴”一样的错误；直到马克·吐温写这部《自传》的时候，也没有纠正。美国的大学，每年把总数达两百五十个名誉学位，授予不足道或昙花一现的人物——那些在十年中便会消声匿迹永远不为人知的人物——却没有一个学位是授给马克·吐温的。马克·吐温坦承这是他的一处秘密创伤，叫他每年难受一次。还好，牛津大学医治了马克·吐温的这处秘密创伤，要授予他一个荣誉学位，邀请他到牛津去。这时候是1907年的5月，马克·吐温的生命只剩下了3年。年过古稀的马克·吐温毫不掩饰自己高兴的心情，用他特有的幽默语气不无自嘲地说：

    “我对一个新的学位，像孩子一般地喜欢，就如同一个印度安人喜欢一张头皮一样。印第安人不掩饰他的喜悦，我也不掩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