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三松堂全集》之外的冯友兰佚文

    冯友兰先生与民国时期的国立清华大学渊源颇深，他曾任国立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哲学系主任，并代理过清华校务，因此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4卷“教育文集”，便大部分是关于国立清华大学的公文、随笔教育等文章。《三松堂全集》编者采辑《教育文集》诸文的文献来源，有《国立清华大学校刊》《清华周刊》《清华副刊》《北京大学日刊》《心声》《现代评论》《现代青年》《申报》等民国刊物，并据《清华大学校史选编》《清华大学史料选辑》以及清华大学档案馆所藏原件等资料补遗，且对诸文进行了编年，眉目颇为清朗。

    笔者近日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读到一本民国二十年五月刊行的《国立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刊》（潘如澍主编，国立清华大学民国二十年五月版），其中载有冯友兰《清华二十周年纪念感言》及《哲学系概况》二文，《哲学系概况》又刊于《清华周刊》第三十五卷第十一、十二期合刊，《三松堂全集》编者据以编入。而《清华二十周年纪念感言》一文不见他处刊载，《三松堂全集》编者未参考《国立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刊》一书，遂致此文失收，今依原本整理如下（本书是汇编之册，所以每文单独标示页码）：

    与中华民国同庚的清华，今年过他的二十周年了。清华是中国的一部分，清华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中国近几十年的历史，若以中国人对外人的态度之变化为标准，可分为三时期。在第一时期，中国人过于轻视外国人，看他们如鬼，所以称之谓“洋鬼子”。在第二时期，中国人过于重视外国人，把他们的地位，从九渊之下，抬到九天之上；不看他们如鬼，而看他们如神。在第三时期，也就是近十几年来，我们也不看他们如鬼，也不看他们如神，我们知道他们是“人”，是同我们一样的“人”。譬如吃外国饭罢，在第一时期，中国人称他为“番菜”，在第二时期，中国人称他为“大菜”。现在我们既不见其“番”，亦不见其“大”。我们只称他为“西餐”。

    清华的产生，与义和拳之乱，有很大的关系。清华的款项，是美国第一次退还的庚子赔款。原来清华园的旧主人，也是赞助义和拳的。因为义和拳失败，所以他的园子被收入官，后来即拨为清华的校址。这个时候正是上述之第二期。中国人之义和拳的勇气消失了。中国人完全改称“番菜”为“大菜”了。清华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只就形式上看，就可以知道了。清华园原有的中国艺术毁坏了。山也平了，湖也填了，只留一部分旧式房子作为不被重视的国文教员的住宅。中国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价值了！中国民族原有的创造力似乎灭亡了！中国民族原有的自信心似乎消失了！

    然而在这第二时期中第三时期的根芽已经在生长了。中国的历史的哲学及海格尔的历史哲学，在这一点是不错的。近十几年来，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已入于上述之第三时期。我们试把清华的邻居燕京的形式，与清华一比，我们便可知他们所代表之时代精神，是绝不相同的。燕京的校舍，一方面完全有近代的设备，一方面，他的建筑却是中国式的。他们保存了旧日的湖，他们保存了旧日的山，他们保存了旧日的园林艺术。这是上述第三期的时代精神的表现。

    上述第二时期的清华到了第三时期，虽然也曾竭力的前进，如改立大学设置研究院之类，然而他究竟是随顺潮流，而非领导潮流。他对于时代精神之关系，是被动的而非主动的。在这一点，我们也不必“为亲者讳”。

    但是清华，仗着他的种种优越凭借，他是要一鸣惊人的。让我们叫他负他所应负的使命，叫他代表中国民族的自信心，叫他表现中国民族的创造力。二十年前的清华，就算是时势所造的英雄，以后的清华，让我们叫他是个英雄能造时势。

    四月十六日

    按：《国立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刊》的编纂，相当精审，装帧设计也颇典雅。二十周年，在时间节点上很具纪念意义，正如吴南轩在《序言》中所谓“古者男子年二十，遂举行冠礼，谓其长大成人。……吾校由附属而独立，由独立而稳定，稳定之后，适届廿周。”册前影印当时政要名流的贺词，如蒋中正“亲爱精诚”、张学良“道畅风流”、叶恭绰“蜚英腾茂”等，亦可见当时的重视程度。册中从各个方面介绍学校二十年发展的状况，而重中之重便是当时清华教授及学生的纪念文章，陈寅恪先生的《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便载于其中。

    《清华二十周年纪念感言》一文将国立清华大学的历史，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与对外人认知的三个阶段相联系，既有反思，亦有期待。文中通过燕京大学与清华园建筑风格的对比，来探析国人民族自信的变化，颇具见识。本文的诸多叙述，可与《清华的回顾与前瞻》（1948，《三松堂全集》，第14册）一文参读，后文着重提出无论政治环境如何，皆应争取学术独立的学术传统，颇与其好友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理念相合。

    也许是由于行政职务所需，冯友兰曾写过数篇清华周年纪念文章，《三松堂全集》据《清华副刊》收录《清华二十五周年纪念》（1936）一文，据《清华周刊》收录《清华二十六周年纪念感言》（1937）一文，两文撰写的年代，乾撼坤岌，山雨欲来，故文中除了一以贯之的对清华诸不足的反思而外，也多了救亡图存的呼吁。加上本文新补的二十周年纪念一文，更加清晰地勾勒出了冯友兰先生与国立清华大学的关系，对于考证冯友兰生平及教育思想也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