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译林的半世书缘

    经过多方努力，1988年6月2日，新闻出版署终于批复，同意成立译林出版社，当年10月，我出任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建社时只有16人，家底很穷。尽管经济实力薄弱，但我们还是发扬办《译林》杂志那种不断创新、敢为人先的传统精神，在困难的条件下，在翻译出版界创造了好多项属于首创的业绩。其中的成功或挫折，都留下了可贵的经验。

    名著通俗两头抓

    建社后，我们确立了名著与通俗两头抓的出书路子。考虑到译林杂志靠通俗起家，译林出版社也要维持这个特色。我们加强收集西方当代畅销书的信息，大胆买进版权。那时我国刚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出版界有些人还不习惯或舍不得向外买版权。而我觉得，今后出版实力之争，就是拥有版权之争。为此，一方面向省出版总社申请设立“外国版权基金”，争取获得经济资助。另一方面敢为人先，第一个“吃螃蟹”。下定决心，积极购买外国版权。由于我们出手早，信誉好，像《沉黙的羔羊》的版税率一开始才3%，每本预付金不超过1000美元。

    经过努力，当时英美最流行的畅销书，其版权几乎大部分被译林买下。我们又发挥独有的刊与书连用优势，推出一套“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形成刊、书互补特色，以至市场上流传：“想看外国畅销小说，就去买译林版的说法。”保住通俗这一块，我们不忘抓名著，随之又推出“译林世界文学精品丛书”“译林外国漫画系列”等，从而扩大了译林的声誉。

    积极“走出去”

    规定译林社出书范围的头一条，就是外文图书，这一点我一直记在心里。我更明白，作为专业翻译出版社，无疑要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作更多的贡献。对外引进，译林已做了不少，建社后必须考虑开展对外输出的工作。

    怎么做？我想先从相对容易的中英文对照的画册做起。正好得知中山陵管理处为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有意策划出版一本孙中山画册，我觉得若把它配上英文解释，更有助于吸引海外读者，尤其是众多华裔和华侨。于是找中山陵管理处寻求合作，双方达成协议，他们选照片，提供中文解释；我们负责图片编辑、中文英译、出版和发行。这本取名《中华之光》的画册，出版后国内反响挺好，我们还会同“民革”中央，在北京举办了这本画册的出版座谈会。至于外销，当时是通过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对外发行，虽然数量不大，但毕竟是译林社图书“走出去”可喜的第一步。

    接着我们同美国斯通·沃尔出版社，合作出版了英文本《拯救白鳍豚》。这是第一次由美方负责向世界发行的译林版英文书，既推动了图书走出国门，又为拯救濒危动物作了贡献。此后，我们又组织出版了中英文对照的紫砂壶画册《茗壸竞艳》和《苏州园林》，以及《边城》《老舍文选》《中美关系十年》等多种英文本外向书，为较早地推动图书“走出去”，作了一定的贡献。

    译林社1990年率先翻译出版法国极负盛誉的文学名著《追忆似水年华》，获得双效俱佳的效果之后，我就把目标瞄准现代世界名著《尤利西斯》。有关出版该书的报道已经很多了，我无意重复。

    外国文学学术建设

    译林社在介绍外国文学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出版外国文学学术图书，有些甚至不惜亏本出版。例如早在对外开放初期，我们就分国别翻译出版了英国、美国、法国、苏联及阿拉伯文学词典，接着出版的有：《1949年后外国文学作品出版目录》《20世纪外国文学大词典》《英国诗史》《英美荒诞派戏剧研究》《翻译学概论》《文学翻译批评研究》《日本近代文学思想史》等等。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策划编写《20世纪外国文学史》。该书一改传统，按国别写史的方法，改为按不同时期，纵向分析世界各国文学的发展。因为具有创新意义，所以被列入中国社科院“十二五重点科研规划”，出版后深受好评，荣获国家和地方多项优秀图书奖，为译林社赢得了荣誉。我虽然因为退休没有参与到底，但我策划出版了这个选题，并参与了它前期的许多工作，这都成为我出版生涯中难忘的记忆。

    英语教辅壮大经济实力

    建设译林版图书品牌，初见成效，但全社经济实力依然薄弱。那么，增收的出路在哪里？要想加快壮大全社经济实力，在现实出版环境下，必须争抢教育图书这块“蛋糕”。这时我想到，译林靠翻译起家，具有英语作者资源的优势。眼看做教材教辅出版的都很红火，我们也应该涉足英语教材这个领域。于是，约请南京师大和苏州大学的英语教师，编写出初一英语课本，经送审通过，并说通南通市采用。

    同时，我们还会同教育部门，开发初中英语教辅读物，尽管品种很少，但对改善社里经济状况的贡献不小。为此，我决定充实英语教材的编辑力量，扩大对译林版英语教材的宣传力度，力争使其增量、配套、系列化。我在卸任社长兼总编职务时，还一再叮嘱我的继任者，务必牢牢抓住英语课本和教辅的出版。

    经过多年的努力，如今译林版英语教材，在完成初中三个年级编写与出版的基础上，又与香港牛津出版社合作，推出译林版牛津小学英语，覆盖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全套课本。这套课本相对更符合江苏省英语教学的要求，推广后很受英语教师欢迎。接着社里又约请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多位英语教授，比较其他课本的优劣，编写出与译林版初中英语课本相衔接的高中英语课本，成功实现译林版英语教材，从初小到高中的系列化，同时还出版与课本配套的教辅读物和音像制品。目前译林版中小学英语课本，不仅在江苏全省覆盖使用，还有部分省外学校也加入了使用队伍。随着数字出版和多媒体的发展，译林社又注重开发识图、有声、动漫式等数字化英语教育类产品，并延伸到英语培训。我欣喜地看到，译林版英语教材，在推陈出新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成为支撑和壮大译林社经济的重要来源。

    勤搞活动，增强社会影响力

    我是半路出家搞出版，在文艺、翻译、出版界人脉又少。为了扩大《译林》影响，也为了多结交一些不同层次的朋友，所以我一开始就抱着不避麻烦、多搞活动的思想。先后举办了英语和日语翻译比赛；召开座谈会为查良铮（穆旦）学术平反；劝说戈宝权先生向江苏捐赠藏书，并设立“戈宝权文学翻译奖”等。除此以外，还抓住机会，组织多种形式的聚会，交流信息，积累人气。在八九十年代，仅我在职期间，《译林》杂志和译林社，每年至少都要举办或合办一项活动。

    比如，1980年在无锡，《钟山》《译林》创刊作者座谈会；1981年在扬州，《译林》编委扩大会；1982年在连云港，《钟山》《译林》作者译者联谊会；1983年在苏州，英语翻译比赛决审暨《译林》编委扩大会；1984年在无锡，翻译出版信息交流会；1985年在南京，承办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年会暨《译林》创刊15周年纪念会；1986年在杭州，《译林》中青年译者笔会，在镇江，承办文化部出版局召开的翻译出版座谈会；1987年在南京，岛崎藤村翻译和阅读奖颁奖会暨岛崎作品研讨会，在成都，与川大合办外国现代小说创作技巧讨论会；1988年在南京，译林版外国名家诗歌推介会、戈宝权荣获苏联国家勋章祝贺会，在北京，穆旦学术讨论会；1989年在珠海，成立外国文学出版研究会筹备会议；1990年在南京，《古兰经》出版座谈会，首届戈宝权文学翻译奖颁奖会暨《译林》笔会，在北京，与《中国新闻出版报》联合举办外国通俗文学座谈会等。

    举办这么多的活动，当然要付出精力和财力。但是，的确达到了多交朋友和宣传译林的目的。这样做，再麻烦也值得。再说到同行关系。人们常说同行是冤家，其实我觉得，同行之间既是竞争者，又应该是合作伙伴。为了提升译林社的声誉，我一直乐意为同行做点服务，有两件事受到同行欢迎。

    一是倡议成立外国文学出版行业社团。我首先向两位老大哥——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领导汇报请教，得到赞同，又征询湖南、广东、广西、浙江等文艺出版社，也获得支持。于是，我起草章程，正式向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申请成立“外国文学出版研究会”。经过多方联络筹备，1990年7月，在桂林召开全国外国文学出版工作会议之际，研究会正式宣布成立。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秦顺新当选为会长，我被推举为副会长兼任秘书长，秘书处设在译林社。这个社团不收会费，办公费用全由译林社负担，不仅开展行业交流活动，还组团赴日本与美国参访。我退休后因被社里返聘，所以还继续留任秘书长，直到2008年研究会被并入“中国版协文艺出版委员会”为止。

    二是受新闻出版署委托，研究会承办了六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评奖活动，使许多优秀的译作、敬业的译者和辛勤的责编，有更多受表彰的机会。译林社在上述活动中的付出，受到了中国版协及业内人士的好评，在行业中的声望，也因此提升。

    积极为行业服务这种观念，在我卸任退休后还依然保存。影响较大的，就属我策划、组织的对“开放翻译家”的宣传。改革开放初期，袁可嘉、董乐山等一批思想敏锐的翻译家，积极译介当今世界的新思潮，特别是西方流行的文学流派，对推动思想界的对外开放起了积极作用，我把这些人称之为“开放翻译家”，并觉得有必要宣传弘扬他们的事迹。随后我与《中华读书报》时任总编辑庄建女士合作，在该报开设介绍“开放翻译家”专栏。我负责选人物、定流派、组稿和初期编辑，再送报社终审定稿。自2005年2月16日起，至8月3日结束，在历时近半年的时间里，“人物谱”专栏，介绍了董乐山、施咸荣、梅绍武、傅惟慈、袁可嘉、柳鸣九、郭宏安、叶廷芳、刘习良、吕同六等10位不同语种的翻译家。“流派走廊”专栏，则介绍了意识流、黑色幽默、荒诞派戏剧、先锋派等10种文学流派与文学现象。专栏开办时，我发表了导言《开放翻译家：一项思想文化资源》，专栏结束时，又发表了结束语《翻译也要重视导向》。上述两个专栏的文章，很受读者的关注，为我国当代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史，增添了有价值的史料，我也为自己在其中略尽微力而感到欣慰。

    再看“译林现象”

    如今译林社的领导团队，思想解放，适应市场经济，从体制、机制到运作模式，都勇于迈出改革的大步，在出版品牌、内容创新、资源聚合、文化影响、营销能力等多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取得转型的可喜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指导思想上，坚守政治担当和文化责任感，把好出版导向，坚持出版创新，持续强化译林品牌影响力。抓住纸质出版和数字出版两翼，加大优质资源的集聚力度，在积极传播文化科学知识的同时，实现国有资产持续保值增值。

    二、在保持译林文学名著市场优势的同时，丰富选题结构，突出重点产品线，打造出多个新品牌系列。如“人文与社会译丛”，起初毫无影响，也不盈利。他们并不放弃，本着书目更精、译文更优的目标，持之以恒，至今已出书上百种，引进了一大批外国新潮的学术专著，在理论研究界有很好的口碑，成为译林版双效书的又一品牌。又如“传记译林”，因为译林买版权有优势，所以推出的人物传记，既有外国政要，也有球星明星，还有商界大咖，具有“独家报道”的优势，销路都很好。近些年，开发以吴念真、格非作品为代表的华语原创文学产品线，也受到好评。

    三、利用资本力量，做好内容产业链的延伸拓展。近些年发挥内容资源优势，开发衍生产品，注重立体出版。以饶雪漫品牌为核心的青春图书系列，4年中有多种当年销量都在10万册以上。投资出品的电影《左耳》，票房近5亿，取得当年江苏出产电影最高票房的好成绩。打造“凤凰机器人”素质教育培训项目的成功，已引起资本市场的关注。江苏译林教育管理咨询公司，还被江苏省委宣传部、科技厅、文化厅、新闻出版广电局，共同评定为“江苏省重点文化科技企业”。

    四、落实组织裂变，优化运营机制。针对行业市场的变化，结合自身业务发展需要，对机构设置进行重大调整。改变了以往单一的出版图书编辑室运作模式，建立两分社（基础教育分社、期刊分社）五中心（文学出版中心、人文社科出版中心、新知出版中心、文博出版中心、上海出版中心）的新结构，有效推进了各个图书品种板块的专业化和精细化运作。

    五、发扬“工匠精神”，提高出版质量。以制度落实精益求精的传统。一方面完善《书稿审校制度》《图书质量管理规程》《审读工作管理办法》等条例，构建多级印前审读的质量保障体系，优化《精品出版项目绩效考核办法》等奖励激励机制；另一方面强化编辑人员素质的提高，建立新老编辑“一对一编辑导师制”，抓好编辑尤其是青年编辑的技能培训。

    六、充分运用互联网等新媒体，构建译林官网、微博、微信、豆瓣、译林贴吧、译林淘宝旗舰店等新媒体平台，加强相互间的联动。目前译林官方微博，是国内出版机构中粉丝数突破100万的惟一官微。译林微信公众号（yil⁃inpress），正成为精品优质阅读号的一个品牌，2016年入选首届“大众喜爱的50个阅读微信公众号”。

    当然，译林社的发展，也缘于《译林》杂志带来的品牌效应。“译林”这两个字，在不少人心目中，已成为一种优质翻译的符号。同时，及时研判市场动态，注重图书营销和渠道建设。加强线上网店与线下地面店的互动协作，运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开展多渠道营销，把发行渠道分细、选精、做优，完善少印、勤添、快回款、减库存的营销流程，实现读者号召力向实际购买力的转变。

    1989年，译林社建社头一年，仅实现利润4.89万元，人均创利只有3000元。2015年，译林社盈利4800余万元，人均创利高达36万元。建社26年，全社盈利增长一千倍，年均增长40倍，译林社连续7年位列全国文艺出版社总体经济规模第1名。在当前图书市场不景气，不少出版社经营均现困难的环境下，译林社通过上述改革措施，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景端著《我与译林——半生书缘一世情》，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为编辑选编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