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毅仁离任《纽约书评》主编
任仅仅一年，旅美荷兰作家和东方学家马毅仁（IanBuruma，伊恩·布鲁马）就在风暴中离开了知识界名刊《纽约书评》主编的职位。该刊将于10月11日以“阳衰”（TheFallofMen）为题，刊发三篇一组的封面文章，因此广受批评。该专题包括加拿大作家和前加广主持人吉安·戈梅西（JianGhomeshi）所写的自辩文。
（详见4版）
向哲濬检察官在东京审判中表现“懦弱”吗
裘先生在东京审判的开始阶段是向哲濬检察官的秘书，后因故回国。文革结束后，裘老得展长才，先后参与审判林江集团与起草香港基本法等重要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起，他接受采访，多次忆及东京审判的往事。因时隔久远，这些回忆颇多误差，尤其是涉及向哲濬检察官的部分，其错失更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如称“向检察官怯于水平问题”不愿出庭，“向按了国民政府指令，表示反对出庭”，理由虽然不同，不出庭的结果则并无二致，裘先生因此不得已成了“第一个在国际法庭亮相的中国检察官”。
（详见9版）
三国如何演义
确实，不能简单地将《三国演义》定义为文学作品，应该说这是一种跨界的叙事文本，或许可以说是带有文学性质的普及版三国编年史。鲁迅批评《三国演义》“实多虚少”和“描写过实”，就是说它不大像小说。鲁迅辨析宋代“说话”的若干分类，简约地归纳为“讲史之体”与“小说之体”两种体式——从根上说它们本来就是两路。南宋钱塘人吴自牧记述当日临安市井“说话”概况，关于“讲史书者”有此具体说明：“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毫无疑问，《三国演义》正是这路数。不过，考虑到叙述方便，我在自己的文章里还是按从众原则将《三国演义》称作小说或讲史小说；不仅是作为区分史家叙事的一种标识，而且我并不否认这部作品的文学要素。
（详见13版）
余中先：一个高产、广博而纯粹的大翻译家
余中先是个纯粹的人。他的翻译是纯粹的，没什么功利心；最早的翻译仅仅希望能“填补空白”，国内几乎无人翻译的法国大作家，奈瓦尔、克洛岱尔、吉罗杜……译完就放入抽屉，它们接下来的命运如何，似乎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此后，他又专门选新小说作家的作品来翻译，多半也是因为趣味相投。他唯一认准的，是翻译要与自己的研究或教学相结合，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原著，把握作者的风格、作品的特点。粗略一数，余中先的主要学术成果目录上，统计了百十种译著。即使包含一些重版，也是了不起的成就。也许恰恰是他的不慕虚名和超脱自如，反而得到了命运之神的眷顾。在几十年持之以恒的文学翻译之后，2018年8月，余中先翻译的《潜》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详见1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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