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说文笔与文体

    张继红先生，是我近年来几本书的“掮客”。也不知道，这个词儿用得对也不对，我是想说，我的几本书，《张颔传》《我比前贤路已宽》等，都是他手里出的。再就是，我的书没那么好，经他这么一包装，居然也还说得过去。

    忽一日，继红先生跟我说，薛勇的《最后的鲁班》一书，他什么都弄好了，即将出版，看我能不能写点什么。对这种事，我向来的态度是，能不写就不写，不能不写的，就痛快答应，甭说多余的话。见我答应了，他说，薛勇也有这个意思。

    我一听，马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薛勇图的不是，我对他的作品有怎样高的评价，是念旧，想在他的书上，留下一点我的印记。

    对坦荡的人，你也得坦荡些。在山西，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地域偏见，我得承认，我是有的。我是晋南人，偏向晋南，自不必说，晋东南占了一个南字，也颇具好感。吕梁、晋中，无所谓好不好，独独对晋北，怎么也敬重不起来。那边人说话，鼻音重，囊囊的，听着就不舒服。虽说我也知道，大同乃山西之重镇，代州自古就是文风兴盛之地。偏见就是偏见，没有道理可言。能说清道理，就不是偏见了。

    让我改变这一看法的第一人，是薛勇。

    本世纪初，有那么几年，我主持《山西文学》的编务，副手之一，是一位叫鲁顺民的青年作家。似乎苍天有眼，偏偏在我这个晋南人身边安插了个晋北人。晋北三地，从南往北，忻州、朔州、大同，顺民是朔州人，居中，似乎跟忻州这边的人，交往更多些。某日，拿来一篇散文，试探地说，你看看，好着哩。他知道我的德行，若一开口就说好，多半会反感。我是有偏见，还没有到“执”的程度，看了说，不错，文字好，有意境。还说，这么好的文字，先前怎么不见多写。顺民是怎么回答的，已记不清了。想来不外是，这主儿轻易不下笔，若下笔，就没有差的。很快就发了，就是这个集子里，做了书名的这篇。

    转眼到了2006年，我已年近花甲，要退休了，刊物是公家的，退就退了，本没有可留恋的，毕竟是个人，还是想留下点什么的，于是便举办了一次颁奖活动。意在表彰，这些年擢拔起来的新作者。选出的优秀作家里，就有一个是薛勇，初选是跟顺民商量的，想来也是他提出的。获奖作品嘛，仍是那篇《最后的鲁班》。

    这次写序，拖拖拉拉，将书稿看了一遍。还是原先的感觉，文字好，有意境。只是不会再问谁，这么好的文字，怎么不见多写。在我看来，一个写散文的作家，写这么多，已然不能算少了。

    薛勇的文字，该说文笔，典雅，又能放得开，见才气，也见情趣。在山西，属于我看得上眼的那种。甚至想过，这样的文笔，写散文，是可惜了。文笔与文体，有种奇妙的关系，并非般配才好，有时相悖，反而会有一种特别的效应。汪曾祺的文笔，更贴近散文，他的小说，好多也像是散文，若说是散文，就平淡无奇了，偏偏都说是小说，就不一样了。还有史铁生，某年有篇东西寄给《上海文学》，编辑看了，都说是散文，可他力主是小说，只好按小说发了，出来竟人人叫绝。这两位，或许只是极端的例子，不是人人都可以这样乖张的。

    《最后的鲁班》里，写新媳妇磨面的那篇（《磨房驴事》），放到小说里，作为一个情节，再好不过。就是写雨天，与女同学相随回县城的那篇（《打碎了青花瓷》），从情节到文字，都是绝妙的小说构件。可以用作一场喜剧的起因，也可能用作一场悲剧的收束。搁在散文里，成了主体，就稀松平常了。

    这个年纪了，说什么都晚了，我只能说，有这样的散文，在山西文坛上，要算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