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病人》的经典化之路

    2018年7月8日“金布克奖”的揭晓，又让人们想起了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英国病人”的形象。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北部山区的废墟中，当地人发现了一个已经全身烧伤、面目全非的伤员。因为他丧失了记忆，又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物品，只能根据口音，被称为“英国病人”。这个形象可能最先让人们想起的是1996年11月6日在美国上映，并囊获9项奥斯卡大奖的电影《英国病人》（TheEng⁃lishPatient）。这一世界电影史上不朽的经典影片改编自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杰（MichaelOndaatje）的同名小说。原作《英国病人》作为一部宏大而又精致的史诗小说一举摘得了英国小说的最高奖项——布克奖（1992），又于26年后，被评为布克文学奖历史最佳小说，获“金布克奖”的殊荣。

    《英国病人》的故事场景是在北非沙漠、开罗和一所意大利的废弃的别墅里来回切换的，时间跨度则是从1930年到1945年之间。除了“英国病人”阿尔马希之外，故事中的其他人物主要有：盟军医院法籍加拿大护士汉娜、印度锡克族工兵基普、由小偷转变为英国间谍的卡拉瓦乔，以及一对英国新婚夫妇克里夫顿和凯瑟琳。这些人物的淡出淡入，演绎了《英国病人》这个浪漫迷离、底蕴丰富、引人入胜的故事。以个人阅读性为典型特点的小说经由精彩的演技、精美的摄制、精心的剪辑，转化为带有大众普及性特征的电影。正如翁达杰自己所说的，已故著名编导安东尼·明格拉（AnthonyMinghella）的影片帮助他获得了大奖。显而易见，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构成了《英国病人》经典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那么这部情节十分复杂的作品，在小说和电影之间，是如何实现生成与传播的经典化过程的呢？

    艺术审美与思想主题中的“崇高”升华

    原著《英国病人》是一部十分细腻的诗化小说，随处可见动人心弦的抒情，极富感染力地表达了“创伤”——这一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最热衷的主题之一，堪称一部公认的时代力作。作家翁达杰以准确唯美的笔触、非凡大胆的想象力及纯熟巧妙的表现力，营造出了引人入胜的小说情境。有着“如烟似幻的诗作”之称的原著小说，用引经据典的方式，凸显了人物、暗示了主题。比如，英国诗人弥尔顿的《失乐园》就被挪用，以表达阿尔马希在对有夫之妇凯瑟琳的一见钟情和“背叛”友情与道德之间的矛盾心理。同时，这样也使得作品带有了经典普遍具有的“历史感”和“传统感”。

    传统和现代之维的审美力

    经典的生成是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中展开的、持续不断的传播与被接受的过程，更是多方面影响的结果：“这些影响包含心理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因素，但是其核心是审美的。”自19世纪末，卢米埃尔兄弟发明了电影之后，这种新兴的影像记录和传播技术使社会话语系统和传播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进而对经典的生成和传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超越了小说文字的“娴熟的形象语言、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等表现的传统的审美力。明格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小说的内容与风格，但是为了以电影的形式完美展现作品的美学价值和人文意义，他对原著做了大量的修改，使得复杂独特的叙事结构以超越文字的效果迸发出更迷人的艺术魅力，于是故事主题不断深化，情节更加饱满立体，给予观众强烈的观赏快感，推动作品从符号艺术走向声音和光线的艺术，加速了《英国病人》经典化的实现。

    电影一改原著小说以探究“英国病人”阿尔马希的真实身份为主线，以凸显女主人公汉娜的成长为主题的传统线性叙事模式；而让有夫之妇凯瑟琳取代汉娜成为影片的女主角，与阿尔马希演绎了一场跨越国界与道德的战火爱情；并将原著中另一条平行的线索——汉娜和基普的爱情降为副线：这一切构成了明显的、有层次的网状立体叙事结构，使得原著中本就被讲述得浪漫迷离、似幻似真的阿尔马希和凯瑟琳之间的有违道德的爱情故事，在电影时空交错的手法中，通过深沉细腻的光影，释放出更加夺目的光芒，激发观众思考其中蕴含的深层人性。影片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女主人公凯瑟琳的爱情与死亡：用动情的音乐烘托了她和阿尔马希之间的浪漫爱情，用凄美动人的场景烘托了她的死。电影利用视觉和声音效果，超越了小说的文学性，凸显了文化意义，使得观众更深入地感受到作品蕴含的深层美，进而扩展了《英国病人》的影响，播散了其中的人文价值，激起受众对原著小说中隐含的人性和生命的崇高性的思考。

    忠诚与背叛之间的是非观

   自古罗马的朗加努斯开创以“崇高美”为评价艺术作品的普遍的永恒的标准以来，西方美学普遍认为“崇高”的经典之作一定具有“伟大庄严的思想”和“强烈而真挚的情感”。男主人公“英国病人”因爱情而激发出的硬汉般的坚强和勇气还真可谓是“伟大而真挚”的。匈牙利伯爵阿尔马希被派到北非沙漠执行测绘地图的任务，与同事兼好友克里夫顿的妻子凯瑟琳相爱，却因道德的屏障而分手。但克里夫顿仍要与妻子和情敌同归于尽，而结果却是自己命丧黄泉、凯瑟琳身受重伤。躲过一劫的阿尔马希将深爱的人安置到山洞，并承诺一定会找到援助、回来救凯瑟琳。然而，历经艰辛走出沙漠的阿尔马希向盟军求援时，却因为名字被当成德国人抓了起来。他在情急之中逃出，只得用绘制的宝贵的非洲地图换取了德国人的汽油，得以驾驶飞机返回山洞。这一地图的泄密导致了盟军的挫败。另一方面，凯瑟琳早已在寒冷中永远地闭上了双眼。当阿尔马希带着心上人的尸体乘飞机离去时，又被当作德军飞机，遭到轰炸，于是成了烧焦一样的“英国病人”。

    小说和电影都没有背离传统价值的评判标准，“背叛”婚姻的凯瑟琳和“背叛”国家的阿尔马希都受到了严惩。但是如果我们采用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提到的“对位阅读法”（contrapun⁃talreading），就很容易发现，“背叛”的标签其实是一种二元对立的产物，取决于人们所选择的“态度与参照的结构”，这不仅仅指在同盟国和法西斯之间立场的选择，还存在于政治和人性之间态度的取舍；甚至还可以说是，复杂自我在不同层面的体现。这些不能用“是”与“非”中的某个字来简化或评价。如果抛开传统价值观的牵绊，爱情和人性可以超越国界和战争，那么这样的话，传统的“忠诚”和“背叛”的界限也就被打破了，人性的自我回归就被凸显出来。其实战争才是给人带来苦痛的罪魁祸首，而对爱情的执着所激发出的海明威式的硬汉的“意志和力量”、人性美的光芒超越了战争与国界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有违道德与职责的爱情，不仅是“庄严伟大与情感真挚”的，而且还可能是战火风云中唯一的心灵药方。

    因伤势严重，阿尔马希无法跟大部队一起撤离，同样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爱人、友人的汉娜主动请缨留在别墅里照顾阿尔马希，帮他逐渐恢复了记忆。相继来到他们所在的别墅的，除了基普之外，还有被剁掉手指的卡拉瓦乔。“英国病人”向他们断断续续地讲述了自己与凯瑟琳之间的凄婉爱情。卡拉瓦乔原本信誓旦旦地要杀阿尔马希这个“德国间谍”，可是听到这段回忆后，再也无法下手。汉娜受到这个爱情故事鼓舞，治愈了心灵创伤，勇敢地与基普产生了一段爱恋。虽然此段恋情也以失败告终，但是汉娜再也没有颓唐，而是如影片的结尾所烘托的，在战后离开了别墅，带着美好的希冀开启了崭新的人生。可见，阿尔马希与凯瑟琳的爱情在一定程度上疗治了他人的精神创伤。故事的最后，阿尔马希在对爱人的思念和良心的煎熬中无法自拔，只得让汉娜帮助他以死亡解脱，与挚爱在另一个世界团聚，回归了自我。

    如同阿尔马希将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手抄本变成了一本收编了自己生活故事的剪贴簿一样，战争、爱情等元素在作品中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个人的命运和遭遇被放进推至远景的历史框架中，淋漓尽致地抒发着人类最内在的情感，喷发出强烈的爱恨交织的洪流，成就了一部既气势磅礴又细腻动人的浪漫史诗。从小说到电影，《英国病人》实现了经典生成中所需要的延展、传播与深化。正如阿尔马希虽死，但是却促成了汉娜的“生动而有力”的新生一样，作品传达了一种积极生命的意义，在流通中得到不断的升华，彰显了经典的崇高性。

    芸芸众生与时空跨越中的突出“代表”

    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一书中提出，“崇高性和代表性”是选择经典的理由。除了崇高性之外，作品还要不断地吸收既来自精英又来自大众的、既考虑政治的也考虑美学的能量，这样才可能生成具有代表性和自我价值的经典。原著小说以优美而抒情的笔触，不仅涵盖了不同人物的不同背景、情感、经历，还有着对非洲地理知识、沙漠部落奇特风俗，甚至手枪性能原理、排雷兵技能等相关知识的详尽描述。在描写战争对人的创伤性影响的同时，也表达了对美好人性的礼赞。

    现实阐释力下的典型“人物”

    《英国病人》的故事是围绕四个饱经战争创伤的人展开的。他们因缘际会在意大利的一栋废弃的别墅里。他们都不是英雄形象，而是战争中的普通人物，从贵族到贫民，都在战争机器下，沦为了“历史的边缘人”。他们有着寻常人的缺点，但在险境中的自我牺牲、富于同情、释怀仇恨等高尚举动，令人敬慕。这些普通人的英雄主义极富典型性和感染力。作为代表性人物，他们通过自我的印记，展示了一个时代在战争弥漫的灾难中的印痕；以各自的视角审视了战争，思考了战争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以世界大战为背景的文艺作品多以宏大叙事模式，直接描绘激烈的战争场面。而《英国病人》却不拘一格，转而采用战场之外的平凡人物的小叙事展开情节，彰显了战争无时无刻不存在的真实感，将“重叠的疆土，纠结的历史”还原；揭示了在战争的阴霾下，人类生存的艰难，表达了人类渴望超脱痛苦的诉求，凸显其典型性。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故事情节都是围绕“英国病人”而展开的。而“英国病人”其实根本不是英国人，而是原名为阿尔马希的一位匈牙利伯爵，职业是历史学家，又因战时的需要成为地图测绘探险家。他还被后来到别墅的英国特工卡拉瓦乔怀疑为德国间谍。这位男主人公可谓扑朔迷离的身份，体现了人本身因国界和战争而变得飘忽不定甚至瞬息万变。

    率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是全球殖民的发源地。作为资本主义理性的象征，英国在创造辉煌文明的同时，也制造了殖民侵略和世界大战等人类的巨大灾难。正如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所揭示的，传统文学经典与帝国是一种共谋的关系，经典要宣扬帝国的海外扩张。可是到了二战时期，人们公认的经典，比如《英国病人》却以“病人”为题。卓越的物质文明与战争和死亡相联，那一定是“病”了。可见，“英国病人”既代表了个人，又象征了国家，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隐喻了人类先进的文明“出问题”了。于是，这不禁引发人的思考，如何才能治愈这个“病人”的“病”。而这样的思考正是文学经典对历史与现实的解释力的体现，扩宽了经典作品的阐释空间，“让读者以全新的兴趣去解读19、20世纪的经典作品”。

    跨越国界的爱的永恒力量

    对传统帝国经典进行解构，有助于了解病因、对症下药，疗治“英国病人”。为此，小说和电影都以后现代碎片化的拼接形式组成整个故事。但是断续的叙述、含混不清的对话以及不明晰的人物关系，令人眼花缭乱。这样就凸显了故事中所包含的一个很明确的意象：“地图。”作为殖民行径的外延、加速霸权扩张的方式，“绘制地图”导致了故事中几乎所有人的悲剧。源于此，阿尔马希和凯瑟琳夫妇相识，导致了他们三人的悲剧；又是用绘制出的地图，阿尔马希与德军交换了飞机得以赶回去救凯瑟琳，结果没能救回爱人，并成了叛徒；也是因为这份“宝贵的”地图的泄密，才有了盟军的大败和卡拉瓦乔被断指、背负复仇的包袱。其实在原著小说里，翁达杰就坚持了自然印记的“制图”和殖民者人为的“绘图”的显著区别——“后者所标出的地名就像铭刻在高楼大厦上的有钱男女的名字一样”。所以作者赞美前者而批判后者。

    明格拉在电影中延续了这一最本质、最深刻、最隐蔽的主题，借凯瑟琳的遗言，呼吁实现翁达杰所渴望的“一个没有地图的地球”的心愿：“我们的国家是实实在在的，并不是画在地图上，用强人的姓名命名的那种。我知道你会回来，把我抱起迎风屹立。我已经别无所求，只希望我们一起漫步天国，带上一些朋友，去一个没有地图的乐土。”原著小说直言摒弃这种国家与身份的关系的彻底的二元论，“我开始憎恨国家”，要“抹去国家的概念”。作品认为，一切悲剧都是为了扩大自身地图上的疆域的战争导致的。这与英文字面意思为“世界城邦”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思想如出一辙。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它们都超越了极端性、威胁性、毁灭性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强调了蒙田的友爱原则，即突出了平衡、共同、多元等。民族主义导致的战争是全世界的巨大灾难。而能清除战争伤痕的，不是挖出残留的地雷的基普，而是人性中美好的爱。爱就如同那黑暗的世界里的一丝微光，引导人回归人性，得到心灵的平静，从而治愈创伤，实现成长，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如狄德罗所说的，“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的定义”。人本性中的双面性，是艺术要再现的，通过艺术的超越作用，将人性中善的一面提升出来，成为代表性，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救赎”与“治愈”。

    这就是《英国病人》通过从小说到电影的改头换面，以不同的后现代媒介、从不同的角度展现的文艺作品的最显著的代表性，即，宣扬了人性美的普遍永恒的主题。这也许就是经典的人文意义的精髓之所在。于是，“英国病人”演变成了因爱的呵护与滋润，而成为走向文明的人性的一种象征。正如凯瑟琳在日记中写道的，“我们虽死，但却饱含着爱与经历。”这份爱不仅是爱情，还包括，在那个充满争端和仇视的时代，在彼此孤立而又相互依存的世界里，跨越国界，走到一起，并在残垣断壁的情境中，编织出的那些隽永美好的友情、关爱，比如汉娜对阿尔马希的同情，转而带来的阿尔马希对汉娜的精神治愈等等，就是贯穿整个故事所体现的那个时代的人经由爱而被治愈的例子。《英国病人》中的战争、爱情、沙漠探险、友情、忠诚、背叛……这些历史和生活中的碎片，就如同影片中那架老式飞机的机翼在阳光下的闪光一样，照亮故事，留下充满魅力的幻影，引起人们不尽的冥想。

    《英国病人》从小说到电影的里程碑式的改编，是新的审美艺术对原作之美的不断挖掘，反映了后现代经典的阐释和改写（或续写）已经变成了多元互渗（ac⁃culturation）的产物。随着当今世界全球化世界观的形成，艺术的生命力更是体现在不断获得新的审美发现上。此外，这也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战争浪漫史诗不再是为帝国扩张服务的文本，而成为了人性救赎的精神史诗。而一切发现与探索的基础在于对人性的理解和感悟，这包括人的两面性和复杂性。需要心灵达到一定的高度，至少需要艺术家的思想和审美达到这个高度，才能实现人性的真实再现。正如提名《英国病人》作为布克奖20世纪90年代代表作的斯里兰卡裔英国小说家卡米拉·沙姆西所说，“《英国病人》中的史诗感与亲密感无缝连接，字里行间充满人性，是一部充满变革性的作品。”而作为“开放的作品”（安伯特·艾柯语）必然会经历不断的解读和改写。我们期待着《英国病人》的故事在社会语境、人文精神和现代科技三者不断的结合与互动下，以更多新颖奇巧、寓意深刻的表现形式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