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陈丹晨聊巴金

    陈丹晨老师从1978年开始酝酿《巴金评传》的写作，时光匆匆，至今已四十年矣。我与丹晨师相识年数并不长，见面次数也很有限，第一次是2011年底，在上海淮海中路南鹰饭店，由上海巴金研究会主持召开的巴金研讨会上，第二次是在上海图书馆，由巴金故居主办的巴金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图片展上。因分住京沪两地，平时联系无多，通过数次信而已。但在我心里，与他的距离很近。这不但因为他是上海人，更因为他是我所尊敬的巴金研究专家。

    我读到巴金的书，大约是上世纪70年代末，巴金的书开始重印出版，我排队购得一册《家》，只用一二天时间就读完了，很不解渴。读过《家》，想更多了解巴金，却无从入手。没过几年，在书店里见到一册《巴金评传》，迫不及待地购回捧读。二十出头的我，自然不能有更多的领悟，但对传主巴金已有了初步认识。同时，我记牢了写作《巴金评传》的作者名字陈丹晨。以后，每遇到报刊上有他的文章总要拜读。凡见到他的著作，总要购入一册细细品味。读得多了，对丹晨师的了解更深些。

    陈丹晨出生于1931年，今年已届八七高龄。他祖籍宁波，却出生于上海，小学、中学都在上海就读，50年代中期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入国家外文局主办的外文版《中国文学》杂志社，任文学编辑。后调任《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文艺报》社副总编。退休后，他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著书立说，成果频频。写文学评论，写散文随笔，尤其是忆人怀旧的文章，留下文坛珍贵史料。更撰写出版《巴金全传》，完成一个夙愿。

    今年五月，我有北京公干之行，心中盘算着，一定要去看望丹晨师。于是，电话中约好时间就去了。我坐在客厅里，只顾与丹晨师聊天，无暇去参观下他的书房。客厅宽大，却有些凌乱，片刻即知，这是一个缺少主妇打理的客厅，独居老人太不容易了。记得2011年得丹晨师来信，说“因家事变故，悲痛之余，不及复函，深感歉疚不安”。我不敢去信询问“变故”之事，今日见客厅空落，不禁心中怅然。

    我们聊得十分惬意，时而普通话时而上海话，他谈儿时在上海的经历，谈在《上海文学》上开设回忆钱锺书的专栏文章，更多的是谈他与巴金几十年的交往。

    他清晰记得童年时代的事。比如，他看到大姐坐在小板凳上看书的情景，大姐看着看着就悄悄流泪，什么书会让人哭？后来才知道，大姐看的是巴金的《家》。

    上小学不久，丹晨就有了阅读课外读物的习惯，看的最多的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当然还包括巴金的书，把每天买早点的几个零钱也用来买《激流三部曲》。

    最让丹晨难忘的是，上世纪60年代初，他任职《中国文学》期间，在策划人物报道选题时，大胆提出了专访巴金的计划，经严格审批获得准许，使他如愿以偿得以上海之行。那是1963年，乍暖还寒的早春二月，丹晨第一次走进巴金先生的家门。采访巴金两个多小时，他觉得不过瘾，再接再厉又连着进行了两次访谈。之后，写成《巴金访问记》发在《中国文学》上。这是1949年后少见的对巴金的报道，让海内外读者有了一个了解和认识巴金的机会。

    让丹晨刻骨铭心的是，他1973年出差上海，在七月初夏的一个晚上敲开了武康路上巴金的家门，开门的是巴金九妹，她听明来意，就对丹晨说：他（巴金）今晚正巧与家人外出了，明天这个时候吧，他一定在家。丹晨说好，我先留张纸条吧。这样，第二天晚上，丹晨在隔了十年后，终于又见到了巴金。在他眼中，巴金苍老了许多。

    这次夜访巴金后，丹晨一回到北京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了巴金的好友唐弢先生，唐弢闻后也激动不已。没几天，唐弢就把巴金的近况告诉了京城的巴金朋友们，大家稍得安慰。

    面对面促膝聊天，听丹晨师讲述与巴金的交往，是那么生动有趣。这些往事，他在回忆文章中也大多写过，还出版过一册专著《明我长相忆》，是与巴金交往四十余年的长短回忆文集。可我觉得，“纸上得来总觉浅”，包括我现在写下的这些文字很难再现丹晨师那原生态的讲述，那眼神那手势，能还原十之五六已是难得。

    也许，在1963年初见巴金先生后，在丹晨的心里就萌生了要为巴金写传记的愿望。一直到1978年，为巴金写传才真正提到他的日程上来。他反复阅读十四卷《巴金文集》，到各地图书馆找寻巴金的相关书籍版本和资料，遍访在世的巴金朋友，如沈从文、李健吾、汝龙、黄源、萧乾、沙汀、魏绍昌等，还与艾芜、吴朗西、柯灵、李采臣等保持通信联系，以获得更多第一手资料。接着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十多万字的《巴金评传》就定稿出版了。那些年，查找文史资料难。白天他的正业是编辑，伏案“为他人做嫁衣裳”，只能利用晚上和节假日伏案撰写传记。

    1981年，由钱锺书题写书名的《巴金评传》始得出版，这是大陆学者撰述的第一部关于巴金的传记，为国内外热爱巴金的读者和学者提供了一个阅读、研究巴金的范本。他认为，一部优秀传记，一定是把传主的心灵、思想、生活、情感和创作活动与历史环境的变迁发展紧紧联系起来。它不回避令人关注的问题。

    尽管《巴金评传》的出版得到了学界和读者的认可。但是，丹晨师并不满足。他一再反思回顾，觉得这部传记列出的十四个章节其实只写了巴金的前半生，1949年后只占了其中的两个章节，实在是过于简单。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写作难度颇大。但这样的人物传记是不完整的。

    之后，丹晨在原有的基础上，一直继续收集巴金的相关资料。到1994年2月，他又重写巴金传记《巴金的梦》，先后在中国台北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虽然仍是以巴金前半生为主，但已有不少作者的反思，正如他在序中所写：“反思这段知识分子的历史是一件无法回避的极其重要的学术课题……解读巴金，也是为了解读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之后的1996年，他又续写了巴金后半生的传记《天堂·炼狱·人间》，终于了却记述巴金完整一生的心愿。1999年，丹晨师把这两部书稿作了较大修订，以《巴金全传》为书名交付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201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推出此书新的修订版，上下卷增补后共七十万字。这是到目前为止国内较为完备的一部巴金传记，仅仅撰写就前后花去二十多年的时间。诚如作者所言：“《巴金全传》尽其所能地向读者介绍了一个真实准确的巴金的形象和心灵。”

    丹晨师还谈到巴金对待朋友的真诚与细心。一次，他在四川开会期间，无意中与巴金胞弟李济生谈起：“五粮液市场紧俏，到了成都不妨买一瓶。”济生不知何时把这话传到了巴金耳边。一年后，丹晨到上海看望巴金时，巴老就取出一瓶五粮液递给丹晨。这让丹晨颇感意外，他说自己是不喝酒的，无意中的一句话，巴金却一直记在心里。

    这让我想到上海的吴钧陶老师，他跟我也说起过类似的故事。还是在上海解放初的平明出版社工作期间，吴钧陶曾对巴金说起，在集邮时，收藏了一套梅兰芳专题票，唯独中间的一张小型张，因售价三元买不起。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过不久，在一次社里聚会时，巴金塞给吴钧陶一只信封，吴打开一看，竟是一张梅兰芳小型张。

    两件小事，可以看出巴金的为人品格。

    80年代中期，香港中文大学决定授予巴金荣誉文学博士学位，陪同巴金赴港的除了家人，另需一名作家，以便向外界介绍一些大陆文学界的情况。此时，丹晨已得到通知将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菲律宾，陪同巴金访港的作家就得另定人选。当中国作协向巴金说明情况，征求巴老意见，是否另外指定一名作家，巴金仍然点名要丹晨陪同。这说明，巴金对丹晨是何等信任。中国作协决定另派作家访菲，让丹晨随巴金赴港。获悉这一信息后，巴金“心情放松了”。

    丹晨对我这上海来的后生晚辈蔼然可亲，交谈甚欢。有位老诗人跟我说过：人是讲缘分的。虽然京沪相距千里，但并不妨碍心与心的交融。我从丹晨师的文章和专著中，对他敢于直言甚至有点我行我素甚为钦佩，引为知己，这是性格、趣味的相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