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到底是怎么来到海德堡的?”——2000年,时已77岁高龄的小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的作者维尔纳·桑巴特的公子)在追忆他孟浪的青春岁月时,曾有如此一问。要是顶真说起来,这貌似也并没有错,任何初次来到海德堡的人似乎都该有此一问。
犹记去年十二月初,我和几位同事一起从上海出发,到卑尔根大学参加一个会议,结束在湾城的议程后,我们一行人分成了三拨,其中两拨分赴巴黎和里昂继续参加“高大上”的学术活动,而我在阿姆斯特丹和同事分手后,就只身转上了飞往柏林的班机。飞机降落在泰格尔机场时已近午夜,其时在柏林访问的、我过去的学生L君准时地守候在出口处。“孔夫子搬家全是书”,而我出一趟国要“搬”的书也不少——其实大部分书还是八月份在挪威买了而当时未及带回的。师徒俩于是提拖着大包小包,要穿越整个柏林城,到L君在洪堡大学新校区附近为我预定的旅舍去。因为我在德停留的时间前后不过三天,L君打从他老师下飞机开始就做起了“导游”,真可谓“分秒必争”。这样一路折腾到旅馆已是凌晨,而我们次日(其实已是当天)一早就要到海德堡去,于是就顾不上再进一步欣赏柏林的夜色而在异乡的旅舍中沉沉睡去了。
就这样只歇了三四个小时,师徒俩就在天还没有完全亮之前出门往海德堡进发了。按照L君之前的攻略,从柏林坐火车到海德堡要在曼海姆中转。但是列车刚到法兰克福,天就已经开始飘起了雪花,一路向西南,雪却是越下越大。从微信“直播”中掌握我们行踪的国内朋友好心地“预警”:“今夜海德堡大雪!”看着这样的预报,望着窗外的大雪,L君开始忧心忡忡起来——是的,他的“如意算盘”中还要利用当天下午的时间在海德堡逛逛景点的,而他的老师这时却是一派唯恐天下不乱的“气象”。果然,离曼海姆还有相当的途程,我们坐的这趟车就宣布停运,也许是对于德铁之“效率”已经习以为常,所有旅客“不吵不闹”,都默默地下车去风雪中等待下一趟不“停运”的列车。可是经过这番折腾,我们到曼海姆就已时近傍晚了,再转上往海德堡的短途车,到目的地下来时,早是华灯初上时分。L君事先联系好的朋友——华中科大哲学系的S君在火车站等我们。S君来海德堡已数月,他熟练地把我们带到一家中餐馆,先解决“食为天”问题,然后就“心领神会”地把我们带到了海德堡老街上那家著名的旧书店。可惜的是书店即将打烊,说时迟那时快,只见L君“灵机一动”,就把他老师给推了出去:“这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著名的政治哲学教授,我们慕名来到你们书店……”,可是朋友,这里是海德堡,又有谁会知道这个“著名的”中国教授?——再说按照德国人的严谨规则癖,在L君开腔之前,我就知道他是在做多余的表情,或者说只是表达自己的某种心情罢了!
既如此,到此一游的我们就只好把预想中逛书店的行程调整和压缩到次日下午返回柏林之前,而此前要游览的景点,当然就是传说中的哲学家小径(Philosophenweg)以及“海德”这个“堡”(我用这个表述来指代海德堡城堡)了。第二天一早,S君就来向导我们坐上该城有名的有线轻轨,穿过海德堡大学新校区径直来到了哲学家小径的入口处。当真实地站到这个小径上时,号称以哲学为业的我内心不免还是有些感触,这就正如头天晚上我们与S君聊天时,我“运用”弗雷格的“概念与对象”之“区分”,试图把捉我们这些大半辈子学习哲学而又是初到德意志的人对于这片土地的感受:一方面,我们通过书本摹状到的海德堡、图宾根、弗莱堡和耶拿这些“概念”当然是与我们实际遭遇时感知到的“对象”“不同”的;另一方面,当我们真正来到这些地方时,我们所“惊讶”的恰恰又不是这种“不同”,而是它们竟然就是海德堡、图宾根、弗莱堡和耶拿!事实上,阐明概念与对象之“相异相即”即使不说是德国观念论之最高成就,那也是其基本成就。亦可谓老天弄人也厚人,这天的海德堡并没有积雪,而是一早就下起了冬雨,雨之大,使得雨伞都基本上失去了作用,而风之大,竟然摧折了我从湾城带回的那把雨伞(这是卑尔根大学科学论中心赠送与会代表的礼物)!在这样的天候中,登上哲学家小径所在那座小山的山顶,遥望内卡河老桥和对面的海德堡和“海德”“堡”,我竟有些无来由地想起了阿伦特在“海德格尔八十岁了”中的那个“名句”:“如同柏拉图的著作在千年之后仍向我们劲吹不息一样,海德格尔的思想掀起的风暴也并非起因于某个世纪,它来自远古,臻于完成,此一完成如同所有的完成一样,又归于远古。”
“经历”这种“风暴”的“洗礼”,满是断垣残壁的“海德”“堡”之于我的“冲击”也似乎要“缓和”得多了,从远古,从荷尔德林,从“二战”,川流不息至今的内卡河仍然是“动态”的,而“静穆”地见证了这一切的“海德”“堡”则已经成为“文物”,只有像已故的叶秀山先生这样的“哲人”方才能有这样一番“哲思”:“所谓‘文物’的‘时间性’,尚不仅在于日月风霜之磨洗‘痕迹’,还在于作为‘文化’和‘人文’之‘物’所要向我们‘说’的那些‘话’,即所要向我们‘显示’的历史性的‘意义’……‘文物’之‘意义’本不‘在’(占)‘空间’,而‘在’‘时间’,故‘文物’作为‘实物’所‘占’‘空间’亦不能‘割断’它作为‘文化’‘人文’之‘物’的‘时间’,这也可谓一种‘物’(笔)断意不断。”凭藉这样的“思之力”,经过这一番“思史诗”的“遨游”,叶先生继而得出:“从哲学的观点看,不仅不该把‘文献’‘还原’为‘文物’,而且只有把‘文物’当作‘文献’看,‘文物’才成其为‘文物’。”正是“秉承”叶先生的教导,参观完“海德”“堡”,我们就马上进入了大学城附近最大的一家旧书店,此亦可谓“指示性地”“践履”了从“文物”到“文献”之“进路”!
还是在S君的导引下,我们在极有限的时间里就光顾了海德堡的三家书店。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头天晚上吃了闭门羹的那家据说是海德堡最大的旧书店。在大学图书馆附近也有一家旧书店。据我极稀少的经验,这两家书店的对比有点儿像哈佛广场附近那家我所谓“罗尔斯书店”之与不远处的那家“乌鸦书店”,一者是书龄的差异,前一家书店是真正的旧书店,后一家其实是二手或折扣书店;二是书品上的差别,前一家书店的主题似乎也要老旧些,后一家则要“前沿”些。虽则这种对比当然不是绝对的,例如我在前一家书店得到的最有印象的一本书乃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精装初版本,可惜是第二次印刷本,有趣的是,那家书店里还有不少英文的语言分析哲学著作,当然都至少是九十年代之前的;而在后一家书店,已经有中文译本的施温尼德的《自律的发明》让我稍有惊喜感,书架上还有不少休谟和康德的讨论集,我也选购了若干种,记得有阿伦·伍德所撰写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导读,也有他编辑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讨论集。说来惭愧的是,由于我不谙德文,德文书对我就只有纪念性的意义了,我于是选择了两份费希特论文的抽印本,年头都是在百年以上的,另有一册雅斯贝尔斯的讨论集,里面的论文有德文的,也有英文的,应该是一个会议论文集。这种在非英文为主的书海中翻找英文书的感受自然让我联想起不久前在挪威的访书经历。也还记得在湾城一起逛书店时,童世骏教授对卑尔根大学书店的一位兼职店员聊天说,一家大学的品位如何,一个颇为有效的观察指标是要看它有没有一家像样的书店!从这一指标来看,童教授的母校卑尔根大学无疑要属于优异甚至卓越之列,而眼前的海德堡大学似乎也不错,虽然这并不只是因为我在海德堡所到的这第三家书店中得到了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维》的续集,这个英译本还是2017年刚刚出版的!以至于当同行湾城的郁振华教授从微信中得到这个“消息”,马上就要我把此书的目录微拍给他。我也想起余杭韩公当时就笑话我居然到了海德堡而不去参谒韦伯墓,我知道,如果我说得到老哈的这个集子或可稍补这项“遗憾”,韩公是一定不能“同意”甚至会要“动气”的,但是无论在现实的制约下还是在规范的空间中,我所能设想到的大概就只有这个“还击”了。
说到这里,我想起还是要特别感谢陪我逛书店的S和L两君,记得在第一家旧书店,由于时间紧迫,我“情急”之下要求他俩登上梯子把估摸着我会有些兴趣的那些书先找出来供我拣选,而等我们到了第二家旧书店,无待我说,S君就开始主动地帮我找书了,印象中《自律的发明》似乎就是他找出递到我手里的——诸位,面对此情此景,如果我说这世上旧书好找,如此书友却是难得,你们一定不会反对吧?!
带着几乎满载而归的“战利品”和几乎同样满载而归的“意犹未尽”,坐在从海德堡返回柏林的火车上,我不禁想起刚开始规划这短暂的德意志之行时,L君问我:就这点儿时间,老师打算到哪里走走?我茫然地在空白的脑袋中搜索了一番,在一片同样茫然的空白下,忽然就嘣出了“海德堡”三个字。还记得头天刚见到S君时,他用“浪漫”来形容我在如此短促的行程中选择到海德堡之举,其实我对以海德堡为渊薮的德国浪漫主义所知甚少,如果仔细追溯起来,“你到底是怎么来到海德堡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大概还是在于我父亲早年留给我的那册中译初版《小逻辑》,那是他在北京求学时在东安市场买到的,记忆里我在初中时就“得到”了这本书,我并非那种“早慧”少年,那“天书”般的内容自然是不得其门而入的,只有那书序言落款处的“海岱山”三字却莫名给我留下了磨灭不去的印象。如果我说这三个字最初给我的意象有点儿像是《基督山伯爵》中那座神秘的岛屿,那也许既是一种“夸张”也是一种“降格”,但是的确,那种挥之不去的神秘气息一直当我知道海岱山就是海德堡之后也并未消失殆尽。以我之不才,如果非要说自己当初是被这个有些神秘难解的地名引上哲学之路,那必定有“自我拔高”之“嫌疑”,就正如我一直想当然地以为“海岱山”这个译名乃是贺麟先生之首创,而据说它其实出之于德语文学的前辈学者杨业治先生,但是不管真相如何,且让我“借花献佛”,摘出杨译荷尔德林《海岱山》中的诗行以献给那个“旧梦”:
像被神所遣使,一种魔力把我
在桥上紧箍住,那时我正经过,
远方迷人的景色
对我照射到山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