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回溯浦江清的中国文学史

    大约二十年前，我还在中文系当学生的时候，就惊异地发现几乎每一所大学的中文系都有自己的一套“中国文学史”；随着学业的深入，我又发觉几乎每一家涉猎文史哲的出版社也都出版过“中国文学史”；到了最后我终于知道，几乎每一位教过文学史的老师，手上都有一本独属于自己的“中国文学史”。

    集体编写的文学史和私家著述的文学史相比，官方组织的文学史和民间出版的文学史相比，哪一种更好？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因为，中国文学史或者严格来说是中国古代文学史，在近些年的出版市场上非常繁荣。

    一类是迭出教材。如今，有几套文学史教材渐已成为主流，进入到了“经典教材”的行列。这一类以袁行霈先生在世纪之交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为代表，现在已经出到了2014年的第三版，与国际上通行的不断推出修订版的形式十分接近了。此外如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使用也很广泛。其他的较经典的教材，如著名的由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合作主编的“五教授”本文学史，仍然不失经典，但作为教材使用者已经不多了。其他林林总总的中国文学史、文学史纲、简明文学史更是比比皆是。

    第二类是旧著新出。一些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民国时期的文学史被出版，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等。而最近几年，大量这类曾在晚清民国或流行一时、或昙花一现的文学史被出版社纷纷整理或影印出版，仅本人目力所及，就有被广泛认为是中国第一部文学史的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讲义》，以及黄人、朱希祖、吴梅、钱基博等人的文学史，连生前并未出版过文学史的钱穆，其学生记录的课堂笔记也被冠以《中国文学史》之名整理出版。

    第三类则是新版或再版了一些极具个性的私家文学史著述，如林庚的《中国文学史》自创分期，以启蒙时代、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黑夜时代写史，诗思诗语，韵味丰富。再如龚鹏程《中国文学史》，完全跳出通行的文学史写作范式，成一家之言。此外，就是新进刚刚整理出版的浦江清先生四卷本《中国文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了。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梳理当下文学史著作的形态，是因为文学史的写作与一般的著述不同，文学史几乎可以等同于一类“文体”。浦江清先生的《史稿》首先是他生前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课堂上积廿载授课之功而成的讲稿，是为了教学目的而撰写的教材，形式上属于第一类；但倘若认真读完，又会发现这套《史稿》实质上又是一部精彩的私人著述，这也就是本文将其放在第三类的原因。

    《史稿》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不断将中国文学与异域文学进行对比，正如浦江清的学生程毅中在全书《题记》中所强调的：“他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始终是把它放在世界文学乃至人类文明的大格局里。”

    一般来说，在当代书写中国古代文学史，无疑会应用到一些来自国外的文学理论，比如从女性主义视角阐发《红楼梦》《金瓶梅》等明清小说，或是用新批评的方法阐释古典诗歌等等。但《史稿》并非如此。浦江清先生的写法，是在叙述某一个古代文学现象、或分析某一篇作品、或介绍某一位作家时，能找到可与之对比或类比的异域文学对象。这当然不是那种浅层次的“找相同点”，更不是强行证明中外文学有何种相似的规律，而是在不同文学之间建立起一种细腻、透彻、言之有物的关联。读者就能从这种关联中，对古代文学形成更坚实、格局更宽阔的理解。

    例如，讲文学的起源，会联系到人类学的角度；讲屈原的《九歌》，会旁征到古希腊戏剧和祭祀，甚至还根据天文学的知识绘出有关的星象；讲明清小说，会结合近代西方的长篇小说，等等。这在50年代足以令人刮目相看。

    浦江清先生的这种写法，在全书中十分普遍，这与他的学术经历有密切关系。他的研究路数受王国维、陈寅恪等的影响。他二十几岁就任陈寅恪先生的助手，对西方文化及语言等有着深厚的研究，精通多种语言，在从事中国文学史教学之前，他已经通过对“东方学”的研究，形成了从异域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史的范式，此后再经过二十余年的文学史教学，将这一研究方法锤炼得炉火纯青。这一特点，是他人很难复制的。

    《史稿》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形成了有效的融合。之所以说“有效”而不是“有机”，是因为《史稿》的这一特点，对读者特别是初学者十分有价值。事实上，“文学史”的写作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课题，也是一个难题。仅仅从“文学史”的观念看，这一名词的关键点究竟在“文学”还是在“史”就值得思考。如果说是文学，那么重心必定放在文本的审美上，但这将因受众修养的不同而人言人殊；如果说是历史，那么重心必定放在历时线索的勾勒与人物和文本的考证，但这又难以从历史学、文献学的学术框架中跳脱出来。事实上，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读者对过去的文学作品的审美和批评在不断变动，甚至会不断重构过往文学的价值，这就导致了文学史本质上其实是批评史的状况。因此，纯粹的、绝对独立的“文学史”很难呈现，必须与文学批评结合起来，才能构建一种立体的、有效的文学史写作。

    《史稿》正是这样做的，早在50年代，浦江清就特地在第一章高屋建瓴地进行了文学本质的探讨，这正是文学理论和批评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这与当时流行的那种一上来就铺陈“上古先秦史料”的文学史截然不同。具体到每一章节，则更是将文学作品的文本、文学批评、历史考证予以结合，读者只要顺着书的线索阅读，几乎感觉不到哪一部分是史，哪一部分是论，其混融若此。

    龚鹏程曾经说过一句很有趣的话：“中国文学，卒于《中国文学史》开始写作之时。”这句话的意思，是承认中国文学在古代和现当代之间有着根本性的断裂。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学术为天下裂，“经史子集”被“文史哲”取代，前者是学术的门类，而后者则纯粹是带有行政色彩的学科建制。在学科建制下写作文学史，其难度可想而知。《史稿》形式上是一本教材，也难逃被学科规范所束缚的命运，其中有些当年的热点问题现在已颇为过时，有些个性化的内容则为了教学不得不删繁就简。但是，从实质来说，《史稿》并没有像有的教材那样，“合古今之变，泯众家之言”，将古往今来丰富的内容整合到一种叙述、一种理论、一种意识形态之中。作者通过中外文学的勾连、历史与批评的融合，使之成为了一部精彩的私人著述。

    唯一可惜的是，浦江清先生没能看到这部《史稿》迟了半个世纪的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