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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大导演比勒·奥古斯特广受期待的新作《幸运儿佩尔》（Lykke-Per）8月30日上映。
但是，关于小说原著作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蓬托皮丹是不是种族主义者的辩论仍在继续。
不可忽视的经典
《幸运儿佩尔》改编自丹麦作家、19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亨里克·蓬托皮丹（HenrikPon⁃toppidan，彭托皮丹，1857-1943）的同名小说。目前上映的是两小时四十二分钟的电影版，奥古斯特另外套拍了每集五十五分钟的四集迷你剧，预计2019年在丹麦播出。
小说最初分为八册，陆续出版于1898年至1904年间，总厚度逾八百页。此番为了迎接电影上映，居伦达尔出版社推出了两种新版《幸运儿佩尔》，一种是定价三百克朗的布面精装硬皮两卷本，另一种是单卷的纸皮本，借电影海报做封面，仅售一百五十克朗。
《幸运儿佩尔》是一部典型的教育小说，描写志向远大的牧师之子佩尔·西泽纽斯离开迂腐的日德兰家乡，来到首都哥本哈根，一边求学，一边寻找资金，以图回乡搞新能源建设，兴修水利，开发风电，利国利民。他很快进入了首都的文化人和有钱人的圈子，结识了众多的犹太学者、犹太富商和犹太女青年，并一度与萨洛蒙家的小姐雅各蓓订婚，但几经变故，又在宗教热忱的激发之下，佩尔离开首都，全力深思，而后找到新的爱情，过了几年资产阶级体面和安稳的新生活，但为了寻找自我，他最终还是抛妻别子，成了海风中高洁而幸福的隐士。
菲·马·米切尔在《丹麦文学的群星》一书中写道，《幸运儿佩尔》“所描绘的画面相当完整，实为当时即九十年代丹麦的写照……表现了一个继承了十九世纪丹麦文学复杂的遗产的作家所能有的全部力量所达到的极限”。（阮珅、韩伟和刘麟译文）
白纸黑字的证据
199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史慎微和余生转译自俄文译本的《幸运儿彼尔》，七年后，周永铭和甄建国译自丹麦文的新译本由漓江出版社发行。两种汉语译本的厚度分别超过了八百页和七百页。
然而，虽身为诺贝尔奖得主的代表作，又是丹麦文学的光辉经典，《幸运儿佩尔》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却远远不够，译本的数量也未能达到相应的水准。
为什么？在批评者看来，它有反犹思想，涉嫌种族主义。
1990年，与最早的汉语译本大致同期，美国翻译家史蒂夫·默里申请了翻译津贴，开译《幸运儿佩尔》，但只译了六十页便自行放弃。2001年，他写信告诉蓬学家、蓬托皮丹网（henrikpontoppidan.dk）创办人弗莱明·贝伦特，蓬托皮丹的反犹主义偏见是一大难题，尤其是在纽约犹太人控制着出版业的美国。“我厌恶不得不审查蓬托皮丹的做法，但我的确认为他对犹太人物的描写会招致抗拒。”他说。
爱尔兰译者保罗·拉金也曾自行翻译此书，但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他的译稿。
我们现在读到的《幸运儿佩尔》基本上都是洁本，后来的版本已经修饰、删除了某些针对犹太人的词句。如史余译本第49页：“萨洛蒙现在明显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彼尔身上，这种关注使彼尔深感不安。萨洛蒙的奉承使他无法忍受，”以及周甄译本第46页：“现在他把希望寄托在彼尔身上，而彼尔却因为他的注目觉得很不自在。彼尔打心眼里反感他对人谦卑的模样，”原本到这儿还有一句：“他不喜欢犹太人，最起码不喜欢有钱的犹太人，”（HankundeikkelideJøder,allermindstrigeJøder），后来清除掉了。
即使是洁本，对异族的不敬也体现在字里行间。例如佩尔在萨洛蒙家所见，史余译本中第151-152页是这样的：
“‘请允许我作自我介绍，我是杰利弗特经理，’来人用奇特的口音说道：‘我是他们家的舅舅。’杰利弗特这样彬彬有礼，使彼尔欣然原谅了他那使人反感的外貌。”
对照周甄译本第142页，此处显然更为准确——它译出了恶毒的“Abehoved”一词：“德尔夫特的态度彬彬有礼，打消了彼尔对他的丑陋得如同猴子一样的脑袋的反感。”
美式冷处理
《幸运儿佩尔》的第一个英译本终于在2010年问世。中华读书报注意到，首先，译者内奥米·莱博维茨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人文教授，德高望重，抗压能力远远强过后辈和自由译者，且“莱博维茨”是典型的犹太姓氏。其次，此书出版商不是通常会与这类小说联系在一起的主流商业出版社，而是专事学术著作的彼得·兰公司，封面也朴素至极，根本谈不上美术设计，与其说这是一本小说，不如说更像统计报告。第三，该书定价也走学术书的路线，高达八十六美元，合人民币近六百元一册，足以让人望而却步。美国主流媒体上基本见不到相关书评，在美商亚马逊网站，八年来该书页面下的读者评论居然只有一条！因此英语世界的大众读者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不了解此书。
比勒·奥古斯特的新片有志竞争明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最惧怕的就是与反犹主义扯上关系。它的英文片名甚至不叫《幸运儿佩尔》，而是改成了《一个吉祥的男人》（AFortunateMan）。
明信的评价
毫无疑问，蓬托皮丹有其时代、思想和社会环境的局限。《幸运儿佩尔》问世的时间（1898-1904）与轰动一时的德雷富斯事件（1894-1906）重合，更提醒我们不要低估反犹主义在当时欧洲社会举足轻重的力量。
犹太人角色在《幸运儿佩尔》中占有重要位置，贯穿始终，蓬托皮丹写的也不仅仅是女主角雅各蓓一人，而是整整一个家族。2011年10月，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森（詹明信）专门就此书在《伦敦书评》刊发长文，特别提到了这一点。“《幸运儿佩尔》是少有的几部能把犹太人的生活和经验放在中心位置的伟大的欧洲小说之一；”詹姆森写道，“但是和《但尼尔·狄隆达》及其对锡安主义的抽象讨论不同，它就哥本哈根犹太上流社会提供了一幅稀有的、光彩夺目的画像，也多少触及了东欧犹太人因大屠杀而流亡的悲惨遭遇。”
的确如此。蓬托皮丹透过女主人公雅各蓓的视角，描写了柏林火车站内外犹太流民的凄惶：
里面昏暗的候车大厅的地板上，或躺或坐着好几百衣衫褴褛的人，同她在站台上见到的一样，有男人、妇女和儿童，有胡子灰白的老人，还有在母亲怀抱中的婴儿。有些人几乎是赤身裸体，许多人的头上和手上扎着渗出鲜血的绷带。他们面色灰黄，形态憔悴，浑身污垢，如同在阳光和灰土中长途跋涉过多日。一眼看去，杂色的人群中，只有女人们戴的白头巾显得颜色一律。他们按家族分开坐着，围坐在家长周围，他们是些黑眼睛小个子的男人，穿着长袍，腰间扎根长腰带。男人们都柱着拐杖，腰带上系着个水杯。还有人带着一点炊具，除此以外他们便一无所有。孩子们一动不动地围坐在一堆堆的包袱周围，显然家庭的所有财产都在里面。
面对这副景象，一开始娅柯布根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她心惊胆战地看到，半明半暗中几个臂上围着白布条的犹太男子和妇女正在散发衣物和食品。这时她什么都明白了。她在晕眩中记起，这些人是被从俄国赶出来的犹太人，这半年来他们被驱赶着经过德国，然后乘船去美国。整个夏天报上关于难民的报道不断，他们提心吊胆，受尽辱骂，当局对此不仅不闻不问，甚至纵容暴民为所欲为。报上说，那些人放火烧毁犹太人的房子，抢光他们的财产，污辱妇女，用石块袭击老人，杀死儿童，水沟都被他们的鲜血染红——每天她都能从报上读到这样的消息，但她一直在安慰自己，以为报道是在夸大其词，她认为，在当今自由的、人道的年代，不可能发生针对和平、勤劳人民的非人道的行为。（周永铭和甄建国译文）
比勒·奥古斯特今年六十九岁，1987年以导演作品《征服者佩勒》（PelleErobreren）成名，连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金球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该片改编自另一部丹麦文学名作、马丁·安德森·内克瑟（MartinAndersenNexø，尼克索）1906年至1910年出版的四卷本同名小说，汉语译本有施蛰存和陈蔚翻译、作家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至1959年出版的四卷本《征服者贝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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