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利益与“经济人”的思想起源

    学术前线

    现代经济学在经济学的人性基础方面开始告别简单、机械、教条的“理性人”假设，回归到得到实验科学及常识双重支持的人性论。这个人性论的主要思想，正是休谟早在两百八十年前，他27岁的时候就已经系统地阐发过的。

    1975年，被称为“入世的哲学家”的阿尔伯特·赫希曼在其短小精悍的名篇《激情与利益》中围绕“利益驯服激情”的过程，描述了17、18世纪资本主义获得胜利之前，西欧思想史上发生的、文人们关于人类情感与理性以及各种激情之间混战的场景。在资本主义最终主宰历史舞台之前，它需要为其经济行为争取道德上的合法性；这就要求它不仅要肃清那种将“贪婪”“赚钱”贬斥为恶行的理论，还需要寻找一个中性的、不具褒贬色彩的、甚至还有几分自我辩护的术语，于是，作为“贪婪”“野心”这些“人性之恶”的“激情”的对立面，具有温和性质的“利益”，便在与各种桀骜不驯的“激情”的对抗中脱颖而出。在梳理“激情”与“利益”这些“小观念”的斗争史时，赫希曼展现了商业社会伦理观这样的“大见识”。

    在今人看来，“激情”“利益”这两个概念，的确不如“经济人”“理性人”这样的概念大，但若回到赫希曼描述的那个时代，则它们称得上是足够大的观念。如苏珊·詹姆斯所言，激情是17世纪一大批试验性讨论的主题，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在这个问题上相互支持：“将激情作为自然现象去理解，则促成我们有能力控制和引导激情；反过来，这种能力又是我们在思考道德和政治问题时有所收获的前提。”（苏珊·詹姆斯：《激情与行动：十七世纪哲学中的情感》，管可秾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页）在18世纪启蒙哲人那里，这一主题更是津津乐道的话题，在孟德斯鸠、孟德维尔、休谟、斯密等的道德和政治论著中反复出现。显然，这些启蒙哲人的论述是赫希曼的重点分析对象；而在他所勾勒的这两个世纪的理论争论中，休谟的情感论占据了不少篇幅；尤其在“驯化激情”这部分，休谟是赫希曼反复引证的例子。

    然而，赫希曼对休谟情感论的理解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偏差，因为按照休谟的本意，“利益”不是“激情”的对抗者，也不是其驯服者，它不过是复数的“激情”的一种，是商业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激情。这一点，被张正萍《激情与财富：休谟的人性科学与其政治经济学》（以下简称《激情与财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一书敏锐地捕捉到了。而且，该书还指出，在休谟那里，有单数的“利益激情”（passionofinterest），也有复数的激情（interestedpassions），比如自利的激情（passionofself-interest），与之相对应的是公共利益感（ageneralsenseofcommoninterest）；比如个人利益（privateinterest），以及公共利益（publicinterest）。这些激情的相互较量及其结果，构成了休谟政治经济学关注的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该书向读者揭示了一部“利益激情的自然史”，以及这部自然史中的商业社会秩序。

    如作者所言，该著“在某种程度上承续了”赫希曼“激情与利益”的主题（《激情与财富》，第20页），但值得注意的是，该著并非开篇就论述“利益激情”的较量，而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各种激情如何让人在社会中自我定位以及由此而形成某种社会秩序。如何认识自己？18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从一开始便抛弃了霍布斯等人所说的“自然状态”，将人放置在群体（或者说“社会”）中考察，赋予人以“社会性”。休谟亦是如此。同时，他还将“同情”作为人类与生俱来的秉性，作为激情传导机制，来阐释人类认识自我的过程。

    一个自幼在与世隔绝的荒岛长大的人，不照镜子便不知自己美丑，不与他人比照便不知道自己的情感、行为、品质是否符合群体的要求。借助同情和想象，一个人爱恨好恶的情感随着观念和印象的推移与转变，在他人那里形成观念和印象。于是，骄傲／谦卑这一组指向“自我”的激情便与“认识自己”密切关联起来。人们渴望自己身上那些优秀的品质被人认可或赞赏，由此激发出人们的好胜之心以获得“骄傲的资本”，诸如美、好名声、财富等。在社会生活中，尽管美德、地位、财富都足以给人带来“骄傲”，然而，如斯密在《道德情感论》中所说的，人们总是更倾向于追逐地位和财富，而不是美德。在商业社会中，人们更是如此：人性中那些“爱财”“贪婪”的激情鞭策着人们“勤勉”工作，以求心灵的快乐。休谟说：“勤勉、知识和人道就像一条不可分割的链条一样紧紧连在一起，而且从经验和道理来看，它们也只存在于那些更为优雅和通常所说的更加奢侈的时代。”（《休谟论说文集：论政治与经济》，张正萍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6页）尽管休谟没有指明“更优雅、更奢侈”的时代是哪个时代，但无疑是他们当时生活的那个年代，而“勤勉、知识、人道”也无疑流露出休谟对商业社会的乐观期许。

    《激情与财富》第一篇三章内容向读者所展现的便是从同情到认知、从个别激情到人的社会行为这样一段心路历程。有意思的是，尽管休谟将《人性论》的三篇论文都做过较大修改并单独出版，试图让这部“一出生便死在印刷机上”的青年时期著作的观点为世人所接受，两百多年过去了，《人类理智研究》《道德原理研究》在哲学史上以及休谟研究中的地位日趋显赫，但吊诡的是，《论激情》却深埋在历史的尘埃中了。《激情与财富》一书通过深入分析“激情”对人类社会行为的不同影响，展现了情感论在从认识论过渡到道德论中的重要作用，揭示出“利益激情”在休谟人性科学与政治经济学中的枢纽地位。

    在休谟的人性科学中，“利益”是一个容易与“理性”混淆的概念，即便他在强调“道德判分不来自理性”时明确提出了“利益的激情”，但在论述财产权或正义的产生时，尤其是休谟在改写的《道德原理研究》中让“效用”这一概念强势出现时，“利益”似乎变成了“理性”的代言人。这一看法或许源于休谟对利益制衡机制的分析。当仅限于分析单个的“经济人”行为时，利益激情就其本身而言，具有破坏性和自我约束性两大特征，而就“经济人”本身而言，它因其可感性、持久性而成为主导性激情；但就众多的“经济人”而言，个人利益／公共利益、直接利益／长远利益是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激情与财富》一书不仅辨析了这些概念，还扩大到自私或仁爱在“涉利交往／不涉利交往”中的表现，由此指出，“不涉利交往在人类的经济行为中也占有一定的分量”，“经济行为绝非单一的涉利交往”，进而批评当今主流经济学对“经济人”狭隘的设定（《激情与财富》，第131页）。

    如果继续追问“利益”与“理性”的关系，则注定会遇到“效用”这个概念。休谟在《人性论》中将苦乐根源归到这四种品质——即对他人有用、对自己有用、令他人愉快、令自己愉快时，“有用”（use⁃ful）便成了一种标准，在《道德原理研究》中，他更直接地指出“效用为什么令人愉快”；这些本来源自弗朗西斯·哈奇逊的概念经休谟的阐发，再经过边沁的强化，化身为西尼尔、杰文斯、门格尔等经济学边际革命主将著作中的核心概念。虽然《激情与财富》的作者指出，休谟仍然以“同情”来解释“有用的趋向”在社会中的传导，将其视为一种感受，其内涵要比现代经济学的“效用”广泛，但在某种程度上，休谟和边沁的确可以视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鼻祖。

    不过，如斯密所理解的那样，休谟的“政治经济学”也应该视为“立法者科学”的一个分支，因此，关于政府的作用以及相应的经济政策都是其重要内容。在对各种利益相互制衡这一问题加以分析的基础上，休谟从财产权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来解释政府的产生，明确驳斥了洛克的契约论。他指出政府不过是人们协议的产物，其功能是保护人们的财产权，执行正义，惩罚非义；同时，政府还需要为人们谋取公共利益。

    站在后现代的立场，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激情消失的时代，唯有冰冷的理性。《激情与财富》下篇的附录将休谟与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奢侈”进行比较，或许也在哀叹众多激情退居到现代性的帷幕之后。在最后的“余论”中，作者再次提出回到18世纪的人性科学，来理解苏格兰人政治经济学的初衷。200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弗农·史密斯就曾注意到休谟和斯密这些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关于人性的真知灼见。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理查德·泰勒更是不遗余力地批判经济学理论中过于教条且狭隘的“理性人”假设。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联袂登场，展示了关于经济主体基本人性的更多维度，标志着现代经济学在经济学的人性基础方面开始告别简单、机械、教条的“理性人”假设，回归到得到实验科学及常识双重支持的人性论。这个人性论的主要思想，正是休谟早在两百八十年前，他27岁的时候就已经系统地阐发过的。遗憾的是，现代经济学家群体对此没有关注和重视。在某种意义上，这也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思想史研究的极端紧迫和重要。

    休谟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通才”，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历史学家之一，这一点似乎是学术界的共识，但在经济思想史上，尽管有博学且恃才傲物的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这一巨著中加以青眼，但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休谟在更多的人看来，只是一位经济评论家，一位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票友。《激情与财富》一书考察了休谟最主要的著作《人性论》《政治论文集》《论激情》《道德原理研究》《人类理智研究》以及《英格兰史》等的相关论述，试图系统地考察休谟人性科学与政治经济学内在联系。我以为，这样的学术尝试无论是对于我们更加系统和深入地认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还是探寻现代经济学变革的古典资源，都是十分可贵的有益尝试。《激情与财富：休谟的人性科学与其政治经济学》一书是中国学者在苏格兰启蒙思想研究领域的一部拓荒力作，相信它的出版在推动学术界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上会产生良好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