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东海西海
主持：吴子桐嘉宾：戴锦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王炎（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吴子桐：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文学乃至整个人文学科都面临着研究对象、研究生态的巨变，比如以往被视为经典的作品与现今的大众趣味似乎渐行渐远。两位老师怎么看这个现象？
王炎：教学过程中，总感觉吊诡的是，每年答辩季，学生论文的主题基本上围绕19与20世纪上半叶的经典——《远大前程》《了不起的盖茨比》《老人与海》《简·爱》之类，套上个当代批判理论——要么性别分析，要么后殖民理论，依样画葫芦。看似正襟危坐，实为彼此敷衍，年年如此。私下闲聊时，我问学生平时以何消遣，他们总告诉你看美剧、英剧，下载外国电影，看网剧、网络小说或玩电游之类。英语文学是专业，谋生的职业，但现实生活里另有所爱。爱好与学习完全脱节，读经典是为了完成功课，至于消遣与爱好与此无关。
为什么会这样？学术机构维护着一套高蹈的学术规范，它规定什么值得认真研读，什么不值一看。学生必须阅读被规定的经典，才有可能跨过专业门槛，完成学业。专业书单之外的作品，都不入流，被学术权力拒之门外。学术机构高高在上，观念却越来越迂腐，与时代格格不入。所以每年答辩时，教授一副卫道士的面孔，感慨今不如昔：学生一年比一年趣味低俗，看不懂经典，一代不如一代，不可救药地滑向大众消费的歧途。不胜今昔之感并非我们这个时代独有，伊恩·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描述18世纪英国社会：知识精英研究拉丁文经典，叙事性的英语作品乃家庭妇女的消遣读物。那时的小说好像现在的电视剧、电影类的文化产品，是为教会、学院所不屑的低俗娱乐，苦心孤诣钻研古典才是正道。至19世纪晚期，文学被经典化入人文学科，在象牙塔上被供奉为高深学问。
历史不总在重复同一个过程吗——学术权力一定要延续前一个时代的知识范式，对社会提出“高”要求，而大众我行我素，不理会精英崇尚的经典。如果从长时段观察，学术史并不按精英规定的方向演进，而是顺应大众的“低端”潮流。以电影为例，电影学院教授学生电影乃独立的艺术形式，有其本体论，要定义什么是真电影，什么不是，要研究类型片或艺术片之类。而电视剧、网剧、视频短片都算不上标准电影。但网络时代，观众根据自己的口味欣赏网络视频、网络电影、网剧等，不但有线电视网斥巨资制作豪华电影，连亚马逊也有自己的团队制作电影和各类影像作品，定义什么是真电影与现实既无关也无聊。
学科是收缩性的，希望清晰划定形式的边界，而文化生产却是扩张性的，它不断僭越一切藩篱、门户。学术史并不依循权力的意志，而书写现实的丰富。文学研究从小说、戏剧、诗歌扩张到批评理论、文化研究和电影。在网络时代，视频、微博、微信等新“文本”出现，文学如何处理这些对象？文学专业的边界、方法和范式如何应对现实革新？回顾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学界最热门的是反思经典化过程，批判白人中心、资产阶级价值以及文化霸权，这成为西方学院主导性的知识生产框架。至今，文学专业人士仍在这个框架内复制和生产着文学批评与学术成果。然而在网络时代，新文本与新文体越来越迫在眉睫，学界尚未调整自己以应对新的现实。我们面临的是福柯所谓“知识型”的问题，媒介技术的更新带来知识型与学术范式的加速转换，让学者应接不暇。如刚提到的电影专业，电影非但不能回到传统的“独立艺术”，并且它面对的新趋势正以癌细胞扩散的速度，渗透到文艺的所有方面。
戴锦华：我大致认同你描述的这一过程，但我想做一些补充。其一是，在以欧洲为中心的人文学科建立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对于有效知识与时间距离的约定俗成。对于人文学科来说，这意味着只有成为历史才有可能获得经典化。它与大学教育制度的形成有关。由于大学人文教育制度形成，人文学科确立，才有了命名经典的必需；而在命名经典的过程中，就形成了联系着历史判定文本的“原则”。我指导过的第一个到电影学院进修的法国博士生曾表示，他对第五代电影深感兴趣，但是他最后选择了50到70年代的中国电影为研究对象。因为他的法国导师忠告：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学者，你就要做电影的历史研究，如果你选择做第五代电影，那你只能是一个新闻记者或者影评人。这非常典型地表现了欧洲大学建立时候形成的惯例。这便是人文学科相对于文化现实的滞后状态的由来。有趣的是，当代文学，尤其是其中的文学现状研究，可谓中国特色的人文学建制。其出现正与新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诉求相关。
同时，文化经典化的过程联系着欧美社会现代化过程所逐渐形成的、以城市为主体的、无名的大众人群（masses），他们是——或者说曾是——巨大的文学消费群体。今天，人们间或提到那些曾遭成功遮蔽的历史事实，即，后来构成英语系经典的序列，或许曾经属于通俗甚至低俗的文化，比如莎士比亚——他的剧作、剧团和剧场。但人们间或再度遗漏的是，这种所谓“低俗”趣味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完全重叠于或仅仅重叠于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大众社会。比如《简·爱》，初时它重要的读者群的确是城市打工女郎、纱厂女工，但早有资料表明，维多利亚女王每天晚上跟丈夫一起读《简·爱》，马克思也在写给女儿的信中提到这部小说并高度评价。可以说，彼时彼地，许多今日的经典文学作品曾具有一种充分的大众性，一种极为广泛的、覆盖多阶层的大众性。再比如，我们修订了一种想象性的偏见，提醒说，莎士比亚的剧作最初并不是在金碧辉煌的剧场中上演，相反，他的环球剧场中曾充满了贩夫走卒；但我们不能因此忽略了同一剧场的包厢里也可能坐着贵族、皇室成员，他们同在现场观看那些诗剧的，其中也遍布粗俗俚语，充满性暗示、性隐喻的演出。
但这一特征在20世纪后半叶开始发生了非常急剧的变化，也就是王炎所说的，20世纪60年代以降，学术界对经典（canon）这个概念、序列在阶级、性别、种族的意义上展开了全面的批判和反思。同时，经典命名的机制变得更复杂了。此前，在时间差意义上形成的经典命名机制，其重要参数是历史。似乎文学是以历史为母本的，历史更像是一个具有权威性的学科层级，所以文学研究的最高形态是文学史的书写，只有进入到文学史书写并在其中确认其地位的作品才是有价值的。但到了20世纪后半叶，命名动力不再局限于此。比如好莱坞电影史上的B级片在经典序列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不是因为经过了时间的漂洗，这些影片由“低俗”而经典，而是因为60年代社会激变的洗礼之后，学术研究的现实参数得到了强化。那批从街头退入大学的、激进的、左翼的学者，改写了命名机制；而B级片作为充满杂质的文本，刚好可以助力于他们的社会言说、社会批判或者某种左翼叙述。
其二，需要补充的是，我们可能不该用某种通用逻辑去讨论互联网莅临后的社会生态与人文研究。粗俗和高雅固然仍被用作标准，但是变化了的不仅是人们可能用“后现代主义”来予以概括的文化现实，当前最大的变化或许是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了消费、接受、选择上的极为深刻、巨大、庞杂的文化分众。大众的概念自身已解体了。某些极为强烈、突出的流行元素大都只属于某一个（网络）社群——文化研究者也许会使用“趣缘社群”的概念，即由共同趣味形成的社群，它们或大或小，但是今日的流行、选择、接受、生产，便是在这样一些越来越分散化、碎片化的生态中发生。这使得某些传统意义上的定量分析失效。诸如老师或研究者提问：如果你不读狄更斯了你读什么？被问及的人可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问题的预设是在相对经典的“文学”定义内部发生的，狄更斯之外，或与狄更斯相对的，是斯蒂芬·金、J.K.罗琳或者《暮光之城》。问题无法触及或覆盖的是：被问者或许根本不“读”“文学”，他们的文化消费主要坐落在某个游戏社群及此款、此类游戏的文字衍生品之上；或者，他们属于某一个流行文本（小说、电影、电视剧、视频、游戏……）所形成的粉丝群落或者同人群落中。在类似群落中，他们不仅“读”，而且写。但类似的群落又可能为不同CP向切分成更小的甚至互不兼容的社群。粉丝、同人文化早已被纳入了文化工业之中，因此我们不再能简单地区分文化产品产业链的上下游、生产者与消费者、作者与读者……。英文中的一些新词：playbour、pro⁃sumer——我们所谓的数码（/游戏）劳工、生产-消费者也因此而出现。
而类似变化，在今天整个人文学科的研究，包括文化研究的视野中，都还尚未获得充分的把握和有效的处理。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在网络、数码、移动通信平台的冲击之下，一个新的知识型的出现成为必然，也成为必需，否则，我们无法去处理新的文化、新的“文学”。“文学”这个在20世纪已成为问题的、人文学的对象，今天正笼罩在更浓的雾障之中。但是，换一个角度看，当我们开始想象一个新的知识型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也在想象着一种文化的、结构性的共同。我的疑虑是，除了同一的资本结构的统御，一种文化结构的共同是否仍可能存在并确立？如果不能的话，既有的人文学科自身高度的同质化、其对于学科边界或者学科方法论的设定，是不是终将或已然使它成为一种死亡中的学科。尽管我坚信，人文学的精神之一——人类的想象力，仍是今日社会与文化的解毒剂之一。
吴子桐：这些新趋势、新生态在学院的教学与研究中有所反映吗？
王炎：我感觉一个比较大的冲击是影像在教学上的广泛使用。比如法学院讨论农民权利问题，会放映《秋菊打官司》。历史系上课讲到法国史中的事件，可能先放一部相关影片，外语类专业更是如此。从80年代开始，英语视听课不断放映《金色池塘》《克莱默夫妇》《死亡诗社》之类，一代又一代英语专业学生都耳熟能详，他们对外国文学与文化的最初认知从电影开始。而教师的初衷是想以影视的轻松形式活跃课堂、吸引学生；始料不及的结果是，故事片的解码与文字承载的经典的解码方式非常不同，两者不仅在深度与复杂性上有差距，更主要的是学生获得了不同的知识。知识的改变不由教师的意图决定，技术条件与时代背景决定着知识型。
戴锦华：不论出于什么动机，用电影来作为人文、社科的教学手段，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或者说结构性的问题在于，电影自身是一种特殊的编码形态，电影是不透明的，但是教师可能把电影作为透明的媒介，影片/故事片的事实被当作社会事实来展示，而其自身携带的电影制作的历史信息与意识形态——通常表现为审美偏好，便可能被忽视。电影影像中的“历史”取代甚至创造了历史与记忆自身，已成了并不鲜见的事实。尽管我们知道，电影作为一种为资本掌控的、事实上高度政治化的娱乐工业系统，毫无疑问是某种权力的（尽管可能不无杂质的）叙事；而电影的“现实主义”特质——影像的写实性和确定性，便很可能湮没了我们面对问题、追问事实与谜团、重返社会现场的学科预设。
如果将影片用作举隅和例证，倒也无妨。记得温铁军教授曾在他的农村问题讨论中用到《秋菊打官司》，以说明联产承包制下中国乡村结构无力承担现代法律制度所必需的制度成本——秋菊家只能是种辣子/经济作物的，才能打得起官司，如果她是种粮户，便无力承担起“告状”的成本。我们在影片中能看到秋菊每次进城都要妹子推上一车辣子。——尽管我们知道，张艺谋对原作的这一改编，完全出自美学考量，大量的红辣椒提供了导演一贯的空间、造型需要的主体支撑。我也读到一些社会学的学者以《秋菊打官司》来讨论现代法律制度的进入造成的乡村社群与文化的最终解体：秋菊索要的只是“一个说法”，而不是村长的入狱。类似用法更像是引证了小说《万家诉讼》与电影《秋菊打官司》所表述的观点，而不是将剧情直接作为事实。
王炎：同一个文本在不同人的手里会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因放电影将历史或法律庸俗化、简单化，不是电影之过，而是教师之过。理解文本的能力千差万别，诠释历史的表述更有天壤之别。还不用说不同教师会选用不同文本，每段历史也都有众多的文本再现，任何文本不过是众多文本中的一个而已。其实，电影与文字文本、网络文本一样，只为诠释者提供一个界面，你可以依托它大做文章，凭自己的学识与修养，创造自己的阐释。
戴锦华：如果我们使用电影文本时，充分意识到它是某种文本，而且是众多文本中的一个，就不发生问题。如果不加前提而去使用电影文本，就可能使它成为具有唯一性、真实性的证言。
王炎：的确，人有一个共同的信念，眼见为实。电影文本和文字文本最大的区别，是其解码的直接性。读者阐释文字文本时，有较高的参与度，要把自己的经验与想象填充到文字的留白处。而观众对电影的参与度则较低，直观形象会让天真的学生、观众产生眼见为实的幻象。但从长时段历史来看，影视文本会不可避免地进入课堂。在前网络时代，艺术形式为前后相继式的线性演进，从史诗、悲剧、罗曼司、小说到电影，一种艺术的新形式出现，总伴随旧形式的衰落，贯穿其中的是后者替代前者的进步史观。而网络是性质不同的载体，它有强大的存储记忆容量，在同一个界面可以同时播放不同的艺术形式，还彼此链接，突破了纸张、舞台、胶片等物理载体的局限。不同媒介、不同类型的文本以及超文本不再需要彼此替代，而是同时并行发生，这才是一场最深刻的革命。
吴子桐：我们也注意到，网络的发达使得信息不再被垄断，变得很容易获得，这对于传统知识型和学校教育、对我们的社会文化有怎样的冲击？
戴锦华：网络为完备的搜索引擎和数据库的出现创造了可能。而此二者完全改变了旧有的大学教育、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的形态。假定我们已拥有充分完备的数据库和有效的、无限制的搜索引擎，我以为，大学教育的意义便不再是传播知识。因为自主学习已成为充分的可能。比如我们要讨论某个历史事件，理论上说，任何人都可以一键获得近乎全部关于这个历史事件的既有多重版本，这无疑是对原有知识系统、教育系统的致命挑战。同时，相对于既成的现实而言，任何进行时态中的事件都伴随着海量的图片、视频……，除了诉诸大数据处理，任何人都无法占有和穷尽这些海量的信息，不再有人可以声称自己穷尽了关于某一个事件的全部资料。与此同时，每个人都可以经由这些图片、视频获得一种所谓目击、见证、在场的自我指认。这也是我们已经置身其中的文化现实。
王炎：首当其冲的是描述性知识。网络时代，背景知识或事实性的信息可以用网络搜索迅速获得。所以今天的教学或研究要面对一个问题——能搜到的知识，为什么还要再讲一遍？随之而来的是评价标准问题，什么算好的教学？什么是值得做的研究？我认为“阐释”（in⁃terpretation）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我们也须重新理解什么是阐释。传统意义上，阐释可谓“照亮晦暗之处”，阿伦特编过一本书叫Illumination，暗指照亮晦暗不明的深意。欧洲经院哲学力图捕捉经典中一般读者无能力认识的深意，即上帝隐藏在文字背后的真实意图。但今天是大众文化的时代，谁还相信精英比大众聪明？因为受过系统训练、具有专业知识就比普通人看到的更多？更为普遍接受的观念是，不同的人能看到不同的东西。正如戴老师所说，网络时代是分众时代，权威垄断的知识不断遭遇挑战，多元与多义才是共识。因此，阐释不再是挖掘一般人看不到的深意，而是照亮被有意遮蔽的东西，即权力精英通过学科建制、经典化以及各种权力关系，有意掩盖与遮蔽的现实。这样一来，阐释就变成福柯意义上的揭露权力关系与真理意志。
戴锦华：我觉得在网络提供了（非硬件意义上的）知识民主的可能和前提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是：今天如何生产知识？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有两个关键。一是，我们必须重返大学教育、人文学科建立的初始时刻。福柯说过，人文学科是在不同学科的交错比较中确立的。换句话说，人文学科下的每一个学科的意义，都必须在跨学科当中才能被确认。今天的现实是，不断的“学科化”在否定着昔日的通识意识，每个学科都在廓清边界或者重新划定边界，这是一个自我收缩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地试图自我确认、自我拓清的过程。以至我们似乎完全忘了，人文学科的分支在其确立的时候是通过相互比较而产生的，至少文史哲绝对是在相互参照、相互补充、相互引领、相互重叠中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历史从来都只是一种叙事体，长篇小说也从来都是某种历史写作。或者说，文学和历史从来都是哲学性的追问。而哲学性的命题，始终是历史的，或者是关于文学母题的——尽管它永远标识自己是超越的、永恒的和普泛的，但它事实上属于某一个历史时刻，是一种历史的认知和陈述，是一种文学的远方和近端。因此，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回到初始的时刻，自觉到人文学科自身的跨学科性是人文的起点和基础。
第二个关键，今天对知识生产最基本的要求是：提出真问题。搜索引擎和数据库的存在，使每个人都有了获得知识并追问真实的可能性。但是，当知识不再以图书馆的物质形态存在，而是存在于黑洞之中时，你必须有“芝麻开门”的密语，才能打开藏有宝藏的山洞，而这个密语不仅是关键词——或者说，只有关键词是远远不够的。在大学的知识生产当中，我们看到诸多关键词检索式的问题、思考和研究，但这些关键词是既有的知识型给定的关键词，而不是经由提出问题而形成的关键词。“问题意识”虽然变成了学院中一个多少有些恶俗的说法，但在今天它却是人文学最真切的要求。
在今天的学术生产和知识生产当中，多的是对巨变的文化生态展开描述性研究的尝试，在我看来，急迫的问题有二：一是当你没有真问题的时候，你面对千差万别的、爆炸式的文化事实，可能捕捉到的只是千面中的某一个侧面，而在旧有的知识型内部，你的描述可能只是某些已知的东西。另一个更重要且可怕的事实是，阐释的无效或者无阐释，即一些给资本所掌控、制造的现实提供背书的知识生产。换言之，类似知识生产只能为既存的文化事实正名或辩护。而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文化事实自身，丝毫不需要类似的正名和辩护。这些正名和辩护，既无法到达那个文化事实自身，也不到达生产、消费这些文化事实的人群当中。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时代知识生产的生态、社会的生态变化的关键和核心。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