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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8年08月29日 星期三

    一封沈从文佚信中的文史交谊

    刘宜庆 《 中华读书报 》( 2018年08月29日   14 版)
    沈从文
    王献唐
    沈从文致王献唐函
    沈从文致王献唐函信封

        2016年12月2日,笔者在青岛书房看王献唐诞辰120周年信札手稿书籍展。在展柜发现沈从文致王献唐信札一通。沈从文的章草高古、简约,独具一格,一看便知,这是沈从文的墨迹。随后,王献唐先生的曾孙王书林拍摄了信札和信封,发来邮件。

     

        仔细看这通信札,感觉《沈从文全集》未收录。于是,将信封和信札,发了微信朋友圈。青岛大学文学院周海波教授告诉我,《沈从文全集》未收录此信。后来,笔者又向张新颖教授求证,他的回复亦是没有收录。笔者又在青岛市市南区图书馆查阅《沈从文全集》(增订版)书信部分,没有查到。这是一封沈从文的佚信,短札,信息含量大,又没有时间落款,特撰写此文解读。

     

        从信封推断写信时间

     

        信封带有“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缄”字样。最初,我判断这封信函的写作时间,是沈从文1930年9月16日开始在武汉大学执教时期。

     

        1930年暑假,沈从文放弃了上海中国公学的教职,打算到新成立的国立青岛大学任教。是年8月17日,沈从文在致胡适的信中说:“中公的课程我想不担任了,我过青大去。理由是中公方面我总觉得没有东西可教,预备也不行,恐怕泼汤,至于青大,则初初开学,我胡涂也容易混得去,所以拿了他们的路费,预备月底动身。”然而,沈从文赴青大执教未果,是因为中原大战爆发的缘故。8月20日,沈从文在给王际真的信函中说:“中国之内战又过济南向北而进,天津北平之间火车也不通,天之戾将于人,固亦近于自然矣。”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中原大战,战火燃烧到山东,交通不便,沈从文没有到青大执教。在胡适和徐志摩的推荐下,到了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新文学研究”和“小说习作”课程,此时,陈西滢担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沈从文在武汉大学只执教了这一个学期。1931年春,因为沈从文营救丁玲,错过了武汉大学的开学时间,这个学期未到校。

     

        沈从文写给王献唐的这封信,看信封上的这几个字,很容易想到此函是武汉大学执教时期。

     

        为《大公报·艺术周刊》约稿

     

        青岛书法家孟庆泰先生给出信函释文后,信函的写作时间可以判定。先来看一下信函释文:

     

        献唐先生:

     

        昨托王际可先生便致一缄,想尘清鉴。《艺周》深盼先生能赐一大著,以光篇幅。如于二月中此间即可得尊作,载一专刊,殊感幸也。此间所谓艺术,范围极宽,就贵馆甆、铜各器作一文章,亦复佳士!专此,并候安吉。

     

        司徒乔、沈从文顿首

     

        这是沈从文和司徒乔发给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的约稿函。

     

        1923年,沈从文在燕京大学认识了司徒乔。沈从文在回忆司徒乔的文章中说:“我刚到北京的第二年,带着我的那份乡下人模样和一份求知的欲望,和燕京大学的一些学生开始了交往。最熟的是董景天,可说是最早欣赏我的好友之一人。当时的燕京大学校址在盔甲厂。一次,在董景天的宿舍里我见到了司徒乔。”沈从文到司徒乔的宿舍参观,看到司徒乔画的人物速写,非常赞赏:“那些实实在在、平凡、普通、底层百姓的形象,与我记忆中活跃着的家乡人民有些相象又有些不同,但我感到亲切,感到特别大的兴趣。”为人素朴的司徒乔和沈从文成了极好的朋友。

     

        1933年,沈从文辞去青岛山大的教职,在杨振声的邀请下,开始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这次回到北平后,他和司徒乔重逢,“感觉格外亲切”。司徒乔为泰戈尔画过像,为周氏兄弟画过像,也为沈从文画了一幅像。这幅肖像成为一件纪念品,是两人友情的见证,沈从文在动荡的时代时时带在身边。

     

        1934年6月25日,沈从文参加《大公报·文艺副刊》在会贤堂举办的午宴。宴会结束后,沈从文与朱自清同到司徒乔家中看画,并商量如何办《大公报·艺术周刊》。10月7日,由司徒乔主编的《大公报·艺术周刊》创刊,沈从文为之写了代发刊词《艺术周刊的诞生》。

     

        按照沈从文对《艺术周刊》的设想,一面将系统地介绍些外国作品与作家思想生活,一面将系统地介绍些中国的东西。在发刊词中,沈从文透露,艺术周刊广泛地向各位专家约稿:

     

        如容希白先生对于铜器花纹,徐中舒对于古陶器,郑振铎对于明清木刻画,梁思成、林徽音对于中国古建筑,郑颖孙对于音乐与园林布置,林宰平、卓君庸对于草字,邓叔存、凌叔华、杨振声对于古画,贺昌群对于汉唐壁画,罗睺对于希腊艺术,以及向觉明、王庸、刘直之、秦宣夫诸先生的文章,到时图片与文章的安排,若超过了篇幅还很费事。

     

        沈从文希望,学艺术的人,“创一派,走一新路,皆不能徒想抛开历史,却很可以运用历史”。“从事艺术的人,皆能认识清楚只有最善于运用现有各种遗产的艺术家,方能创造他自己时代的新纪录。”

     

        在这种背景下,沈从文执笔写信,向王献唐约稿,“就贵馆瓷、铜各器作一文章,亦復佳士(事)”。信函时间当在1934年10月7日《大公报·艺术周刊》创刊后,从信中“如於二月中”之句推断,写信日期可能在1935年初。

     

        司徒乔擅长油画和水彩画,被誉为中国现代艺坛上的先锋之一。抗战期间,司徒乔远走边疆,采风问俗,描写实景,他的战灾写生和巨幅油画《国殇》有“一股爱护国家民族的洪流,同情人类的爱力”。

     

        司徒乔主编《大公报·艺术周刊》时,他患肺病,“疗养院住不起,在什刹海冰窖旁安了家”。这一时期的工作和生活,他的妻子冯伊湄在《司徒乔:未完成的画》一书中写道:“当时,周刊只能介绍一些纯技术性的理论文章。林宰平、许地山、邓以蛰等老前辈很热情地写稿,乔自己也介绍一些西欧著名的画家——如罗丹、米勒……他使用文字不如使用色和线来得方便,使用中文不如使用英文来得流畅。这工作对他还是很吃力的。但同时也给他一个学习古典绘画理论一个好机会。……为给刊头找一条花边,可以翻十几册杂志。这时候他正迷上中国画,钻研中国画论兴趣特别高。他决心要补上他脑中的一角空白。”

     

        收信人王献唐

     

        这通短札连着三位人物,作家沈从文、画家司徒乔、学者王献唐。

     

        王献唐(1896-1960),著名的考古历史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版本目录学家,被称为一代国学大师。初名家驹,后改名琯,字献唐(典出西域人献玉给唐朝),号凤笙,室名双行精舍、顾黄书寮等,以字行。山东日照人。他的父亲王廷霖,行医出身,“精岐黄”,酷爱金石,曾师承清代著名金石家、小学家许瀚,在小学、金石方面造诣颇深。王献唐天资聪颖,又从小受父亲训诫,如屈万里在《王献唐先生事略》中所讲,“日照为许印林(翰)、丁竹君(以此;丁惟汾之父)故里,流风所被,邑人多治小学。先生既精于金石、音韵、训诂之学,复资以证古史,故创获独多。”

     

        自1906年到青岛求学之后,王献唐与青岛结下不解之缘,如今观海二路13号甲仍存王献唐故居。初就读于青岛礼贤书院,后考入青岛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学习土木工程。1917年任职天津《正义报》,为译德文小说。1918年任济南《商务日报》《山东日报》编辑,翌年以两报记者身份长驻青岛。

     

        王献唐的学术生涯在青岛开始。1922年,青岛从日本人手中收回,他任青岛督办公署秘书,并开始着手撰写处女作哲学论著《公孙龙子悬解》,此书令他在学界脱颖而出,遂被私立青岛大学请去讲古代哲学。1923年8月,他和青岛礼贤书院校长德国人苏保志(Dr.Seufert),还有刘铨法、尹莘农等15人发起成立了“中德学社”。他们互相翻译中国和德国的文艺、科学、哲学文章,以促进中德文化学术交流为主旨。

     

        1929年8月2日,王献唐出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他着意搜集文物、典籍,扩充馆藏,使山东省图书馆成为当时全国收藏文物典籍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1930年,考古学家吴金鼎赴山东,发现了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邀王献唐同去勘查。之后,他与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人共同领导遗址的发掘工作,并成立山东古迹研究会,对山东其他遗址进行了普查和小型发掘,为山东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础。王献唐致力于山东文献的整理,文物古籍的保护,堪称齐鲁文脉的守望者。

     

        抗战初期,日寇紧逼济南,王献唐抢先将山东省立图书馆的重要文物和古籍善本装箱,由屈万里押运至曲阜。王献唐出资尽力,载书播迁,辗转运往抗日大后方四川,妥善保管。为转运、典守齐鲁文物,王献唐和屈万里冒着生命危险。他们肩负起“为中华民族续命”的责任,为齐鲁文化的传承做出贡献,彪炳史册。

     

        王献唐先生一生刻苦治学,藏书著述,著作等身,在金石、训诂、考古、版本、目录、校雠等领域,皆有学术专著。王献唐交往的多为学林名家,一时俊彦,多相往还,留下了大量信札。这些信札,或商借秘籍,或切磋学问,或互通信息,或交流情感。时值国难,伤时感世,救亡图存之怀,亦自然流露于信札。王献唐与沈从文的书信往返详细情况,要等上下两巨册的《王献唐师友书札》(增订版)出版,才可揭开神秘面纱。

     

        王际真、王际可兄弟

     

        信中写到的王际可,是沈从文的好友王际真的弟弟。

     

        王际真王际可兄弟出身书香门第。他们的父亲王寀廷是藏书家,与王献唐交游甚密。

     

        王寀廷(1877-1952),原名贡忧,字拱底,号眉孙,又号丑石,后以字行。桓台人。光绪癸卯科进士,丁未会考,用为知县,分发广东。民国初田中玉主鲁,任山东省副参议长。开设逢源阁书店,以王懋卿为经理。家富藏书,且多善本,尤重乡邦文献。于古籍碑刻,书画鼎彝收藏颇夥。主修过《重修新城县志》。其藏书之室名曰“止适斋”。1949年后,他将平生所藏悉数捐献给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王际真早年毕业于留美预备学堂(清华大学前身),1922年赴美留学,先后在威斯康辛及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及新闻学,获学士学位。王际真曾任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MuseumofArt)东方部职员,后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长期在哥大任教,成为中国文学翻译的先驱。

     

        陈汝洁在《王际真:英译红楼梦第一人》文中说:“他翻译的《红楼梦》虽然只是原书一半回数的节译本,但在杨宪益、戴乃迭1978年合译英文全译本出版之前,王际真的译本一直是英美最为流行的《红楼梦》版本,在西方颇受推重。”

     

        1928年王际真从美国归来,回山东老家,路过上海。徐志摩介绍沈从文认识王际真。此后,两人频繁通信。信里包括对日常生活的叙述,青春的苦恼,对人生的见解,对字画艺术的探讨。最重要的一封信,沈从文将徐志摩乘坐飞机在济南不幸遇难的噩耗告诉王际真。沈从文于1930年左右得到王际真的接济。

     

        1980年11月,沈从文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小型的演讲会讲话后,就向一位教授打听在哥大教中文多年的老友王际真先生的情况。一别五十年,他获得王际真的情况后,去他家里看望。这横亘岁月长河的友情,让沈从文感慨颇多,他回忆1930年代两人书信往来的情况时写道:“我每次出了新书,就给他寄一本去。我不识英语,当时寄信用的信封,全部是他写好由美国寄我的。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间,我和一个朋友生活上遭到意外困难时,还前后得到他不少帮助……”这次会面,王际真取出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的著作,以及徐志摩不幸遇难的信函。

     

        1930年代两人的通信,自然会写及王际可。从沈从文给王际真的信中可知:沈从文与王际可书信往还;王际可也曾接济沈从文。

     

        际可有信没有?我给他信也得他信,我告他应当大家来各在一方努力读一点书,我只想到这个话可说。

     

        ——沈从文在武汉大学致王际真(1930年于武昌)

     

        际真,际可在不久日子里,是把你为他留作学费的钱又寄了五十块来的。前次你寄的,我告你说同大雨分用的五十,如今又由大雨还一半,我全用了。我想到为什么我要用你那么一些钱,心里实在难过。你不应当因为我两个人好一点就尽寄钱来。

     

        ——沈从文致王际真1931年于上海

     

        总之,沈从文与王际真、王际可兄弟的友情诚挚,与王际真的友情更是弥足珍贵。沈从文在《我与徐志摩、王际真的友情》文中说:“人的生命会忽然泯灭,而纯挚无私的友情却长远坚固永在,且无疑能持久延续,能发展扩大。”正是与王际可有这样的亲密的联系,沈从文才会托王际可将《大公报·艺术周刊》的约稿信转给王献唐。

     

        笔者苦苦寻觅王寀廷、王际真、王际可的资料,在王绍曾、沙嘉孙著《山东藏书家史略(增订本)》一书中,查阅到王寀廷。王寀廷条目中,谈到他的藏书,还提到一段鲜为人知的事情,抄录如下:

     

        贡忱另藏有明万历间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三十年代其子季真留美时,将是书与潍县高氏上陶室砖瓦拓片若干种售与美国国会图书馆。末有贡忱题记云:

     

        篆书三十二体《金刚经》,经帙始刻于元皇庆二年(1313),今海内罕有存者。此有明万历问倪氏摹刻本,戈法钩勒,精妙入神,原本不可得,得此亦大不易。民国纪元第一甲子,以四十金购自江阴胡氏,什袭之藏,未尝轻以示人也。大儿子留美,将有襄办中国书法展览会之举,来函征集出品,小儿际可既为搜索碑帖拓片多种,并以此四册附焉。

     

        二十三年(1934)冬大雪后二日,贡忱氏识于济南道合里之止适斋。

     

        王氏售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明万历间刻本《金刚经》、潍县高氏上陶室砖瓦拓片,想来可以在美国查阅到。

     

        王际可曾在上海读书。全面抗战爆发后,他辍学参军,加入战地服务团。被日机轰炸,为国捐躯。为沈从文和王献唐充当信使的王际可,也因为这封信,在湮没的时光中显影。

     

        王献唐未刊日记记录

     

        笔者请教王献唐研究专家张书学先生,他从王献唐的未刊日记中找到这封信的确切时间,一切疑问都迎刃而解。

     

        据王献唐《五灯精舍日记》1935年1月19日载:“王际可来,带沈从文一函,嘱余为《大公报·艺术周刊》撰文,附《周刊》一卷”;20日载:“又接司徒乔及沈从文一函,求为《艺术周刊》撰文,即复。”沈从文、司徒乔的这封信,是王献唐于1935年1月20日收到的。

     

        学界伉俪张书学、李勇慧编撰的《王献唐年谱长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中可以看到这封信札的释文以及详细注释,这封信也收录在他们正在增订的《王献唐师友书札》(下册)中。

     

        注:沈从文致王献唐信函、王献唐未刊日记图片均由王书林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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