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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春天，当白夜酒吧在成都玉林西路诞生时，老板翟永明想的是把酒吧和书店的功能结合起来，“做一件不用上班、又能养活自己的事”。
那时的翟永明已经是中国当代诗歌界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八十年代中期发表的组诗《女人》意象飞扬、女性意识饱满，此后接连写出的一系列诗作，继续着她鲜明的个人风格。
她的诗人身份赋予白夜酒吧强烈的文学意味。诗歌朗诵会、电影放映周、文化沙龙等活动陆续举办，韩东、于坚、杨黎、吴文光、贾樟柯、马原、李亚伟、洁尘，来自成都乃至全国各地的作家、诗人、摄影师、画家、设计师在白夜这个舞台上纷纷登场，这里成为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艺术界人物汇聚之所。这些文化人与那些推门而入、喝杯威士忌或咖啡、看场电影，或只是发发呆的人共同构成了一道风景，生动、活跃、丰富、诗意。
2008年，白夜迁到成都窄巷子的新址。这条古老的街道当时还没有成为成都的旅游地标，如今墙外游人熙攘，墙里是骤然安静下来的精神乐园。二十年过去了，更换了地址的白夜和定居北京、成都两地的翟永明都有了不小的变化，但酒吧和诗人的气质依旧，成长与坚持并行，在喧嚣中安享一份属于诗、属于心灵的领地，水到渠成地实现对人们生活方式、特别是内心世界的引领。
今年五月，《以白夜为坐标》（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翟永明在书中回忆了她创办白夜的来龙去脉、描摹出白夜的诗人和艺术家朋友、记录着她所见在白夜上演的众生相，过去的时光就这么留在文字里。
赶到约好的采访地点之前，中华读书报记者拨通了翟永明的手机，彩铃中响起美国歌星莱昂内尔·里奇《说你说我》的歌声，那是一首上世纪九十年代风靡中国的英文歌，但它首先是美国电影《白夜逃亡》（WhiteNights）的主题曲，这部电影与白夜酒吧亦有渊源。翟永明告诉中华读书报，她前一天刚从上海书展返回北京。她在中信·大方文学节上发表了关于旅行的意义的演讲。
我们的话题就从旅行开始了。
旅行和弗里达·卡洛
中华读书报：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旅行是你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从成都到北京，从纽约到柏林……这次在上海书展演讲，也是关于旅行的话题。
翟永明：呵呵，我还是早年跑的地方比较多，年轻时特别特别喜欢旅行，现在就不太跑了。去的地方有些多了以后，好像就没有新鲜感了，另外现在身体也不是特别好，怕坐飞机。所以我今天谈旅行的意义，其实是基于我以前的旅行经历。
中华读书报：你在这次演讲中专门说到了你的墨西哥之旅，还表达了对墨西哥画家弗里达·卡洛作品的喜爱。你好像对拉美文化情有独钟？
翟永明：对，我特别喜欢拉美文化，他们的文学、艺术都很喜欢。记得是2006年，我坐了28个小时的飞机才到达墨西哥，腿都肿了。后来在墨西哥走了好多地方。
大概是2000年吧，我曾出版过一本谈画的书——《坚韧的破碎之花》（东方出版社），里面就有我最早写弗里达·卡洛的文章。记得九十年代末我在纽约的那段时间，当时弗里达·卡洛和她的作品还没有现在这么火。有一次我在苏荷区看到一本画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弗里达·卡洛的作品，之前没看到过任何关于她的介绍。八十年代我看过很多西方现代艺术家的作品，但大部分出自男性艺术家。那次站在街上翻看弗里达·卡洛的作品，非常打动我，几乎是吃惊，觉得那些作品和我的写作有关系。她的作品直观看上去已经很厉害，那些自画像完全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自画像，超越了自恋，超越了自我。后来我买下那本画册，看到里面还有很多文字，还有她的照片，像是传记式的，大体能看出她的生活轨迹。接下去，我在纽约就不断地看她的作品，有心灵相通的感觉，我八十年代写的组诗《女人》，包括《静安庄》，跟弗里达·卡洛的画作是有映照的。回到中国之后，我就写下了那些关于弗里达·卡洛的文章。
普希金和西南物理所
中华读书报：你在《白夜逃亡》这篇文章（收入《以白夜为坐标》一书）中写到“白夜”酒吧之名的由来：“既与我喜欢的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夜》有关，也与我喜爱的电影《白夜逃亡》有关”。具体到成长与写作，俄国文化、文学、审美对你有怎样的影响？
翟永明：俄国文学对我的影响要更早。上中学的时候我就读了很多俄国文学作品，包括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记得《复活》《安娜·卡列尼娜》都是读了好几遍。我可能在读书这方面比较早熟吧，那么小也能读懂。虽然那时这些都是禁书，但在民间还是流传的，而且多是民国时期的版本。
那时我的求知欲比较强，读书也比现在专注，内心比较单纯，真是如饥似渴啊。我记得那个时候读了很多普希金的诗，还抄了一大本，毕业赠言时给同学抄了《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老师为此批评了我。其实那个老师平时对我很好，觉得我的作文写得不错，之所以批评我，估计是那个年代的人对于文字有一种谨慎。
中华读书报：你那么小就喜欢文学，作文写得也不错，怎么后来高考时选择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为电子科技大学）？
翟永明：我自己希望选择文科，但是父母不同意。那个年代文革刚刚结束，人们内心还是有阴影。父亲特别反对我学文科，他觉得从事文字工作比较危险，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何况那个年代最流行的一句话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中华读书报：但命运终究是绕了个圈。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西南物理研究所，几年后你还是辞职了，成为诗人。这样的决定在当年是要很大的勇气吧？
翟永明：是啊。那时辞职和今天的年轻人换个工作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西南物理所是个很好的单位，属于那个领域在国内很尖端的研究机构。在西南物理所工作了差不多有六年，那是挺难受的几年。我对那份工作没兴趣，觉得继续做下去是自己的负担，对单位来说也是个浪费，浪费了一个分配指标。后来想起来，读书时我就知道自己不是搞科研的料，中学时的班主任是物理老师，觉得我太偏科，对我说，以后就分配你去搞物理吧。一语成谶。
那时全国已经慢慢开放了，但西南物理所依然很保守，没有什么变化。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文革后期的状态，单位里也有等级制。那是个部属单位，跟成都市没有太大关系，基本是个与世隔绝的小世界。但是我一去，就变成异类，因为我老是跟外面的人交往，比如欧阳江河他们，常常来找我。
当时我认识了很多艺术家，画画的、搞摄影的，还有诗人，其中不少人现在都成大家了。那时我们都比较年轻，艺术创作上也是刚刚开始，大家住的相距也比较近，经常聚在一起。单位分配给我和另一个女孩一间宿舍，那个女孩很快结婚，搬走了，于是我有了一间独立的房子，十八平米，在当时那些朋友们看来，条件简直好得不得了。他们老是约着在我宿舍碰面，找我聊天，后来还把门锁弄坏，任何人来都能打开。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那种情景。
白夜和花神
中华读书报：听上去是挺让人向往啊。说到白夜酒吧，你在《我和白夜》一文中曾经引用你的朋友和诗人何小竹的话，他认为白夜酒吧回报给你很多，“这很多，不是经济上的，而是形而上的。”你自己更是将白夜视为“重生”的平台，具体说说这些话后面的含义吧？
翟永明：我当然是很同意何小竹这个说法，白夜对我的回报确实很大。在白夜，我认识了这么多朋友，还有那些年轻的诗人，这都是给我的回报。在这二十年里，我们做了很多场关于诗歌的活动，由此我就更了解中国诗人的状况。在我的人生低谷，有很多朋友在白夜陪着我，他们给了我很多友情，给我不同的人生。不是我一个人就能把白夜做成现在这样的，这跟所有朋友有关，是他们来到白夜，共同造就了白夜。
中华读书报：因为白夜酒吧的诗歌气氛，和这些年在白夜来来往往的诗人、作家、艺术家们，让我联想到巴黎的花神咖啡馆，那些和萨特、波伏娃有关的轶事。你也曾在《白夜十问》这篇文章中表达了当初也以花神作为某种方向。现在看来，白夜和花神的差别在哪些方面？
翟永明：2000年我去了巴黎，当时白夜已经开张两年了。之前我通过各种小说啊、书籍啊，对花神咖啡馆印象深刻，很神往。到了巴黎那条大街，我就去找，问路人。居然很多人都知道这家咖啡馆，告诉我怎么走。这说明花神在巴黎当地人心中也非常有名，随便一个路人都知道。最后到了那里，看到门口很不显眼。我想象的花神应该很酷，是很有书卷气的地方，里面贴着很多照片，萨特啊、波伏娃啊。结果到了那里，看上去就是一般的咖啡馆，门口坐满了游客。到里面去看，想要找到一些痕迹，也没发现什么。他们没有刻意去彰显那些文化印记。
要说花神和白夜的区别，我想就在于白夜是我开的，从一开始我就想要做一个比较有文学氛围的酒吧，而且开业至今一直都在做文学活动，而花神最初就是普通咖啡馆，是当时在巴黎的很多文化人要找地方聚聚，就到了那里，自然形成了后来的氛围。
中华读书报：某种意义上，白夜酒吧就像一个舞台，每天来来去去的客人像是演员。你也用文字记录下了一些你见到的曾在白夜上演的一出出“戏”。那些形形色色的人，他们的喜怒哀乐，非常有意思，是特别好的小说素材。你写诗，写艺术评论，也写随笔，想没想过写小说，把这些见闻利用起来？
翟永明：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但我是一个懒散的人呀，太散漫。不爱记日记，经常有时为了创作，觉得哎呀我应该记日记。拿出一个笔记本，了不起能记个十多天，经常写个五六天就忘了。也曾经打算多拍照片记录一些东西，也是虎头蛇尾。再后来计划用摄像机来记录白夜，由于拍了之后还有一些技术性的东西要做，把我弄得很烦。后来那些我拍的原始素材，也有唐丹鸿（纪录片导演）拍的一些，加上一些采访，被编成了一部大概八十分钟长的纪录片，正在准备参加一个电影节。
中华读书报：也就是说，你宁愿用纪录片的方式去创作，也不想写小说？
翟永明：对啊。我的思维比较凝练，是诗歌思维。我曾经试过写小说，发现写得很简单，还喜欢留白，写不到几千字就觉得写完了。我要是有写作冲动，就可以很感性地去写，等到那个劲儿过了，就会一下子提不起精神来，写得就没意思了，这可能就是诗人的状态吧。写小说就是长跑嘛，而我是爆发性的体质，短跑很厉害，长跑不行。
贾樟柯和徐冰
中华读书报：对影像创作的介入还是挺难得的。最近你参与了徐冰导演的《蜻蜓之眼》的编剧工作，十年前你还参与过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的编剧。
翟永明：其实这些参与都不是主动的，都是人家来找我。贾樟柯之前想和我合作，但两次都没有成功。《二十四城记》那部电影正好是以成都为背景，又是跟女性有关，就找到我了。实际上，那个剧本还是贾樟柯在主导，我只是补充了一些东西。他是那种拍作者电影的导演，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编剧自己导演。选择和我合作，是希望我能从女性立场提供一些视角。
中华读书报：以后还会参与电影的创作吗？
翟永明：参与过就可以了，我觉得做编剧是个不能自己完全掌控的事情。参与《二十四城记》是因为我和贾樟柯是朋友，另外我们在很多方面的观念比较一致，能够很好地合作。《蜻蜓之眼》我的参与度更大，也跟导演有过一些讨论，剧本的部分也是不断在修改。
如果可以自编自导，那是另外一回事。但你要做编剧，要和导演合作，你的想法就很难在作品中全部呈现出来，会和导演发生一些冲突，会委曲求全。我想以后不会再参与电影了。我是个比较好合作的人，合作时会放弃一些自己的东西将就别人，虽然内心还是有些勉强。那不像写作，不用考虑那么多，完全按照自己的观点进行。我经常觉得自己比较幸运，我做的事情大多是不太需要跟别人合作的。做编剧，觉得那不是我的作品。跟别人合作，可以妥协，但是自己的写作，写诗，没有必要妥协。
中华读书报：这些年白夜举行的那么多活动，影像都留下来了吗？
翟永明：影像都有的，早期的有一点点，近期的比较全。现在看当年我拍下来的一些影像，感觉特别有意思。2002年，我们做了一个影音周，就是放一些独立电影。七天放了20多部电影。我就拍下来当时的情景。那时白夜的空间很小，我们弄了一个大概十几寸的电视机摆在那儿，现场聚集了很多人，都是成都文学艺术圈的朋友。我看到那里面有些人现在已经很有名了，就挤在那儿，一部一部地看，很严肃地认真讨论。
成都和北京
中华读书报：你曾在中国和世界上很多地方旅行、生活过，但看到你在文章和媒体采访中不只一次说起，无论哪里都不如成都更让你有感觉，回到成都才能正常地写作。这可以理解成你的文学原乡就是成都？
翟永明：当然可以这样理解，肯定是因为成都能够滋养我，我才会有这样的感觉。我在国外基本上不太能写东西，偶尔写过一点。比如在柏林待了一年，就写了几首诗。在美国那段时间，几乎一首诗都没写出来。后来意识到，我无法在没有母语环境的地方写作，方块字对我很重要，连那个字形对我都很重要。离开熟悉的环境，我会焦虑，什么都不想写，会觉得满大街发生的事情都和我没什么关系。
中华读书报：你的诗作曾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你也通过中译本阅读大量世界各地诗人的作品。有个说法，认为不同文学体裁中诗歌是最“不可译”的，对这个话题您怎么看？
翟永明：诗的翻译，我个人当然觉得是不可译的。所以我们看诗歌的译本基本都是在“误读”，不过误读也是一种读法。具体来说，诗歌译本是不是能呈现诗人真实的水准，这个是不知道的。有时候我读到一个外国诗人的作品，本来人家名气很大，在海外口碑很好，但读他诗歌的中译本，啧，也不怎么样嘛，我想这可能就是翻译的原因。译诗，要看译者和作者能有多少沟通。有的时候，很多诗人把隐喻就藏在语言下面，如果译者和诗人有很好的沟通，是可以部分地把这些隐喻传达出来的。要是译者和作者毫无沟通，或者作者已经不在世了，就麻烦了。
中华读书报：那你怎么看待本身是诗人去译诗的？
翟永明：这个事情我们在白夜做过，举办过好几次一对一的译诗工作坊，当然中间还是要靠一位英文翻译，但中外诗人都在现场。作为诗人，译诗肯定也是希望翻译得更接近原作者，而不是显示自己的风格。我的英文不够好，但我参与这样的翻译，也还是会让语言的节奏，包括分段，尽量保持原作的风貌。但是有些比较自我的译者是无所谓的，他可能把国外诗人的诗译成自己的诗了。我们做译诗工作坊，最终译成什么样的文本是一回事，最重要的是在翻译过程中，促进两个诗人之间的交流，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觉得诗人当面一对一的译诗是很好的交流方式。后来，只要时间允许，我就会在白夜安排一个下午，请来两位诗人，互相翻译对方的诗，增进彼此了解。译好的诗，也会现场朗读。
把中文诗译成英文真是个很大的难题，古诗更是没法译。有一次我在国外朗诵，我手里的诗只有一页，看到翻译拿着三页纸，我虽然不知道我的诗被译成什么样，但心里明白，我的诗被稀释了。不同的语言之间差别太大，中文有很多留白，英文就要填补起来。
中华读书报：白夜已经走过二十年，接下来的走向会是什么样子？
翟永明：接下来……我现在北京和成都两边跑，白夜的经营我不参与了，但文化活动策划这方面，基本上完全是我在做。我肯定希望白夜的未来能更开阔一点，不拘泥于以前的风格。希望它能够引领周围的人在精神上有所提升。希望白夜做的活动、交流、分享，都是走在前面的，起到引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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