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商业的文学写作就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这类写作应该有其他写作不能的独特的承担,应该超越新闻、超越理论、超越网络言论、超越人们平时的成见,去思考这个社会存在的种种潜在的、不易被察觉的问题,探讨一些畅销小说、商业性的小说包括侦探小说所不能企及的、所不能够达到的那些对我们来说更隐秘的、更深刻的问题。比如能像《红楼梦》那样,像《罪与罚》那样,让人在日常生活里看到深刻的危机,观察、认识、分析人在他的内心生活的,特别在他道德和精神层面上,遇到什么问题。
——新近出版长篇新作《无名指》、主张现代小说创作回归现实和写实的评论家李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非商业的纯文学写作的重要性(《北京青年报》“青阅读”2018年8月3日,《李陀:理想中的现代小说应该什么样》)。
沈从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后半生?他为什么有这样的选择?为什么他是这样一个老头,而不是别的样子?我就觉得,如果不知道他的前半生,后半生有些地方理解起来可能就不是很充分了。所以如果从他完整的生命来看,可能就会看得比较通顺一点。当然,写的过程我并不是倒推和溯源,其实就是一步步把他发展的过程写下来,他碰到过什么人,遇到过什么事情,是如何处理的,他是如何和这个世界发生关系的,我觉得只要把这些东西原原本本地说出来就行,并不是要得到什么结论,或者解答一个什么样的疑惑。
——先写《沈从文的后半生》,为何一定要写“前半生”?学者张新颖如是说(《晶报》“深港书评”2018年8月4日,《张新颖:他们是“新文化晨曦时刻的儿女”》)。
我觉得没有什么写作主题是新的。它是永恒的,只是它的形式有所变化而已。比如说在现代我们有了社交媒体,我们的写作会涉及社交媒体,因为它成了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如果有技术变革的话,我们也会写到技术变革,但这种变革一定要是非常剧烈的。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觉得写作写的东西永远还是人,人总是会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发生一些故事,我们写的就是这些东西,比如说爱情啦、政治啦、钱啦,还有自己的父母等等。
——美国作家、创意写作课老师珍妮特·伯罗薇在京接受记者采访,谈到了当今时代的写作主题话题(《新京报》“书评周刊”2018年8月4日,《写作班能培养出作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