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若不勇敢，谁替你坚强？

    引子·迅

 

    取“迅”为名，原因有二。

 

    我妈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中文系，专攻鲁迅文学，故在三个女儿的名字中都加了个“迅”字。我爸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在新华通讯社驻外记者的岗位上奔波了近半个世纪，一个“讯”字标识着他的事业版图。妈的情怀加爸的梦想，就成了我这辈子写在户口本上的“迅”字。

 

    这个时代讲心，名字就是家庭赐予我的初心。阿迅之迅，不仅是名字，更是家族的原力，是知识分子用灵魂、情愫、风尚铸成的书香门第。

 

    青春在暑假里速成

 

    我叫朱小三儿，老朱家的三丫头。

 

    上台面儿的名字叫朱迅，男女通用。

 

    我出生在北京黄亭子大院。小时候，一到饭点儿，院子里总会响起街坊们的大呼小叫：“红红、昉昉、三儿——你妈叫你们回家吃饭！”一般此时，红红正站在大树下把风，昉昉跨在树杈间接应，而我则趴在树梢上，偷袭知了或摘别家的果子。

 

    说起爸爸，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根本没有他的影子。

 

    听说爸爸是新华社的记者，我还在妈妈肚子里时，他就被派驻国外，一去六年。

 

    每当妈妈要教训我们，只要姐妹们怯生生地说句“等爸爸回来……”，妈妈高高抬起的手总会无奈地放下。

 

    刚上中学，爸爸被派驻香港新华分社，这次社里同意妈妈随行。当时中英关于1997年香港回归已经开始谈判，爸妈因工作已经分居十多年，这次任务重大且能携手同行当然兴奋，当他们把最担心的目光投向我这个老疙瘩时，我哭丧着脸，心里却乐得冒泡：“以后开家长会，不用挨骂了。”

 

    北京家中，姥姥照顾着我们三姐妹。初三暑假，我被选去担任中央电视台《我们这一代》的小主持人，这是我的第一次“触电”。开场前，我躲在大幕后，偷偷往下看。只见其他同学的家长都坐在台下，脸上用笑容写满了自豪。可我家里没一人到场，我突然好想妈妈，扯着大幕呜呜哭，凄惨的哭声响彻后台。

 

    老师急得一脑门子汗，“完了完了，这孩子情绪失控了！”

 

    这时只听开场铃声响起，我拽过大幕抹去一大把鼻涕眼泪，笑容灿烂地登场。

 

    老师在幕后跺着脚说：“成！这孩子长大能成！”

    家中一位耄耋姥姥，带着三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当然要步步为营。

 

    那一年，我读高一，大姐读大三。

 

    暑假里的一天，大姐翻着报纸，突然冒出一句：“我想去应征方便面的广告。”

 

    我吓一跳，20世纪80年代，拍广告并不是件值得骄傲的事。

 

    大姐并没考取某广告的代言，可评委中有位是电影《摇滚青年》的副导演李童。

 

    “她留了我的地址和电话，说明天来家里取照片！”大姐是个文静的女孩，很少见她如此喜形于色。

 

    我替她高兴，“这才够档次！”第二天上午，我陪姥姥上街买菜，目的是把老人家巧妙地引开。就在这个空当儿，那位李童真的来了。家里的照片几乎都是我们姐妹的合影。翻了半天，她从中选了一张我和大姐的合照。

 

    下午一辆奔驰200把大姐接走了，两个小时后李童又把大姐送了回来。车没走，李童说导演看了我们的合影，让我也过去看看。

 

    第一次坐奔驰，我真有点过意不去，兴师动众地来接一个十五岁的小屁孩儿。

 

    “我就是个托儿，有比较才能衬托出大姐的美丽。”我为自己能有这种牺牲精神感到很满意。

 

    奔驰停在香格里拉饭店对面的一栋家属楼前，李童带我上了一辆大巴。车上有很多人，有的在化妆，有的在整理道具，看来了个小姑娘，就好奇地上下打量。

 

    “你是来干吗的？”

    “不知道。”我一身汗湿的运动衣裤，刚打完篮球，脸没洗，衣服没换。

 

    “肯定又是来试镜的，小小这个角色已经试了二三十个女孩了，还定不下来。”

 

    ……

 

    就这样，我被《摇滚青年》剧组选中了，出演小小。

 

    生活因“摇滚”而改变

 

    “为什么选朱迅？”记者问。

 

    “干净。”田壮壮从胡子缝里吐出两个字。

 

    如果说十五岁时“干净”是一种不谙世事的纯，慢慢长大后这两个字就成了心中的底色、底线和底牌。关机时，壮壮对我说：“我只是缺个演员，把你带进这一行，以后别恨我。”

 

    我纳闷，“感谢还来不及，为什么会恨你？”

 

    “电影这东西有魔力，一旦沾上，一辈子也离不开。”

 

    一辈子的事先不去想，我已经一头栽进了青春期的迷茫中。《摇滚青年》的拍摄集中在暑假，随着整部电影进入尾声，我即将开学。面对校园生活，我突然感到害怕，心里猛然闯进了很多莫名的东西，我回不去了。

 

    青春在一个暑假里速成。

 

    现实充满戏剧性，《摇滚青年》公映后，我第一次领略了媒体的影响力是如此铺天盖地。这部电影是第五代导演田壮壮的第一部娱乐片，拍《盗马贼》等纯文艺片的大导演竟然涉身娱乐，还是带有叛逆色彩的题材，这一切引来了媒体的热议。

 

    我原本只是暑假里干了件好玩的事，可玩出了火，纸包不住火，我真的火了。

 

    “火”体现在多个层面。最开始是走在大街上回头率明显提升，甚至超过了大姐。

 

    接下来就是学校通知板上每天都写着“朱迅有信”。上千封全国各地的影迷来信堆满了玉渊潭中学小小的传达室，回信成为我最繁重的课外作业。还有各大报纸上有关我的报道层出不穷：“小荷初露尖尖角”“霹雳小公主”……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一脸寒霜，“你跟记者吹什么了？”

 

    不久，找我拍戏的剧组络绎不绝，我好像忘了壮壮的叮嘱：“别干这行！”

 

    学校的老师也反对我去拍电影，考不上大学就彻底毁了！一位老师还专门给远在日本的妈妈写了封长信，言辞恳切：“摄制组的人趿拉着拖鞋来学校找朱迅，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接到信，妈妈马上打来电话。“我真的喜欢电影！”我轻声重复着。

 

    “你的前途，我不当导演，我做观众——你最忠实的观众！”

 

    感谢妈妈的尊重，一辈子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才是最大的幸福。并且有了家人的喝彩，一切变得格外有意义。表演给充满幻想的孩子极大的满足感，角色中，我今天是小公主，明天是穷学生。生活有如此多的可能，我对生活也有了更多的敬意。

 

    “你还是学生，会计说按规定只有这些。”陶金把我的片酬送来时还有些不好意思。

 

    我打开快被撑破的信封，十元一张数了好久，竟有2650元（当时爸妈每月工资加起来只有二百多块）！这还不包括拍戏时每天16元的补助。天啊，我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名利双收！

 

    有了钱，我立马儿带上姥姥、大姐、二姐去了前门，这儿刚开了北京第一家肯德基，“照死了吃！”我们四个人抱着四个桶。

 

    谁能抵挡这样的诱惑？我身不由己地被这个圈子吸引。高二、高三的寒暑假给片约定得满满的，铺在脚下的是一条充满诱惑、名利双收的星光大道。

 

    我真的这么厉害吗？其实是名利场太厉害了！它能把人一夜间高高捧起或重重摔下。心里空荡荡的，名不符实的滋味并不好受。我常梦见自己站在一个云中的脚手架上，哆哆嗦嗦、摇摇晃晃，大风吹来，一头栽下。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

 

    壮壮劝我：“学门一生受用的真本事才好！”

 

    记者问：“拍了戏，你学会了什么？”

 

    我说：“学会了放弃。”

 

    高三毕业，我放弃了已经十拿九稳的电影学院，对妈妈说：“我要留学。”

 

    那一年，我十七岁。

 

    樱花梦始

 

    “老不离家是贵人，少不离家是废人。”

 

    1990年9月9日，秋收起义纪念日，朱迅出国。

 

    选择9月9日，颇有点儿下了决心、狠心的意思。就像秋收起义，义无反顾，只有勇往直前了。

 

    电视剧《梦回青岛》刚刚杀青，凯丽姐姐代表全剧组送给我一套蓝色印花布做的连衣裤，“马上就要播我演的《渴望》了，可惜你看不到，好妹妹一路顺风！”

 

    虽看不到《渴望》，可此时的我全身心都充盈着渴望，马不停蹄地赶回了北京，只剩下两天，还什么都没准备呢。回到家已经是夜里，姥姥还在灯下等我。她耳朵不好，听不见开锁的声音，见我提着大包小包进屋，才慌忙站起，心疼地摸着我的脸，“黑了，黑了。”姥姥的手有点扎人，糙糙的、硬硬的，倒还厚实。

 

    姥姥的皮肤很白，白皙的脸庞总含着笑，无限慈爱地看着我。脸上最明显的标志是一副宽边眼镜，重重地压在鼻梁上。几十年的分量留下了两道深深的血印，给人很痛的感觉。“换副轻薄的吧。”从第一次挣钱起我就跟她讲。“不用不用，你挣了钱，我替你藏起来。”姥姥的爱是不讲任何条件、不计任何代价的。我突然很怕，怕自己无法回报这样的目光。赶紧躲进房中，再出来时，手里多了一沓钱。这是我这次拍电视剧的片酬和以前藏下的所有私房钱，加起来有好几千块，在1990年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我把它们放在姥姥的桌上，“这些您留着用。”

 

    姥姥看着厚厚的一沓10元钞票，“穷家富路，你带上吧。”

 

    “日本花不了人民币。”

 

    姥姥不再坚持，同样的话：“我替你藏起来，等你回来时用。”

 

    我腻在她身上，再一次提议：“姥姥，你一个人行吗？要不请舅舅来接你去上海？”

 

    “没关系，老不离家是贵人，少不离家是废人。我在这儿看家，等你们回来。”

 

    姥姥眼中看不见一丝犹豫，一点忧伤。她曾饱受苦难，练就柔中带刚的坚强。

 

    送行的排场不小，六辆黑色的小轿车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首都国际机场。姥姥没有跟来，八十八岁的她像每天送我上学一样，站在三楼的阳台上，戴着厚厚的眼镜，朝我笑着，平静地挥手，直到看不见我的影子。车拐弯时，我看见姥姥摘下厚厚的眼镜，擦着眼角。

 

    从此，姥姥三楼阳台上的身影成了我一生的惦记。

 

    每天恋家十几秒

 

    到日本后醒来的第一个清晨，腿上奇痒。

 

    我一骨碌从榻榻米上爬起来，腿上红通通四五个好大的包。“日本的蚊子好厉害！”我发狠地挠。

 

    在日本已经呆了几年的二姐从厨房里露出了头，“不是蚊子，这叫‘DANI’，也就是‘壁虱’。”

 

    “恶心！家里怎么会有虱子？”“壁虱是专门长在榻榻米里的。这房子太旧了，又全是木头盖的，一年到头都会长虫子。”

 

    虽然早早地被虫子咬醒，并不影响我在日本第一天的好心情。走出房门，便是用低矮的石头墙围成的日式庭院。入秋了，院子里郁郁葱葱，一抹红枫像团火般在绿色中燃烧。角落里有一棵好大的樱花树，正好盖在屋檐上，遮住我们的窗。

 

    日本的电车准得让你根本没理由迟到。

 

    开学了，我每天从玉县的家出来，清晨7:40一定会准时出现在浦和到东京的京滨东北线上。车上的乘客，主要是赶着上班的职员。一车的西装革履按照同样的节奏摇摆着。你不能不佩服日本人的素质和集体的隐忍，虽然摩肩接踵，但每个人的身上都干干净净，没有难闻的气味，没有大声的喧哗，即使被挤成“照片”，车里仍然是静静的。

 

    一小时的车程并不难熬，这是最好的学习时间。我一只手抓住栏杆上的吊环，一只手捧着书，耳朵里塞着耳机。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自己日语过人的听力是在电车上练出来的。但千万注意，随身听不能大声，电车里太静了，耳机里露出的声音也会招来周围人嫌弃的目光。

 

    车轮金属碰撞的声音让我抬起了头，电车驶上一座铁桥，面前开阔起来，赤羽河到了。这条河是玉和东京的分界线，我每天都要经过这里两次，早上拉着吊环背单词，晚上靠着门打盹儿。日本城市间很少会有视野这样宽阔的地方，所以只要经过这里，我都会眺望窗外，就像回到北京家边的玉渊潭公园。

 

    车快，桥短，这样的恋家情结只能维持十几秒。

 

    剩下的时间就泡在日语里。出国前，我也报过一个日语班，零零散散跟了一个月，连五十音图都没认全。太难了，我几乎绝望。但当语言成为生存工具时，人的适应能力简直可怕。日文老师一进门就立下规矩，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学生，在教室里都不许说母语。只要张嘴，唯一可以蹦出来的必须是日语单词。这种强化训练让人透不过气。压力内外夹攻。

 

    我和二姐久别重逢，和平共处的日子没维持几天，就恢复到从前的状态。“棍棒底下出孝子”，这是她一贯的信条。她说周围爱我的人太多，再不加以调教，我就要被宠坏了。浦和的家是二姐一手建起来的，所以她格外珍惜。比如说，进屋时，要在玄关换鞋，方可登门入室。我刚到日本，没这个习惯，经常穿着鞋往里跑。身后二姐一声大吼：“再穿鞋进屋，你就给我搬走！”

 

    我傻在原地，刚来日本谁想到她会说出这么绝情的话。眼泪噼里啪啦地掉下来，两顿绝食抗议后，二姐终于先软了，“入乡随俗，进屋脱鞋，是这里的规矩。

 

    我骂你总比外人看不起你好，你自己打工后就知道了。”

 

    ……

 

    也许是看过的抗日剧起了作用，加上一个凶巴巴的女主人和一条瞎了眼的老狗，虽同住在一个院里，我几乎不和房东家来往。但好景不长，房东太太已经来过几次了，没有笑容，薄薄的嘴唇张得很小，说出的话却毫不含糊。

 

    “这房子要翻修，希望你们尽快搬出去。”

 

    再装听不懂也无济于事。我们白天要上学，姐姐晚上还要打工，没有多余的时间和钱再找房子。

 

    “希望你们马上搬家！”女人再次出现在我们小屋门前的时候，近乎骂人了。我们请求她再让我们多住些日子，找到合适的地方我们就会尽快搬走。可找房子哪有那么容易？别说有很多地方不租给外国人，即使租，一上来几十万的礼金、押金，刚刚交完学费的我们一时半会儿也凑不齐呀！

 

    接下来的每一天我们都在提心吊胆中度过，出门的时候尽量躲着对面，生怕撞上会更尴尬。开学了，学习紧张，回木屋休息也十分不安。我和两位姐姐商量，三人尽量抽休息时间分头找房子，我也尽快开始打工，看能否合三姐妹之力，找一处安身之所。

 

    租赁房屋的店面到处都是，可租金高得我们无法承受。好不容易找到一处便宜的屋，人家一听我们是中国留学生，笑成缝的眼睛圆了，“对不起，不租给外国人。”门重重地关上，心被夹得生疼。

 

    钱是尊严的屏障

 

    一天，房东来敲门。从门缝中看见他的灰白的头发我就紧张，这回他要亲自上阵了。

 

    “对不起，打搅了。”房东手里捧着一盒点心，“我刚从秋田回来，这是一点心意，请。”他很友好地递过来。

 

    我不敢看他白色的眼睛，“谢谢。”

 

    “我可以进来吗？”

 

    我心里一万个不愿意，可这儿本来就是人家的地盘，抬头看见房东太太正在对面的阳台上晒被子，只好侧身把他让了进来，门大大地敞着。

 

    “姐姐在家吗？”

 

    “她去……买东西了，马上……回来。”我磕磕巴巴，用刚学来的日语回答。

 

    “真不简单，才来这么短的时间，日语已经说得很好了。”他坐在地上，看看四周，“布置得好漂亮，还是女孩子有心。”

 

    我眼帘低垂，听他慢慢讲话。“这个房间以前是我儿子住的。结婚后，他就搬走了，前一段好像闹了点别扭，说要回家住，所以我太太就……”

 

    “我们正努力……找房子，可是……”我拼凑着单词，一脸委屈。

 

    “别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小两口吵架是常有的事，如果他们真要分开，也应该自己解决问题了。你们要是喜欢这里就请安心住下去吧。”

 

    我是不是听错了？真的吗？我们不用重新找房子了？他微笑着点头，瞎了眼的脸似乎没那么可怕了。“我年轻时去过中国，很年轻的时候。十五岁吧。”

 

    他好像话中有话，“现在每两年也会跟着日中友好协会去中国走走，每次都会看到变化很大。”

 

    我心里别扭，根据姐姐介绍过的背景，边听边猜他当年究竟做过些什么，现在是不是在施舍恩惠来弥补当年的罪恶。想起姥姥给我讲过那些日军的残忍，坐在面前的人已经戴上土黄色的遮耳帽了。我是一个喜怒都形于色的人，嘴上不好说，脸上一定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好像看出了什么，并不回避，“以前日本在中国做过许多坏事情，现在年轻一代不是很了解。好在中国的年轻人很努力，就像你们一样。我希望能尽自己的能力帮点忙。如果不嫌弃的话，就请安心地住在这里，不会有人来打搅你们的。过两天我帮你们安个电话，请不要告诉我太太。”

 

    自从这次谈话后，房东太太没有再撵过我和姐姐。我们明白是房东在暗中求了情，心里十分感激。同在一个屋檐下，能明显地感觉到房东太太的不满，每次见面都是不理不睬。我们自知占了人家儿子的地盘儿，心知理亏，但也别无他法。我第一次意识到“钱”是那么重要。在异国他乡，钱是维护自由和尊严的一道最有力的屏障。除了学习，我要挣钱！挣很多的钱！

 

    一连几个晚上，我闭着眼睛在床上算计。有了钱，先买张床，刚来的新鲜劲儿已经过去了，我不喜欢睡榻榻米，老跪在那儿，跟受罚似的；然后还要交日语学校的学费，攒大学的入学金；千万别忘记先还上姐姐们为支付我的赴日费用，借别人的50万日元；最好尽快搬出去，弄个自己的窝儿……

 

    厕所厨房，更是课堂

 

    说到挣钱，我是老手。

 

    我十四岁进电视台，利用寒暑假，几个星期拍部戏，挣的钱比父母一年的工资加起来还多。自从上高中后，就再没向父母伸过手。俗话说得好，“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挣钱当然靠自己！

 

    日语学校里除了韩国、马来西亚的那几个富家子弟外，几个日语稍有底子的同学都先后做起了小时工，中午买饭时，能毫不犹豫地点上一份500日元的鳗鱼饭。我一边吃着250日元的青咖喱，一边托付几个刚认识的同学，“如果您打工的地方有空缺，别忘了给小妹推荐推荐。”

 

    功夫不负有心人，没过几天，那位天天吃鳗鱼饭的同学就告诉我，他打工的地方正招人。太棒了！我再次换上那件蓝印花的连衣裤，兴高采烈地跟他去面试。

 

    在电车上晃了50分钟，到达东京的大手町，这里有在日本电视剧中多次出现的摩天大楼群。我兴奋且不安地走在楼群黄昏的日影里，费力地跟上前面日本人脚步的节奏。

 

    同学宽慰我：“没事，对于不会讲日语的学生来说，这份工作最轻松了。”

 

    “谢谢，等我拿到工资一定请你吃鳗鱼饭。”我一向很大方。

 

    ……

 

    女厕比男厕脏多了。

 

    九月的日本，闷热潮湿，厕所中没有空调。下班后，留在这里刺鼻的臊臭，让我真想把一个星期前在北京吃的饭都吐出来。用手把纸篓中的脏东西一个个掏掉，再用抹布把便池旁溅出的屎尿擦净。鼻子一酸，泪水夹着汗水一滴滴地掉进了便池里。

 

    想起以前，姐妹中我是老幺，十四岁进央视做主持，十五岁在青影厂拍电影，当时因《摇滚青年》在全国放得正火，我留学之事引来了电影学院老师们的一片惋惜声。可年轻气盛的我，自认为出身书香门第，满腹清高，看不惯文艺圈中的一些唯名利“誓”图的作风，拍拍屁股走人，咱敬而远之。我推掉了五部电视剧的片约，东渡日本。

 

    现在我身上穿着全剧组朋友送的蜡染衣裤，却在这里扫厕所。和我一起干活儿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欧巴桑”（日语中对上了些年纪的妇女的称呼），见到新人进门，显然已经以前辈自居了。生怕我偷懒，她一直侧眼盯着我。到了十楼以上，她干脆止步歇息，在旁边对我指手画脚地吆来喝去。

 

    这样一干就是四个小时，从一楼扫到十楼时，我的腰已经直不起来了。一不小心碰翻水桶，又引来她铺天盖地一片惊叫。在连续的高声责骂中，我只听懂了电影中日军吼过的一句“八格（笨蛋）！”。

 

    我缩在墙角，浑身颤抖着，不敢去看那张愤怒的脸。这时，一位四十岁左右、身着和服、打扮得很体面的太太走了进来。她没看见地上的水，脚下一滑，一个踉跄向前扑去。

 

    “当心！”中文冲口而出，我一把抱住了那妇人的双腿。她摇摆了几下总算站定，雪白的日式足套已被溅湿。

 

    “妈妈，怎么了？”跟进来的一个女孩子，慌忙扶住了母亲，低头看见跪在水里的我，又是一声惊呼。我的一双脏兮兮的手正紧攥着她妈妈美丽的和服裙摆。

 

    我赶紧撒手，衣服上已经留下了两个完整的脏手印。

 

    闯祸了！我吓得站了起来，向后退去。和我一起干活的日本老太冲上来，小鸡啄米一样频频地向那位阔太太鞠着躬。我这十几年都是被人哄着、捧着、惯着的，哪里向人低过头？顿时一种从未有过的屈辱感堵满了心，我硬梗着脖子，士可杀，不可辱，决不向你们日本人低头！

 

    阔太太看出了我眼中的愤怒，她招招手，要我出去。

 

    “她会不会要我赔？没钱会不会打人？听天由命吧。”我默默地跟着她走出了厕所。她开始向我问话，我又累又气，什么也听不懂。

 

    见实在不能和我交流，她也就不再多问。她从包中拿出两个用银锡纸包得很精致的饭团，做了一个吃的动作，柔声说：“KAWAYISO（可怜的）。”

 

    最后一句我听懂了，她在可怜我！这句话对于一向傲娇的我来说是扎进骨血、刺痛自尊的伤害，比打我骂我还要疼、还要冷!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目送着那母女俩优雅地离开。没到大门口，女儿拿出一张湿纸巾给她妈妈擦手，好像在埋怨她怎么去碰一个扫厕所的外国人。那妇人擦完手，顺手把纸丢进了垃圾桶，还回头看了我一眼，微微笑着。一股不可阻挡的寒意涌上心头，让我浑身哆嗦，手里捏着的那两个饭团已经变了形。走回厕所，日本老太还在叨咕着。我狠狠地把饭团扔进便池，不停地按着冲水钮，水声轰隆，奔流而下，掩盖了我的呜咽，冲走了我的骄傲，也惊醒了我的樱花梦……

 

    就是这短短的几个小时，让我真正知道了这不是拍电影，我不是在演戏，这是赤裸裸、活生生的现实。这一切是我自己选的，背水一战，毫无退路，为了挣钱，我只能一步一步跪着向前走……

 

    你若不勇敢，谁替你坚强？

 

    第二天，当我再次出现在同一栋大楼的地下室时，穿工服的“领导”有些吃惊。他翻出一张纸卡，写上我的名字——阿迅。“从今天开始，请加油干啊！”

 

    他把纸卡塞进小机器，“咔嚓”一声，我正式打卡上岗。

 

    日语学校每天下午五点放学。我在便利店买袋薯片或面包当晚餐，边走边吃。一瓶汽水要100日元。我捏了下自己的兜，里面有个硬硬的钢镚儿——500日元。

 

    不行，这是最后的底牌，不到发工资是绝对不能用的。目光艰难地从葡萄味的芬达上移开，前面就是车站的免费饮水处，我对着水龙头，咕嘟咕嘟，赌气般地大喝。

 

    晚上六点半，准时开始清扫。这时楼里大多的公司职员已经下班，我的工作就是把十八层大楼的每个厕所清扫一遍，让它们清清爽爽地迎接第二天的工作。那段日子里，我累得几乎无法思考。《红楼梦》中云：“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打工时，我常常会把自己想象成某个戏中的主角，今天是勾践，明天是苦菜花，后天是阿信，现在不过是卧薪尝胆、体验生活。我喜欢演戏，戏里有百变人生，百种滋味。

 

    富兰克林说，恭候运气的人连一餐饭也无法保证。

 

    于是，三个月后，我主动出击，换了一份在餐馆刷盘子的工作。

 

    当最后一次从一层清扫到十八层，再从十八层下来，拿了工资和这座大楼里所有被我清理得干干净净的厕所告别时，我竟有一丝留恋。这里是我的第二课堂，人生百态在这最隐私的地方上演着。走出这里，我不再怯生生，熬过了最底层，还会怕什么？！

 

    （本文摘自《阿迅》，朱迅著，长江出版集团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5月第一版，定价：49.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