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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陈第在《毛诗古音考·自序》中言：“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时过境迁，音形变异，后人欲解读前代典籍，往往需要借助专门的“小学”（文字、音韵、训诂）知识。音训即是古代经典训释的一种重要方法。这种方法的主要特点是，用一个音同或音近的词来解释另一个词的意义，清代把这种方法叫做因声求义。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音恰恰是沟通形与义的关键，清代王念孙云：“训诂之旨，本于声音。”（《广雅疏证·序》）提倡以古音求古意。近人黄侃先生也曾说：“详考吾国文字，多以声相训，其不以声相训者，百分之中不及五六。故凡以声音相训者为真正之训诂，反是即非真正之训诂。”（《制言》第7期）
以往的音训研究成果颇丰，但主要集中于清代以来音训材料的整理和研究上，对此前音训材料的利用和研究则相对较少。诚然，音训方法至清代才日臻完善（乾嘉学派是其代表），但一种科学方法的成熟往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酝酿过程，对清之前音训材料的全面系统研究正好有助于厘清这个过程，还原音训的本来面目。此外，这还有助于廓清音训的价值与不足等复杂问题。吴泽顺教授的《清以前汉语音训材料整理与研究》（以下简称《音训研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撰写的一部力作。具体说来，其学术贡献主要有以下三端：
一、全面整理汇编先秦至明代的音训材料
从先秦诸子的名实之争到清代训诂学家的解文释义，两千年间，音训以其独特的个性魅力而被人们广泛使用，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语言遗产。但一种科学方法的成熟并非凭空而降，音训从产生、发展，直至成熟，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以往对清代之前的音训材料缺乏系统整理与研究，因此未能很好地解答该问题。我们必须认真梳理历代音训材料，从中探求其发展的轨迹。
有鉴于此，吴泽顺教授自2006年在东京大学访学时，就着手整理清以前的音训资料。这是一项难度颇大的工作，因为音训资料散见于历史各时期浩瀚的文献之中，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搜集与整理，既需要具备扎实的音韵学根柢，又需要有“板凳要做十年冷”的定力，实非易事。吴泽顺教授不畏艰辛，历经十余年的努力，穷尽性地整理了《周易》《左传》《公羊传》《穀梁传》《礼记》《论语》《孟子》《管子》《庄子》《荀子》《韩非子》《逸周书》《国语》《大戴礼记》《春秋繁露》《白虎通义》《毛诗训诂传》《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风俗通义》《汉书注》《五经正义》等60余种历史文献中的音训材料。按照词语之间的音同、音近、音转等关系认定条目，辑录原文，指出训释词与被训释词，一一标明其所属声母与韵部，最后按时代和作者汇编成集。
与以往的研究不同，《音训研究》对材料的整理，未局限于传统的字书、韵书，凡涉音训者皆纳入整理范围。如《史记》中引用了大量的先秦文献，考虑到让当时及后人便于理解，以消除时代造成的语言隔阂，司马迁在引用这些文献时，常常在不违背原意的前提下作某些改动，于是形成引书异文。这类异文一般不会为音韵学研究者所关注。但本书作者研究发现，其异文中包含了大量的音训材料，仅引用《尚书》所形成的异文就达240条（不计重复），这些都是汉代音训研究的重要史料。诸如此类，作者钩隐索沉，抉微发覆，使得不少散见于历史文献而此前未被关注的音训材料，如汉应劭《风俗演义》、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明刘基《菜窝说》、李自珍《本草纲目》等里面的音训材料，在著作中第一次得到系统的挖掘与整理。
《音训研究》全面整理和汇编清代之前的音训材料，填补了学术史上的一个空白，为音训研究乃至整个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语源学等的研究提供极大的方便。一方面，这方便了研究者对音训材料的选择和提取，另一方面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历史的、宏观的视野，有助于全面、正确地理解音训这种方法的本质。
二、系统研究清以前各时期的重要音训作品
先前学界对清之前音训的研究以专书和断代居多，《音训研究》则在全面整理和汇编清以前音训材料的基础上，以时代为经，以音训作品为纬，对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音训作品进行了专题研究，这既包括学界已研究的音训作品，亦有许多前人尚未涉猎的音训材料。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通常是作为药典名著进入研究者的视野。《音训研究》却独具慧眼，整理出其中有关音训的材料277条，并与刘熙《释名》、王安石《字说》、戴侗《六书故》、刘基《菜窝说》四部汉代以来的作品进行分析比较，发现它的体例、方法大都继承《释名》，而于动植物的训释更为专精；训释术语则继承了《六书故》的术语体系，用“同”“近”“通”“转”构成音训，尤以“转”类术语为多；训释内容对《字说》谐声字说训诂的观点多有继承（《音训研究》第370-372页）。
相对于《本草纲目》，《说文解字》音训研究的成果颇丰。自清代始，《说文》利用音训释义的现象即为段玉裁所揭示，近人黄侃、沈兼士等学者对此多有探讨，当代崔枢华曾著专书《说文解字声训研究》，专门对《说文》声训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面对诸多研究成果，《音训研究》未囿成说，重新整理《说文》的音训材料，摒除先前研究收录的非音训语料，从形式和内容上分析《说文》有别于其他著作的特征，并与“王氏四种”进行比较，得出了一些重要的语音变化规律。
《音训研究》分析每部音训著作的体例、特点、成就、局限，但不是孤立地就特定著作而论音训，而是将其放到整个汉语语音发展的长河中，以历史演变的视角来看音训材料，横向比较，纵向系联，从而揭示不同时期音训的特点。在系统分析材料的基础上，该著将清之前的音训划分为“音训之滥觞：先秦典籍中的正文声训”“音训之渊薮：两汉魏晋时期的经注与训诂专书”“音训之嬗革：唐宋元明时期的音训特色”等三大历史阶段，构成了一部完整的清代之前音训史。
三、厘清音训理论、方法和实践的发展脉络
《音训研究》不仅系统研究各时期的音训著作，而且从理论高度对先秦至明代的音训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对音训的概念、性质、原理、方法以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梳理各家观点，廓清了一些关键又棘手的音训理论问题。
如关于“音训”概念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多有分歧。《音训研究》从“音训”的两个层面切入分析：“一是词语（字）和词语（字）的关系，即被训释词与训释词，这是音训的目标层面；二是词语（字）和词语（字）的语音关系，这是音训的手段层面。由字词的语音相关推求词语的关系，探求两个层面的复杂对应关系，就是音训。”（《音训研究》第5页）由此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音训定义，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音训的材料、分类和方法。
音训有不同类型，不同类型音训的产生有其时代背景和学术源流。按一般的说法，音训是古人探索事物得名之由的一种方法。但清以前尤其是先秦时期直接逼近语源义的音训数量不多，所以受到当代学者的非议。该著作通过对音训的系统研究发现，音训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涉及事物得名之由的音训，这是语源学的音训；另一种是古人为了正名求故，或为了帮助自己立论而运用音同音近字随意发挥的音训，这种音训只关乎到词语的文化义，可以看作是一种修辞现象。正因为有第二种音训的存在，所以才会出现一词数源的情况。《音训研究》正是从文化的大视野来看待各种音训现象，才能将许多问题分析得更加深入。如汉代的正文声训，当今的训诂学家大多持否定的态度，将其作为训诂的反面教材。《音训研究》却认为：“汉代的正文声训，作为一种重要的语言和文化现象，上承先秦名学，下连今古文之争，其产生必定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第26页）
准确理解音训的概念、分类及背后的思想关联，才能更加全面地梳理音训方法发展的历程。音训始于周秦，尚不能认为是一种自觉的成体系的释义方法。到汉代，《说文解字》近一半的字涉及音训，《释名》则是声训专书，说明两汉对音训法的运用已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宋末元初的戴侗是自许、郑至乾嘉学派一千多年间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明确提出“因声以求义”的见解，科学地论述了音义关系，是音训史上的转折性人物。明末清初的方以智，在其《通雅》中大量使用音训方法，并提出许多音训理论主张。清代的王、戴诸家，是音训之学的集大成者，他们的成就，就是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音训方法在两千余年间，从实践到理论，从无意识到自觉，从零散到全面，正是这样一步一步，日臻成熟。《音训研究》通过扎实的研究，出色地梳理出清以前音训方法的发展脉络。
值得一提还有，该著作第一次将西方认知语言学的像似理论运用到音训研究上，从机理上解释音训的成因与局限，对于正确认识与评价音训这一古老的训释方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当然，音训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确定一组音训词的音义关系，通常需要有大量的佐证材料，而音转现象的大量存在，又从形式上增加了判定的难度。由于该著作涉及音训的历史文献甚夥，散见逸失，求全不易；泥沙俱下，求准亦难。加之声韵的巧合，难免有一些非音训词阑入其中。但瑕不掩瑜，《音训研究》作为第一部全面整理研究先秦至明代音训的著作，系统研究清以前各时期的重要音训作品，深入探讨音训的理论和方法，梳理千余年来音训发展的历史脉络，确是一部极具创见的高水平的学术著作。2015年，该著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7荣获浙江省第十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获得如此崇高的荣誉，《音训研究》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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