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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是瑞典大导演英格玛·伯格曼（1918-2007）的一百周年诞辰，该国举办了众多的电影节、展览会和戏剧演出，拍了多部纪录片，予以纪念；出书亦有数十种，其中一部，乃瑞典电影学院顾问安德烈亚斯·福克（AndreasFock）所著，名叫《人人都谈伯格曼》（AllatalaromBergman），多谈秘闻轶事，鲜活有趣，同时力图证明，伯格曼不仅是大师，而且是个尊重妇女的正派大师。
保卫伯格曼
《人人都谈伯格曼》一书收入福克对二十五位老电影人的全新访谈，他们都是伯格曼的合作者，其中不仅有摄影师和电影明星——如莉芙·乌尔曼、莱娜·奥林、佩妮拉·奥古斯特和莱娜·恩德勒（2012年12月，恩德勒曾在皇家剧院承办的诺贝尔朗读会上以头牌登台，念了莫言的《红高粱》），也有美术师、化妆师、混音师和电工。有些人是第一次公开讲述与伯格曼共事的细节。所述以轶事为主，涉及他做人、从艺的方方面面，汇总一处，便为史上最伟大导演之一提供了一幅新鲜的画像。
但是，并非人人都爱伯格曼。五年前，作家托马斯·舍贝里（ThomasSjöberg）就出版了《英格玛·伯格曼：一个关于爱情、性与背叛的故事》（Ingmar Bergman: En berättelseomkärlek,sexochsvek），从大师的私生活入手，公然挑战伯格曼不可撼动的国宝地位，轰动一时。今年是官方的伯格曼年，又赶上#我也运动方兴未艾，舍贝里再度出手，于1月22日刊文于《每日新闻》，声讨伯格曼，说他正是瑞典今日面对性骚扰时集体沉默文化的奠基人。这一文化的核心理念，就是广为人知的“伯格曼和他的女人们”（Bergmanochhanskvinnor）。
伯格曼结过五次婚，和六个不同的女人生了九个孩子。莉芙·乌尔曼便曾作为青年演员，成为他的情人和他一个孩子的母亲。但这些事在福克新书的受访者看来不算什么：他爱女人们，女人们也爱他。莱娜·恩德勒甚至直截了当地说，伯格曼是个如假包换的女权分子。他对妇女和妇女的心智有兴趣，这往往让他的女演员从中受益，她们总有好角色来发挥演技。
乌尔曼因主演伯格曼的《婚姻场景》而享有盛誉，却拒绝了《芳妮和亚历山大》的邀约。她在书中告诉福克，这是她做过的最笨的事。她还因此大大地得罪了伯格曼，两人一度形同路人。
虽然受访者普遍认为，伯格曼在艺术创作上是个独裁者，听不得反对意见，却无一人报怨他有作风问题或性骚扰行为，相反，他关心群众，尊重妇女，不分工种，一视同仁。
莱娜·奥林主演了伯格曼1984年的电视电影《排演之后》，剧本是伯格曼特地为奥林所写，她在片中扮演的安娜要在斯特林堡《一出梦的戏剧》中扮演因陀罗的女儿，却意外怀孕。没想到剧情成了现实：奥林怀孕了。她不得不向伯格曼说出实情。
伯格曼说：“这孩子你不能留，你得演因陀罗的女儿。”
“那你找别人吧。”我说。
“不。我不找。就这么往下拍好了。”他说。
排演之后，当奥林拒绝遮掩日益隆起的腹部时，伯格曼更为窝火。有一次两人同乘电梯，他一脚踢在奥林腿上。
奥林毫不讳言，她能感到伯格曼对她的爱——专业意义上的爱。世界上的坏导演何止千万，但伯格曼是个尊重妇女的人。
理解伯格曼
挪威当红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写有四千页的六卷本超长自传体小说《我的奋斗》，其第二卷《恋爱中的男人》不仅是对婚姻生活的详尽叙述，也是对斯德哥尔摩文化生活的一份生动记录。书中写到他与瑞典诗人和作家琳达·博斯特伦恋爱之初，一起去看伯格曼在皇家剧院导演的最后一出戏——易卜生的《群鬼》。挪威电影杂志《样片》在今年6月28日的伯格曼纪念文章中重提此书，并再度确证，相较斯特林堡，伯格曼更钟情易卜生。
克瑙斯高写道：
几天后我们去了剧院。琳达、盖尔和我。第一幕很糟糕，实在让人难受，幕间休息时，我们上了俯瞰港口的阳台，坐到桌边，盖尔和琳达聊起了演出有多糟糕和为什么如此糟糕。我的看法倒更积极一些，尽管这一幕有小而促狭的感觉，影响了全剧和它要描绘的视界，但也造成了一种期待感，仿佛有别的什么东西呼之欲出。也许不是在戏里，也许更多地存在于伯格曼和易卜生的结合，让人感到最后一定会创造出某种东西。要不然就是剧院富丽堂皇的观众席愚弄了我，让我相信必有别的东西。确实有。一切都得到了提升，不断高涨，紧张感增强了，在紧密设置的框架内，最后只有母子二人，一种广阔感，一种近似野蛮和不计后果的感觉油然而生，情节和空间因此都消失不见，留下的只有感情，裸裎的感情，让你直视人的存在本质，生命的内核，让你发现自己置身化境，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变得不再重要。一切冠以美学和品味的东西都被清除了。那不是一轮巨大的红日映照在舞台后方吗？那不是欧士华赤裸着身体滚过舞台吗？我不再确信我看到的，细节在唤醒它们的舞台上消失了，那是一种绝对的存在，火一般的热和冰一般的冷同时出现。不过，如果你执意让自己无动于衷，那么所发生的一切便不免有夸大之嫌，甚至可能是平庸的或媚俗的。第一幕堪称绝妙，一切都在这里埋下了伏笔，只有毕生用于创造、作品数目巨大、厚积五十年以上功力的人，才能有如此的技巧、沉着、勇气、直觉，以及对这种风格的深入理解。仅有灵感无法创作出这样的作品，不可能。我看过或读过的东西当中，几乎没有一个是用这种方式触及，甚至接近本质的。我们跟随人流往外走到休息厅时，出门上街时，谁都没有讲话，但是通过他们茫然的表情，我能看出他们也沉醉其中，流连于那个糟糕却真实，因此也是美丽的地方，这是伯格曼在易卜生那儿见到的，然后又将它成功再现。我们决定去艺吧喝杯啤酒，去那儿的路上，傻乎乎的状态渐渐消退了，代之以一种热烈、欢快的情绪。本来，有如此迷人的女人在身边，我通常都会感到窘迫，三年前的那些事让情况更为复杂，但此时窘迫感一下子消失了。她谈起有一回参加伯格曼的彩排时，不小心碰到了灯架，惹得他发了脾气。我们讨论了《群鬼》和《培尔·金特》的不同，两剧大相径庭，一部只重表面，另一部只重内里，但同样真切。她模仿了一番马克斯·冯·叙多和死神的对话，还和盖尔谈起了伯格曼的影片，盖尔自己去电影馆看过全部展映，每次都去，因此看过那些值得看的经典老片，而我坐在那儿听着，为一切而开心。开心于看了这个剧，开心于搬到了斯德哥尔摩，开心于有琳达和盖尔作伴。
颠覆伯格曼
在克瑙斯高笔下，新一代瑞典文艺工作者对伯格曼的仇恨跃然纸上：
两天后，琳达打来电话，邀请我参加她和两个女友准备举办的沃普尔吉斯之夜派对。欢迎我带上我的好友盖尔。我带了，2002年5月的一个星期五，我们步行穿过南马尔姆，前往举行派对的公寓，没过多久，我们就坐进了一张沙发，每人手里端着一杯潘趣，周围是一帮年轻的斯德哥尔摩人，个个都跟文化生活有某种联系：爵士乐手，戏剧人，文学批评家，作家，演员。琳达、米凯拉和厄勒高是派对的组织者，在斯德哥尔摩城市剧院工作期间结识。此时正值皇家剧院和西克马戏团联袂演出《罗密欧与朱丽叶》，所以除了演员，还有满屋子的杂耍艺人、吞火师傅和空中飞人。一言不发地混过整晚是不可能的，就算我想这样做也不行，所以我拖着自己的躯壳，从一个人堆走向另一个人堆，交换几句客套话，在几杯杜松子酒和汽水下肚之后，还能在必要的话之外再添上一两个句子。我特别想跟搞戏剧的人说话。从来没有过的感觉，让我在这个夜晚对戏剧的热情空前高涨。我跟两个演员站在一块，说伯格曼多么精彩绝伦。他们却嗤之以鼻：“那老傻逼！太他妈传统了，看了就想吐。”
我怎么能做这样的蠢事？他们肯定恨死了伯格曼。首先，他们从生下来到现在，甚至他们的父母从生下来到现在，他一直都是大师。其次，他们想要那个又新又大、马戏团一样的莎士比亚，那台人人都该一睹为快的大戏，有火把和高高的吊架，有高跷和小丑，多么赏心悦目。他们已经尽己所能地远离了伯格曼。然后一个胖乎乎、明显沮丧的挪威人站在那儿，把伯格曼当成新鲜事物好一顿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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