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其是一位伟大的科学传播者。半个世纪以来,他在全身瘫痪的情况下,毕生致力于把科学教给人民和教育青少年。他为繁荣我国的科普创作、组建和壮大科普队伍、倡导科普理论研究、建设和发展科普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立志“科学救国”
高士其原名高仕錤,1905年11月1日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市。他在一个有着深厚诗学修养的文学家庭里成长,他特别喜欢读书和追求新知识。三四岁时,祖父就开始以《千字文》作为启蒙课本教他识字,之后又找来唐诗教他背诵。1918年,他在福州明伦小学毕业后,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学校。当时的清华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接受具有高小毕业文化程度的学生,学制8年。学生毕业后保送美国的大学深造。
刚入清华学校时,高士其对许多课程用英文讲课很不适应。但没过几个月,他就靠着自己的聪明和顽强的毅力攻克了英语关。有一年暑假,他应邀去山东担任义务翻译,由于发音准确和语言流畅,竟使许多人以为他从小是在国外生活的。他还选学了德语和法语,并且很快就能阅读这两种文字书籍。
1919年五四运动时,正在清华读书的高士其以高昂的爱国热情投身到这场伟大的爱国学生运动之中。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群众运动,在斗争中他亲身感受到了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巨大力量,认识到宣传和教育广大群众的重要性。
1925年,20岁的高士其满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以全优的成绩从清华毕业赴美深造,插班考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化学系三年级,攻读无机化学专业。他认为化学可以为祖国制造更多的粮食和衣服,然而,正当准备在化学领域继续攀登时,祖国传来瘟疫蔓延的消息,他毅然转学到芝加哥大学化学和细菌学系。1927年大学毕业后,他进入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攻读医学博士学位,并抽出一部分时间担任细菌实验室助理。
1928年的一天,高士其在实验室里专心做着解剖实验。当解剖一只患有甲型脑炎的豚鼠时,不慎被解剖刀划破了手指。为了不中断工作,他包扎好伤口后又继续埋头进行实验。万万没有想到,这一疏忽给他带来了终生的痛苦,影响了他一生的道路。几天后,从划破的伤口侵入的脑炎病毒开始发作,病毒破坏了他的小脑的中枢运动神经,造成终身无法治愈的残疾。在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中,高士其以惊人的毅力读完了医学博士课程。
尝试科普创作
1930年秋,高士其回到了阔别五年的祖国。虽然病痛缠身,但是,他很快就应聘到南京中央医院担任检验科主任。在这里工作了不长的时间,他就发现这所医院打的是“救死扶伤”的旗号,实际上却是腐败成风。他无法在这种地方继续工作,愤然辞职。
危难之时,高士其得到了好友李公朴的帮助,当时,李公朴正在筹备“全球通讯社”,邀请高士其协助他做些工作。在这里,李公朴还向高士其介绍了许多文化界的朋友,他还有意无意地给高士其讲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开导他现在国内政治形势复杂,不是搞科学研究的时候,不如像鲁迅那样,拿起笔来宣传革命思想。就这样,工作之余,高士其开始译些诗文发表。由于文笔流畅,言词优美,译文很受读者的喜爱。
这个时期,在李公朴的介绍下,高士其还结识了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当时,刚从日本回国的陶行知正在提倡“科学大众化运动”,他热情地邀请高士其参加《儿童科学丛书》的编写工作,于是,高士其写出了《儿童卫生读本》一书,还为孩子们写了霍乱、伤寒、痢疾为内容的作品——《三个小水鬼》。从此,高士其与少年儿童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后来回忆说:
我为孩子们写作,是从1933年开始的,那时候,我住在上海西摩路陶行知先生主办的自然学园里,由陶行知、董纯才、戴伯韬、陶宏、方与岩、丁柱中和我一起,编写儿童科学读物,并在新闸路创办“儿童科学通讯学校”。我为孩子们写的第一篇作品题为《三个小水鬼》,指的是霍乱、伤寒、痢疾三大水疫而言。后接到读者来信,批评我不该用鬼作比喻,因为“鬼”字带有封建迷信色彩。从此,我认真细心地研究和思考为孩子们写作,力求正确完善。我认为:孩子是人类的未来,祖国的希望,要从小培养他们对自然科学的热爱,才能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转变为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才能抵抗列强的侵略和欺辱。我愿意终生致力于儿童科学读物的创作。
1935年,高士其因脑炎后遗症住进了医院,出院后,他就住到了李公朴在上海创办的“读书生活社”。读书生活社出版半月刊《读书生活》,当时,已有相当影响的哲学家艾思奇正好帮助李公朴主编《读书生活》,高士其由此与艾思奇交上了朋友。从艾思奇那里,高士其读到了鲁迅、陈望道、高尔基等作家的许多作品,他深受启发。一天,高士其从艾思奇送来的许多杂志中,读到了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杂志,杂志上刊登的《论科学小品文》和周建人等撰写的科学小品文稿吸引了他。他反复阅读这篇文章,又想起了自己此前写的《三个小水鬼》,觉得内容和风格都像是科学小品,这给了高士其莫大的鼓舞,产生了跃跃欲试的愿望,他准备响应文中的号召,拿起笔来创作科学小品。
就在这时,李公朴和艾思奇向高士其约稿,让他给《读书生活》写点东西,高士其欣然答应。三天后,高士其写出了第一篇科学小品《细菌的衣食住行》,发表在《读书生活》杂志第二卷第二期上。文章发表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在李公朴、艾思奇的鼓励下,高士其一发而不可收,从1935年春天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发表了100多篇科学小品和科学论文,先后出版了《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大菜馆》《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微生物漫话》《菌儿自传》等科学小品集,还翻译出版了《细菌学发展史》等著作。
用“科学诗”唤醒人民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共党组织的帮助下,高士其离开上海,克服重重艰难险阻,于1937年11月25日到达延安。毛泽东会见他时称赞他是“中国的红色科学家”,并从生活、学习和工作等方面给予高士其照顾。当时,他被安排在陕北公学担任教员,还经常到自然科学院讲课。在延安期间,他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写了许多热情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文章,并于1939年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4月,延安派人护送高士其经重庆到香港治病。病情稍有好转后,他就拿起笔为当地的杂志撰写宣传自然辩证法方面的文章。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离开沦陷的香港,经过长途跋涉辗转到达广西桂林,在出任桂林科学食品研究所所长和盟军技术处顾问的同时,仍然继续进行科学小品的创作,写下了《显微镜下的敌人》等文章。此后,他的病情恶化,说话和行动都十分困难,不能自己持笔写作。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没有放弃写作,他的作品都是由他口述,再由别人笔录成文的。
解放战争期间,高士其先后在广州、上海、苏州、台湾等地居住和治病。这个时期,他除了写科学小品外,又将科学内容和诗歌形式结合起来,尝试写作“科学诗”。1946年3月,他在《写给我的朋友》一诗中,公开表示:“我决意从事新诗的写作,我决意写起我的所谓诗。”1946年5月,他创作了他的第一首科学长诗《天的进行曲》。所谓科学诗,用他的话说:“科学中有诗,诗中有科学,科学就是诗,诗就是科学。”
为科学文艺默默耕耘
1949年5月,高士其经由香港回到解放后的北平,从此结束了动荡不定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文化部科学普及局顾问,后又担任了中国科协顾问、中华全国科学普及协会名誉主席、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全国文联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务。他还是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历届全国政协委员。
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高士其不顾疾病折磨,全身心投入科学普及工作。在呼吁人们“向科学进军”的同时,他身体力行,从1949年到1966年,高创作了大约60多万字的科学小品和科普论文,写下了两千多行科学诗,撰写的科普著作有20多部。
高士其关于科学普及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在重视大众科普的同时,非常重视儿童科学文艺的提倡。1961年,中国科协全国工作会议召开,高士其参加会议并发言,他开宗明义:“在这里,我想为青少年说几句话,为孩子们说几句话。”他提出两点希望:一是指出“科协有责任和共青团、教育部门合作,更广泛地、更深入地把青少年科学技术活动开展起来”;二是希望“每一个学会都应该动员起来,各就自己的知识领域之内,编写几本给青少年看的通俗科学读物,不要以为这种工作只是文学家的事,只是出版社编辑们的事,它也是我们科学工作者的事。”
后来,高士其又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科普工作的四点建议》。在全国科协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还请人代读了一首《让科学技术为祖国贡献才华》的新诗,诗中热情地讴歌了祖国的现代化建设,鼓励青少年努力攀登科学高峰。
一刻没有停歇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中国的科学文艺事业也迎来了“春天”,高士其像一只高速运转的陀螺,为了科学文艺的复兴与发展,参加会议,接见各界朋友,即便非常忙碌也要挤出时间,创作了一定数量的科学诗和科学小品,并编选出版了多种作品集。
同时,高士其还积极探索科学文艺的创作规律,他从自己的创作体验出发,借鉴苏联科学文艺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科学文艺实践,对我国的科学文艺理论建设发表了很多独到的见解,奠定了我国科学文艺理论体系的基本构架和核心内容,成为当之无愧的我国科学文艺理论的奠基人。
晚年,即使在病床上,高士其也一刻都没有停止思考,他依然笔耕不辍,凭借惊人的毅力,撰写回忆录。1988年12月19日,高士其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人们痛惜“一颗科学的星辰,闪烁了半个多世纪特殊光辉的星辰陨落了”!
然而,高士其的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以及他留下的不计其数的作品,深深影响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1995年,中国科协成立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高士其基金委员会”,设立了“高士其科普奖”,每年一届,旨在对全国学科学、用科学的优秀青少年进行表彰——这也是对高士其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