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花的秘密》：科学理性和神秘主义

    1929年，德文版《太乙金华宗旨》在西方世界问世，引起欧洲人对东方炼丹术的关注。时隔数十年，这本道教修行指南连同英译本被再次编辑出版，名为《金花的秘密》（TheSe⁃cretoftheGoldenFlower）。德文译者卫礼贤（RichardWilhelm）的诠释和心理学家荣格（C.GJung）的评注，使得这本书兼具中西趣味。

    汉学家与心理学家的相遇

    卫礼贤是著名汉学家，他翻译的《周易》译本闻名西方。19世纪末卫礼贤作为传教士来华，此后一直致力于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荣格与卫礼贤的友谊始于他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之际，那段时间荣格非常苦闷，他不满于弗氏用性压抑来解释一切潜意识现象，但又找不到头绪，直到卫礼贤寄来译作，为他的理论发展提供了契机。

    在荣格看来，《太乙金华宗旨》中道家修炼的目的是将人内在的两个半球合二为一：一个是表现为意志的、积极的、能动的“意识”半球，另一个则是被动的、潜藏的、灵性的“潜意识”半球。意识是分析的、推理的、以逻辑为主线的，潜意识则是图像的、象征的、充满隐喻的。人在降生之时，这两个半球是分裂的，因此道家主张通过内外调和将其合为一体，以达到超越二元对立的大自在，亦即《慧命经》中所言“一片光辉周法界，双忘寂静最灵虚”之境界。而修行的要义在于要放弃“我执”的强意识，否则神光就会外泄。按照心理学的解释，意识与潜意识都是人格的组成部分，过分强调意志力的作用是有害的，意识一旦过了头就会反过来摧毁一个人的人格，造成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碍。荣格在多年临床观察中发现：“过度的一边倒和相呼应的潜意识的阴性反应，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病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病就是人被不能为意识所消化的潜意识内容所控制。这些内容不可能被意识消化，因为意识已经否定了这些内容的存在……这种藐视一切的狂妄，也就是意识的狭隘，永远都在通往精神病院的道路。”

    卫礼贤在德文版序言中说：“意识是标志着所分离的被个体化的元素，而潜意识是他与宇宙相通的元素。通过修行使这两者合为一体是这本书要表达的基本原理。”尽管如此，他却不得不在前言中大费周章地向西方读者解释中国人这一理念的形而上学根源——源自《周易》的心物宇宙论传统。荣格也在评注中慎重地提醒到，“东方理念的重要性单靠理智是理解不了的”。

    “骰子一掷，永远取消不了偶然”

    《周易》既是道家的圣典，又是儒家的“五经”之一，可看作是中国古人思维的典范。早在卫礼贤翻译之前，《周易》已经进入西方世界，但它一直被视为一本不可理解的咒语集，读者寥寥无几。卫氏的译本重新发现了东方的精神，也引起了荣格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在为该译本所做的序言中，荣格毫不避讳地问道：“像中国人这样天赋异禀的民族何以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科学文明？”接着，他又为这个问题找到了哲学上的解释：“共时性原则”（Synchronicity）。

    科学方法不管是归纳还是演绎，都毫无二致是以因果为基本关系的。为探究这种联系，需要在一个孤立的系统中将相似的现象不断纯化，人为地去控制无关变量、排除偶然性的干扰，直至数据结果表现出可被人脑理解的相关性。近代科学就是这样，从数据到模型，再到现象解释，逐步建立起庞大的知识宫殿。如果我们把西方科学看成是一套以“因果律”为核心的解释机制的话，那么，中国古人对宇宙终极问题的看法则截然相反，后者的核心是“共时性”。以《周易》为典型的中国范式关注的是真实的几率，它否认理论上的因果连续，试图在不同类型的离散变量中建立关联。也就是说，西方人排除的偶然性，在中国古人看来是客观的必然；中国人不予重视的因果联系，在西方人看来却具有根本性的作用。前者是以理论因果为向导的，后者则认为，几率所呈现的事件本身就是一个全称命题。两种认识论泾渭分明。

    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有A、B、C、D四个事件，“因果律”思维通常最先注意到线性关联：由A推出B，C推出D，或者AB推出CD。但“同时性”思维会将A、B、C、D置于同一个平面上，以此考察每个事件在该情境下所表现出来的性质。所以，古代占卜的目的实质上是为了捕捉特定场景的信号，并结合巫术实践来改变事件集合，从而达到重置某个情境发生的几率。值得注意的是，A、B、C、D在科学范畴中只能是物理事件，人往往扮演无关变量；而在中国古人的思维中，A，B，C，D既可以是物理事件，也可以是心理事件，人的心智与意识同样参与了客观情境的构建。像伽利略那种排除阻力、忽略误差的自由落体实验，在中国古人眼中就是一场完全失真的模拟。就如诗人马拉美那首名篇所言：“骰子一掷，永远取消不了偶然。”

    心物宇宙论与文化完整性

    了解了《周易》中“心理－物理”模型的形而上基础，再结合中国文化中“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思想，就会发现，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中从未将人与客观世界剥离，尽管这种调和有时会带来模糊和不确定性，但它始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种完整性使得中国人的生活既可以是世俗的，又可以是精神的，选择哪种模式依托于心灵的切换。

    道家的修行理念，既源于《周易》的心物宇宙论，也融于中国人“天人合一”的传统。它不片面强调个人主观意志，避免潜意识被压抑，顺从心智追随外部规律的变化，从而让天性得到充分的发展。荣格将那种英雄般地战胜自己天性的行为，称之为西方精神生活的“毒药”。他在《金花的秘密》中写到：“此书的背景是延续本能的古老文化，这样的文化对违反本能的武断的道德体系闻所未闻，而武断的道德体系普遍存在于日耳曼野蛮人之中。”

    中国人的心灵从不置身于与外物的对抗之中，它听从本能的召唤又不至于被本能控制，其集体潜意识作为文化原型被固定下来，深刻地影响着身处其中的个体意识。正是因为上述这种不可分割性，儒释道的精神得到了结合，我们的文明也在这盘根错节的交融中保留了下来。儒家所谓的“致中和”不偏废事物的任何一方，《中庸》开篇有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阐明了人的本性与宇宙的规律是相通的。佛家更是将心物的差异性消融于抽象的佛陀境界，《大智度论》中说“一切法皆属因缘，属因缘故不自在，不自在故无我”。个体的存在是被镶嵌在整个庞大的“因缘”网格中，无处遁形地接受着几率的撞击。因为“不自在”，所以游离于现象界的个体意识无法抵达真知的彼岸，且“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法华经》）。而道家精神的合一，就像荣格揭示的那样，意识与潜意识相互指引，生命在本原中找到归宿。

    如果以西方历史作一个参照，这种整性的特征将更加清晰：神学时代，欧洲人厌弃堕落的世俗生活，寄希望于灵魂的救赎；到了文艺复兴，理性精神卷土重来，直接影响了17世纪的机械论自然观，成为现代科学的肇始。然而，看似相反的事物往往是相似的。不管是信灵魂还是信物质，都是将人与外在环境分隔开来，这是西方文化的一个惯性。正因为如此，试图调解上帝与理性的经院哲学在中世纪注定是失败的，毕竟它还未真正迎来“人”的觉醒。而文艺复兴的繁荣就在于，它既面向现代世界又去古未远，刚好就处于灵性与理性交集的地带。

    西方之理性，东方之象征

    今人的历史进步观往往基于物质技术的度量，物质更发达谓之进步，一个文明取代另一个文明的进程谓之进步。但如果我们把时空秩序理解成是意识的产物，这种线性的进步观就会显得贫乏。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罗伯格里耶在他那本怪诞离经的作品《一座幽灵城市的拓扑学结构》中讲述了一场超越时空的谋杀案：一座城市可能隐藏着几个相继的文明，这些文明并未完全消亡，它们相互交叠着发生关系。就这样，历史在文学家的异想天开中，显示出了经过连续的变化之后仍能保持基本性质不变的拓扑学结构。而这种拓扑关系在现实中却是随处可见的，它是某些基质的循环往复。

    一个思想在某个时代、某种文明也许是不合时宜的，但在另一个时代、另一种文明中却很可能迅速生根发芽。那种认为只要几个发明家就能够让英国蒸汽机轰鸣的想法太理想主义了。现代科技，与其说是欧洲人创造的文明，毋宁说是人类文明在欧洲土壤上的结晶。之所以要如此强调东方文化的重要性，是因我们所处的是一个被意识和物质支配的时代。现代人在演化这条道路上走得太远了，物质日新月异的进步早已不足为奇，而人类心智的跟进却是非常之缓慢，对于本能来说，或许几万年来都不会有太大变化。技术的发展如果超出人类自身的限度，就会走向毁灭的深渊。

    当然，一味地批判西方，并将东方文明置于绝对崇高的地位也是肤浅的。事实上，西方人在探索自然的天赋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点是东方人望尘莫及的。我们既需要内在力量的引导，也需要外界知识的获得。以科学为典型的西方理性和以宗教为典型的东方精神，就如同意识与潜意识两个分隔已久的半球，需要找到可以被彼此理解的那一部分。

    再回到《金花的秘密》这本书，“金花”指的是佛教密宗中的曼陀罗花，荣格最先在精神病人的画作中注意到这个图案，接着他逐渐意识到，曼陀罗作为一个象征普遍散布在人类的各个文化之中。在收到卫礼贤的赠书时，荣格从《太乙金华宗旨》的书名就辨识出，它很可能与中国文化中的曼陀罗有关，事实也确实如此。不管是曼陀罗，还是《周易》、炼金术、占星学、诺斯替教……这些贯穿荣格一生的神秘主义学说，都可以归结为是它对潜意识奥秘的探寻。

    有趣的是，当物理学家在粒子世界中发现“希格斯玻色子”，认为它是开启暗物质之门的钥匙，心理学家也找到了被认为是通往潜意识隧道的曼陀罗密码。意识世界的希格斯粒子与潜意识世界里的曼陀罗，揭示的难道不是同一种愿望吗？——寻找更普遍的“公因数”来理解我们所在的世界。

    《圣经》故事中说，人类曾共同建造通往天堂的巴别塔，这个计划触怒了上帝，作为惩罚，我们失去了共同的语言，散落各处。“巴别”在西方语境中既是古城名，也是人声嘈杂的意思，而“巴别塔”也成了不同文化间相互理解的隐喻。不知在未来世界我们是否有望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