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意过眼

    所有历史学家应该从事不同规模的研究，这包括了细节化的地方研究，有历史学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很重要，其他历史学家从事更宏观的研究或是全球研究也很重要，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应该覆盖所有地理规模。我常说这跟地图制图很相似，描绘北京中心城区的地图很有用，能展现很多有效信息，比如每条街道；但它无法展现北京与其他亚洲地区的关系。这时就需要另一幅地图，有时甚至需要地球仪来展现大洲之间的关系、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关系，这都需要巨大的地图，因此我眼里历史跟地图类似。我们需要小范围的地图，也需要大范围的地图，不是每个历史学家都要成为宏观历史学家，也不是每个历史学家都要成为微观历史学家，但作为整体，我们要研究所有规模的历史。

    ——与父亲（威廉·麦克尼尔）同为历史学者且合著《麦克尼尔全球史》的美国学者约翰·麦克尼尔此前接受媒体采访谈到他对全球史研究及史学分工的看法（澎湃“上海书评”2018年6月10日，《约翰·麦克尼尔谈全球史及人类之网：历史是人类社群的联结》）。

    在美国或者英国，确实很少历史学家在公共政策方面被咨询或征求意见，他们更多参考的是律师、经济学家或者是科学家的意见。可并不是一直如此。如果你往前追溯到20世纪初，会发现至少在英美这两个国家，历史学和政治治理（political爂overnance）有着极其紧密的关联。这也意味着，这种联结其实是在20世纪某个时刻被打破了。即便现在我们无法恢复到，像20世纪初的历史学家们那样可以用他们的理念、分析和知识，影响公共政策的形成，那么至少现在的历史学者可以做点什么让公众了解到历史的重要性。

    ——英国历史学者大卫·阿米蒂奇认为历史学家应在公共领域发挥更大作用（《新京报》“书评周刊”2018年5月26日，《对话大卫·阿米蒂奇重构历史中的“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