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经典的魅力

    闻知雨果的名字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还是个初中生。记得当时是在一本书中读到了引自《雨果诗选》的诗句，非常感动，所以一心想要看到这本诗选。但是搜遍当地的书店，也未曾找到；后来又缠着去北京出差的父亲在北京买，也未能如愿。尽管如此，雨果的名字已深深地印在了脑中。以后，只要碰到雨果的著作就绝不放过。

    早在上个世纪初，维克多·雨果的著作就开始译介到中国了。1903年，《浙江潮》月刊发表了今日为国人所熟知的《悲惨世界》的节译本《哀尘》，译者是当时年仅22岁的鲁迅。此后，《九三年》《巴黎圣母院》《笑面人》《海上劳工》……雨果的各种作品的中译本纷至沓来。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国内对雨果的译介和研究更是达到了高潮，各出版社争相出版雨果的文集、单行本，不仅名目繁多，同时还出现了很多复译。有的作品，如《悲惨世界》，竟有十种译本，真使读者眼花缭乱，择善难从。

    在诸多翻译过来的雨果作品中，除了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和文论也占了很大成分。但是，随着阅读量的增大，最终使我不能释手的是他的小说，而不是当初引起我热情的诗歌。究其原因，总是因为自己不懂法文，而译诗又难传递诗人的激情和意境吧。

    毋庸说，在中国，最能引起读者共鸣的就是《悲惨世界》和《巴黎圣母院》了。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以其高超独特的艺术手法，将故事置于宏大的历史场景之中，通过生动的人物形象抒发着作者的恨和爱，展现着作者对专制主义的痛恨和对社会底层及弱者的人道主义情怀。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鲜明的人物性格，吸引了无数读者，也吸引了众多影视戏剧制作人。一百多年来，根据这两部小说演绎的戏剧、电影、电视剧和音乐剧、歌剧层出不穷，甚至让那些从未读过雨果的人也都能通过它们知道宽厚仁慈的冉阿让和阴险无情的警察沙威，知道外貌丑陋、内心崇高的撞钟人卡西莫多和美丽善良的吉普赛女郎艾斯米拉达。

    但是，给我印象最深，并让我一读再读的雨果作品却是《九三年》。在1968年春天分配工作之前的几个月里，我读了几十部欧洲作家的作品。现在回想，能在这种特殊的时期读到这么多经典，不知该感到幸运，还是应感到悲哀，因为这些书大多都是在动乱和红卫兵“破四旧”过程中，从图书馆和藏书者手中（从书中的藏书印可以看出）散失到社会上的。我读到的这些书，大部分都是当时还是高中生的弟弟从朋友那里借来的。看来，尽管有人焚书，亦有人爱书，而且后者似乎更多。就在这时，我第一次读到了《九三年》。

    《九三年》中没有爱情，却有友情、师生情，还有无论如何也割舍不掉的亲情。小说以法国大革命中最为关键的一年——1793年为背景，用三个还不懂事的小孩——最大的四岁，最小的尚在牙牙学语——在战乱中的命运作主线，描述了新生的法兰西共和国和垂死的的封建王权之间的生死搏斗。小说中的三个中心人物，叛军首领朗德纳克侯爵，镇压叛乱的共和军司令——前贵族郭文子爵，以及共和军中公安委员会的特派员西穆尔登，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郭文是朗德纳克的的侄孙和继承人，西穆尔登则曾经是郭文的家庭教师，一直把郭文视为自己的“精神之子”。这三个来自两个不同的阵营的人在战场上都将对方视为死敌，绝不相让。但在最后，当只身逃出的败将，那曾经杀人不眨眼的朗德纳克不顾安危，毅然返回营救那三个被他当做人质的被火焰包围的孩子那一刻，敌我的关系似乎在人性的光芒中隐去了。

    小说的结尾令人震撼。郭文在朗德纳克被关进地牢的夜里痛苦地叩问自己的灵魂。惨酷无情的叔祖的最后举动令他困惑：“手执屠刀的人，变成了手擎光明的人。……朗德纳克一起自我牺牲的行为，赎回了他的一切野蛮行为。”他该怎么办呢？他似乎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听任“互不相容的真理来这里相互比较，人类的三个最高的观念，即人道，家庭和祖国在这里互相逼视。”最终，郭文放走了朗德纳克，让自己走上了断头台。就在他头颅落地的一刻，他的恩师，冷酷的法律执行者，西穆尔登饮弹自尽。

    当时和以后，在每次重读《九三年》时我都会被这个不凡的结局所激动。我尤其不能忘记在郭文行刑前夜，在地牢里，郭文和他视同父亲一般的西穆尔登的那段不凡的对话。

    西穆尔登认为，共和制是绝对的，他要求“一切平均化，不允许有任何偏向。而凌驾于一切人和一切事物之上的，就是那不偏不倚的准绳：法律。”郭文却不这样想。他问道：“老师，在你刚才所说的一切之中，忠诚、自我牺牲、责任心、相互关心、仁爱等等，放在什么位置呢？使一切平衡固然好，使一切和谐就更好。比天平更高级的东西还有六弦琴啊。”他说：“我的共和制就是把人带到蔚蓝的天空。”

    西穆尔登温和地对他说：“你迷失在云层里啦。”同时再次强调，“在严厉的法律之外，什么都没有。”但郭文坚持：“什么都有。”当西穆尔登说：“我只看到正义。”郭文则说：“我看得更高。”“还有什么比正义更高吗？”西穆尔登问。郭文答道：“公道。”

    对话是平静的，但又是惊心动魄的。同是坚定的共和派，同有为革命贡献一切的情怀，也同抱对未来社会的向往，但是，他们具有不同的精神境界。最终，他们都为信念而死：郭文满怀着对一个充满诗意的，一种从大自然中升华出来的，富有人性的社会的幻想引颈就死，坦然而自若；西穆尔登则严守他的法律准则，坚信正义必胜，冷酷而镇定地处死了自己的精神之子，但灵魂深处的人性又使他痛不欲生。

    革命和仁慈，法律与宽恕，能相容吗？那么，人性的定义究竟是什么？雨果一直在用他的作品来阐述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