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漫记

    2018年寒假，我先后游览了法国的两座名城——波尔多和巴黎。它们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人文景观让人目不暇接，可写的东西很多，我只就个人的兴趣，记录下两座城市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看点。

    吉伦特派纪念碑

    波尔多（Bordeaux）是法国西南部的重要城市，它的葡萄酒世界闻名，不用多说了。它还是蒙田、孟德斯鸠，以及195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里亚克（FrançoisMauriac）的故乡。本想去参观一下这三位名人的故居，但在地图上查了半天，也没能找到。在反复翻看过程中，一个名字多次掠过我的眼前：Monu⁃mentauxGirondins（吉伦特派纪念碑）。吉伦特派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重要的政治派别，和雅各宾派齐名，它的很多党徒来自吉伦特省，而波尔多正是该省的省会。参观一下这个纪念碑，也算不虚此行了。

    纪念碑位于坎康斯广场（placedesQuinconces），高达43米，很远就能看到。由于其主体部分是一个雄伟的圆柱，波尔多当地人也把这个建筑称为吉伦特柱（colonnedesGirondins）。在柱子顶端（离地面54米）是一座青铜的自由女神像——法国的象征，她不像纽约的自由女神（乃法国赠送）已经打碎手铐、脚镣和锁链（在其脚下），而是正在打碎枷锁、争取自由的过程中——用这个形象代表法国大革命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走近纪念碑，就会看到圆柱底部的基座，以及环绕基座的两个喷泉，喷泉的中心是由战马、士兵等组成的雕塑群。整个建筑于1894年动工，1902年落成，前后花了八年时间。在经过了一百多年的风吹雨打之后，该纪念碑于2011年3月被波尔多市议会确定为历史文物。

    纪念碑虽然在20世纪初才耸立起来，但建造的提议则可以追溯到1868年。这一年吉伦特派主要领导人埃利·加代（ElieGuadet）的侄孙、建筑师于连·加代（JulienGuadet）首先提出了建立纪念碑的计划，地点选在波尔多的多芬广场（laplaceDauphine，现已改名为laplaceGambetta）。正是在这个地点，1794年包括埃利·加代和其支持者在内的最后一批吉伦特党人被处决了。1870年于连·加代将自己的计划提交给位于巴黎的建筑设计委员会审议，但很遗憾没能通过。

    十多年后，波尔多市议会通过了为吉伦特派建立纪念碑的官方决议，并选择了图尼大道（alléesdeTourny）的中心点作为地址。1887年6月市议会再次通过一个决议——纪念碑的设计方案向全法国的艺术家征集。经过两轮的选拔，雕塑家Labatut和建筑师Esquié获得了第一名，他们的设计方案名为“Al⁃tafaquipot”（各尽其才）。但是这一方案最终没能落实，取而代之的是第二名的方案“Gloriavictis”（虽败犹荣），该方案由雕塑家AchilleDumilâtre和建筑师Deverin合作设计，此后“虽败犹荣”经Dumilâtre本人和建筑师VictorRich修订完善后被确定下来。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方案也在酝酿之中，这就是在坎康斯广场建立一座纪念喷泉，由建筑师Bar⁃tholdi负责设计。但是设计方案提交后，波尔多市议会却认为造价太高，不愿意接受。Bartholdi的方案虽然被否决，但喷泉的理念却受到了欢迎。波尔多市议会最终决定将两个方案（纪念碑和喷泉）合并，同时决定将坎康斯广场作为地址。

    工程预算于1893年底通过后，很快于1894年正式开工，工人首先竖起了一座高达54米的木质脚手架，这一庞然大物直到1902年工程全部结束时才拆除。尽管花了八年时间，原初的设计方案仍然没能完全贯彻——八位吉伦特派领导人的雕像（分为两组）被割爱了，给他们设计的位置是在基座的两侧。

    1989年为了纪念攻占巴士底狱二百周年，一块纪念铭牌被贴在了纪念碑上，上面刻着8个人的名字。按理说，当初那没被塑像的八个人是最合适的人选，也算是对当年方案执行不彻底的补偿。但事实上，当初名单上的八个人只有五个被保留，其余三个被跟随埃利·加代逃离巴黎的同志所替代，他们是Barbaroux，Buzot和Pétion，同时也是国民公会代表吉伦特省的议员，但三人回到家乡后依然没能逃过被处死的悲惨命运。被替换的3人中有一位名叫FrançoisBergoeing，是当初八人名单中唯一躲过断头台，得以终其天年的幸运儿。现在经过替换，这铭牌上的八人则全是烈士。

    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以异常激烈的手段摧毁了旧秩序，但接踵而来的却是暴力、恐怖和屠杀。从国王、贵族、教士，到吉伦特党人、雅各宾党人，接二连三被押上断头台。革命是否就是暴政的代名词？人类能否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变革？二百多年来，不少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都思考过这个问题。面对高高的纪念碑，我也陷入了沉思。突然，不远处传来广播的通知：“马戏表演马上开始，请大家入场。”就在离纪念碑大约二百米的地方搭起了很多白色的帐篷，里面正在进行马戏表演，吸引了很多游人。据说夏天这里还会搭建很多儿童游乐设施，更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坎康斯广场位于波尔多市中心，地面开阔，无疑是举办这类娱乐活动的理想场所。但这里毕竟有革命烈士的纪念碑啊！这样做合适吗？一开始我有点想不通，甚至不无悲凉之感，但一转念，又觉得释然了：革命党人不顾身家性命，不正是为后来人谋求和平与幸福，让他们告别革命吗？

    应该卖掉埃菲尔铁塔？

    提到巴黎的风景，人们最先想到的一定会是埃菲尔铁塔（laTourEiffel），这座矗立在塞纳河左岸的庞然大物是1889年世博会的产物，300米的塔身（如果算上顶部天线24米，总高则为324米）一直是巴黎的最高建筑。一百多年来，它不仅是巴黎的象征，也成为法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象征。

    今天的游客可能不知道，当初不少法国人反对这个地标性建筑，甚至是很强烈的反对。一个例子是1887年2月14日，40位有影响的建筑师、艺术家和作家联名签署了抗议信，要求停止刚刚开始的铁塔建设工程，理由是，已经完美的巴黎不需要这样一个无用、丑陋的东西，它只会成为污点，破坏法国一向受人尊敬的审美和艺术趣味。签名的人当中有我们熟悉的小仲马、莫泊桑。历史和这40位名人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污点不仅成了亮点，还成了最大的亮点。

    从现在的眼光来看，那份抗议信简直不可思议，但更不可思议的是，埃菲尔铁塔差点儿被当作废铁卖掉。事情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巴黎的经济快速复苏，酒吧、咖啡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爵士乐风靡夜总会，这是个“疯狂的年代”（Annéesfolles），自然少不了形形色色的冒险家和骗子。一个名叫维克多·勒斯蒂格（VictorLustig，1890—1947）的捷克人早年在美国诈骗了不少钱财，现在决心转战法国试试自己的运气。巴黎比他预想的还要奢靡，没有多久他就挥霍得身无分文，但还是不舍得离开位于协和广场的克里雍大酒店（HôteldeCrillon）。1925年的一天，他在这家豪华酒店一边看报纸一边想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突然一篇报道吸引了他的注意，该文详细描述了政府维护埃菲尔铁塔的种种困难，如果修缮经费一直不能到位的话，“我们应该卖掉埃菲尔铁塔吗”（Devra-t-on vendre latourEiffel）？记者最后的发问，显然是为了幽默一下。但言者无心，听（看）者有意，一场骗局就此上演。

    放下报纸，勒斯蒂格立刻开始行动。他假扮成政府官员，让人制作了拍卖埃菲尔铁塔的假文件，并向法国五家最大的废铁回收企业发出了秘密会谈的邀请，地点就定在他暂时栖身的克里雍大酒店。为了躲避公众的视线，当时这一类酒店是政府和外交人士青睐的会面地点。到了预定的那天，五家企业老板悉数到齐。勒斯蒂格亮出的身份是法国邮电部长的特别代表，他首先把商人们大大恭维了一番，然后压低声音，进入正题：由于政府财政无力维持，埃菲尔铁塔要被拆除，作为“废铁”（ferraille）卖掉。最后他告诫商人们不要声张，因为担心巴黎市民知道后会提出抗议。当时社会上就有拆除铁塔的传闻，加上勒斯蒂格从容不迫、收放自如的言行，从一开始就消除了商人们的戒备之心。

    作为职业骗子，勒斯蒂格的功夫还体现在事先所做的准备上。在商人们到来之前，他已经通过各种渠道研究了每个人的背景和性格，并把目标锁定在泊松（AndréPois⁃son）身上。这是一个急于在巴黎上流社会出人头地的商人，初次会谈就被勒斯蒂格的花言巧语所打动，但他的妻子对这场交易半信半疑，也让泊松有点犹豫不决。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勒斯蒂格又很快单独约见了他。这次一见面，勒斯蒂格就故意放低姿态，改变语气，向泊松倾述衷肠，说自己工资不高，为政府做事只是想“增加”（arrondir）收入而已。泊松当然了解政府官员的腐败，马上心领神会勒斯蒂格是在索要贿赂，也由此确信了交易的真实性。交易一达成，勒斯蒂格立刻逃到了维也纳，泊松也很快明白自己上当受骗了，但他不敢向警察报案，因为这太荒唐，自己也太丢脸了。

    勒斯蒂格的“壮举”后来被JamesF.Johnson（与FloydMiller合作）写成了一本畅销书——《卖埃菲尔铁塔的人》（TheMan WhoSoldtheEiffelTower），于1961年出版，法文译本L’HommequivenditLaTourEiffel于1963年问世。根据这本书的内容，1964年Claude Chabrol拍摄了题为《世界最强骗术》（Lesplus bellesescroqueriesdumonde）的纪录片。

    如果“最强骗术”当年成功了，今天的巴黎还会有如此之大的魅力吗？仰望着埃菲尔铁塔，我一再问自己。不说别的，就旅游一项，每年就有约700万人登塔，带给巴黎15亿欧元的收入。2018年2月底，我有幸再次来到巴黎游览。和上次相比，风光没有变化，还是那么美好，唯一的变化是参观埃菲尔铁塔需要安检，同时注意到一个永久性的防护墙正在铁塔的四周兴建。看来对于今天的铁塔，最大的敌人不再是巧言令色的骗子，而是日益猖獗的恐怖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