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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新加坡之后不久，张惠雯开始写作小说《古柳官河》。那时她只有十七岁，第一次走这么远，又要适应英语的环境，她感觉不仅是和故土隔离了，也和自己的语言、文化隔离了。那时，想写一种既乡土又古典的东西，笔下的《古柳官河》更像田园诗。
若干年后，张惠雯的写作已历经很多变化。她生活的圈子转移到了美国，关于新作《在南方，》评论家戴瑶琴说：“《在南方》抛开了中西比较的传统写作思路，具体到人物塑造，华人由从中西价值观、文化观的对比中确立自己的诉求，转向专注自我，考虑个人所需。”张惠雯比较认可这个说法。她希望成为好的小说家，希望以后的每一篇小说出来，都不会带着慌张出产的粗糙和瑕疵。“我的状态更像个不勤奋的工匠，想要手艺更精粹些，在自娱自乐、自我满足的工作状态下，慢工出细活。”
中华读书报：你在国内发表的作品《水晶孩童》，据说是余华推荐的？他和《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都看好这篇作品，你的理解是什么原因？
张惠雯：《水晶孩童》2005年获新加坡国家金笔奖，余华先生是评委之一。他喜欢这篇小说，主动推荐给《收获》的程永新先生，程先生也喜欢，立即安排发在2006年第2期的《收获》。是这两位先生把我领进国内文坛的，我至今非常感念。《水晶孩童》是一篇寓言性质的小说，我觉得它的优点是叙事风格，以及处理细节的踏实。老师们欣赏的原因，大概余华老师在推荐语里说得很清楚：“这似乎是一个虚幻的故事，或者说是荒诞的故事，可是作者在处理细部时的真实笔调，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现实，当然是一个浓缩的现实。”
中华读书报：从2003年至今，已经写了15年小说。能谈谈15年间，你的写作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吗？
张惠雯：一开始是带有实验性质的，写作状态仿佛呈发散状态：许多题材都想写一写，什么方法都想试一下。但慢慢地，无论从故事选材上还是风格上，都有了自己的趣味，反而收敛了，下笔更怯惧、谨慎。
中华读书报：你现在是怎样的生活状态？只是写作吗？你觉得写作给自己带来什么？
张惠雯：我现在的生活状态是全职的家庭主妇和母亲，可能一两个月还不能写一个字。孩子的婴幼儿时间就这么几年，所以当好母亲是我目前的生活之重。但写作仍然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就像我在《在南方》小说集后序里写的，它赋予我的生命意义。福楼拜曾说：“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谁把这个美好而耗费精力的才能掌握到手,他就不是为了生活而写作,而是为了写作而生活。”我完全能理解这种不可理喻。
其实，无论移民还是非移民，他们都会经历我在小说中写到的那些困顿、消沉、悲伤、感动、失望与希望。与时代性、集体性、地域性这类东西相比，这些故事更关乎人性，普遍的人性。
中华读书报：可否谈谈短篇小说集《在南方》？取名《在南方》，但你并未局限于写美国南部风情，或在此生活的华人故事。你如何看待这一短篇小说集在你创作历程中的特殊意义？
张惠雯：《在南方》的主要地理背景是美国南方的德克萨斯州，人物多是中国移民。南部风情不是重点，但它会在人物和故事里自然而然浮现出来。这个小说集像是一幅移民群像。但小说并非要写某一群体的特征，而是写这群体之中的一个个的“个人”。其实，无论移民还是非移民，他们都会经历我在小说中写到的那些困顿、消沉、悲伤、感动、失望与希望。与时代性、集体性、地域性这类东西相比，这些故事更关乎人性，普遍的人性。它所写的是对无论在哪里生活的人而言都普遍存在的问题，即那些灵魂内里的波动和幽曲的斗争。我此前出版过两个短篇小说集，但收录的篇目风格上不及《在南方》统一。《在南方》在题材和风格上都体现出某种整体性，它是我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个小说集。
中华读书报：你关注过八九十年代的移民小说么？你觉得自己的写作，和那个时代的写作有何区别？
张惠雯：我读过那时期的移民小说，包括更早的如於梨华、白先勇他们的台湾移民小说。那个时期移民小说的“羁旅”、“乡愁”色彩很浓，因为当时中美无论是物质还是文化的差异都非常大，这意味着移民生活更艰辛，更多不适和挣扎。譬如我们读八九十年代的移民小说，会读到很多知识分子为生计所迫去餐馆打黑工的情节，如何在美国生存下去还是许多人面临的问题。而且当时文化差异造成的震荡很激烈，所以很多小说着眼于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比较。但我们今天的移民则不同，首先全球化使文化更融合，西方文化并不是多么新鲜、刺激的东西。此外，今天中国到美国的移民大部分是技术移民，他们拿奖学金、做博士后，然后在学院或者企业工作，稳妥地进入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对这些人来说，生存不是问题，问题是别的东西。所以，我们这代移民和八十年代来的移民面临的问题不一样，那么小说要表现的东西自然不一样。在我的小说里，东、西方只是提供一种背景，而非重点所在，最终，小说回归到“人”这里。
中华读书报：从走上文学之路到现在，感觉你是一路畅通，不知在具体写作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困难或瓶颈，又是如何突破？你觉得自己的写作，存在怎样的问题？
张惠雯：写作不可能是畅通的。写的过程中总是充满困难、停滞、自我怀疑、失望和焦虑。当然，收获的快乐也是对等的。基本上，它比任何艰难的恋爱都持久，它会让你持续吃苦但保持激情。写作上遭遇的问题只能是隐私，因为那是你在找不到一个恰当的词、合适的语序、意味深长的场景时遭遇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作者只能自己一一克服，在此过程中暗自成熟，变得隐忍。我最大的瓶颈是懒散，我绝不会早上六点爬起来码字、每天坚持几小时，我还是严重的拖延症患者。我深知我做不了一个勤奋、产量多而稳定的作家。目前的困难则是没时间写，太久不写，写作的功夫从某种程度上荒疏了。有时候一个小说念头浮现出来，一些句子也出来了，但我没法坐下来、安静地把它整理出来。这种感觉不太好，仿佛笼中困兽，所以我虽然决定了照看孩子、放下写作，有时仍会焦虑、暴躁……不过，我相信以后能把荒疏的东西慢慢找回来。
中华读书报：在我有限的阅读中，孤独是你书写的关键词之一。你如何看待孤独之于作家，尤其是海外作家的意义？
张惠雯：我觉得小说对人应该有强烈的兴趣，乐于接触人，因为小说仍然是要写人的。同时，写作这个活儿只能独自干，需要大量不受干扰的时间，独立的空间，这注定孤独对于小说家来说非常重要。和人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尽力观察，但只有在孤独的时候，你才能揣摩他们、梳理出他们的特点以及可能存在的故事性。孤独的时候，往往是沉淀、分层、一切更清晰化的时候，感觉和想象的触角都更敏锐。其实，写作者怕的往往是热闹，是在生活表层的浮华泡沫上浮着、不得沉静。
中华读书报：《夜色》《暮色温柔》小说中描写的母女或父子关系是紧张的。不知是否是偶然的现象？
张惠雯：一般来说，母女、父子关系都会存在问题，这不仅是代沟问题，而是那种惯常的交流的缺失、观念的差异。紧张只是外在的表现。如果一方表现出来抵抗，那就紧张，如果选择避开问题选择隐忍，那就不会紧张。《夜色》体现的更是一种种族矛盾，因为女儿找了黑人男朋友，这个华人家庭两代之间的隔阂、价值观差异就被激化了。
中华读书报：感觉阅读你的小说，还是相对简单，无论是人物塑造还是故事情节、语言，你觉得呢？也许是我读得比较匆忙，感觉不够准确。
张惠雯：我的小说总体而言是“容易读”的。词句和结构，并没有什么晦涩难懂的。在选择词语的时候，在准确度相似的前提下，我一定会选更简单常用的那个词。小说结构上也没有采用什么令人费解的实验方法。所以，要读这些小说很容易，但如果读得更深一些，读出那些“略去”的东西和语言的留白，理解那些并不那么明显表达出来的暗喻和意境，那还是需要延展一个人的理解力和感受力的。容易读的东西不一定简单。我举一个经典的例子，譬如乔伊斯的《都柏林人》。每个故事本身一点儿也不复杂，一个人的英语词汇量不需要很大就能读原文。但许多人读不出它的好，觉得它并没有写什么像样的故事、深奥的技巧啊。乔伊斯那种绚烂之极的平淡、丰富之极的素朴、激情之极的冷郁，需要的不仅是深刻的感受力和理解力，甚至还要求一个读者有丰厚的阅读积累。没有阅读过《都柏林人》之前的大量古典小说文本，就不容易理解《都柏林人》的价值所在和它开创性的文体风格。所以，这样的小说，你可以说它容易读，但读出其味道其实更难。
中华读书报：有没有计划写作长篇？对未来有何规划？你心目中的好小说是怎样的？
张惠雯：没有，我不觉得我非得写个长篇，没有什么急迫性，所以暂时也没有具体的规划。以后也许会突然产生写长篇的兴趣，那就到时再写。过去三四年无暇写作的时间里，我脑子里盘旋过一些小说的念头，有些永远消失了，有些还残留下来一点儿。等儿子上学之后，我会着手写些短篇，然后写几个中篇，如果时间允许，也许再翻译几篇自己喜欢的小说。我心目中的好小说很多，但一些基本的标准是：它的语言必然是好的，它是有强烈风格的，它的细节是丰厚的、它是有诗意的，它对这世界是怀着善意的……
（鲁大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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