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视域中的治国理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进行这方面的总结，自然离不开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史和理论学者周溯源博士，几十年来致力于总结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并取得了丰硕成果。200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千年忧思——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治乱兴衰思想论纲》，前不久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学者视域中的治国理政》。后者汇集了作者自1982年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至2017年共35年间发表的相关论著，上、下两卷，分为历史的启迪、哲学的辨析、文化的引领、价值的导向、方略的选择、民生的考量、人才的选用、党建的权重、实干的功力等九章，总计86万言。作者以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联系、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宽广视野，从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90多年的革命建设改革史、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国际共运史中爬梳剔抉，总结智慧、经验和教训，为繁荣社会科学给力，为治国理政建言，主题重大，内容丰富，史论结合，见解深刻，创新出彩。该书亮点甚多，笔者读罢颇有收获，感受较深的有以下几点。

    治国理政必须研究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

    1945年7月，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里讨论过如何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治乱兴衰周期律，即著名的“窑洞对”。作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盛极而衰、衰而复振、治乱兴衰、周而复始，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虽然每个朝代、每个政权兴衰的具体原因千差万别，但仍然有规律可循。“影响政权治乱兴衰的不外两大基本矛盾：一个是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的矛盾，一个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这两大矛盾相互影响，相互交织，相互作用。”（该书第49页，下同）中国古代社会的另一大矛盾，也就是中原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它从属于上述两大基本矛盾。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从古代王朝的体制方面探秘动乱兴衰的根源，认为体制内存在四对矛盾，而第一对矛盾即腐败是最主要的，其他三对矛盾是腐败的外化与延伸。为什么会出现腐败？因为对权力没有监督与制约；为什么没有监督与制约？因为是专制和人治，缺乏民主与法制。“说到底是体制的原因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第86页）结论是，要跳出治乱兴衰周期律，根本途径就是毛泽东指出的，改变专制体制，让人民监督政府，实行民主与法治。在今天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为指导，从分析矛盾入手，逐层深入，追根溯源，让读者对周期律以及如何跳出周期律有了清晰深刻的认知，具有启迪。

    腐败是古代社会动乱的根源，也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威胁。我们党一直坚持反腐败不动摇。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常震慑，坚持“打虎”“拍蝇”“猎狐”，深得民心。为了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又组建了四级监察委员会。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自我革命，努力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有力措施。

    治国理政必须正确选择治国方略

    要改变容易腐败的旧体制，跳出周期律，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治国方略呢？党的十五大在深刻总结古今中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首次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随后又提出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作者对这一治国方略作了深入阐述。首先是阐述了为什么要选择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方略，准确把握了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的辩证关系。法律与道德“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法律是外在的‘他律’规矩，用于惩恶扬善；道德是内在的‘自律’守则，用于劝善抑恶。换言之，法律是强制的道德，道德是自觉的法律。”“依法治国必须以以德治国为基础，以德治国亦需要以依法治国作保障。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目标都是为了建设安定和谐、健康发展的社会秩序。”（第594-595页）寥寥数语说清了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二者相得益彰的辩证统一关系。其次是释疑解惑，消除人们对提倡以德治国会不会导致人治、会不会冲淡、干扰依法治国的担忧，说理充分，分析透彻，令人信服。最后是提出了落实好新方略的四条建议，即构筑思想基础，在全体公民中树立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理念；要健全法制，培养公民的责任意识；发挥好党的领导作用；发挥好党政各级干部的示范作用。作者把治国方略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实施，说得清楚明白。尤其是强调“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都必须从严治党。从严治党的重心是从严治官。从严治官重点要抓好党政官员、司法官员和政工干部。”（第600页）也就是说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是历史的启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者进一步论述了全面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党的十九大把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确立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中央还决定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以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更好落实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依法治国的总目标，一定会在中华大地上成功实现。

    治国理政必须“顺民之欲，富民而治”

    如何看待民众的各种欲望、各种生存生活需求，不同的认识导致不同的治国思路。作者依据大量史料指出：“自古以来进步的思想家、政治家，都认识到民众的‘欲望’是与生俱来的，是合乎天性的。这些‘欲望’，只不过是饮食男女、穿衣住行、生老病死的事，是基本的生活需求，是正当的物质利益，应该尽量满足。顺民之欲，富民而治，实行‘宽民’、‘利民’、‘富民’、‘安民’的政策，这是统治者的职责，也是明智的领导艺术。”（第580页）作者把“顺民之欲，富民而治”称为一种治国思路，富有创见，给人以启迪。因为只有民众的“欲望”满足了，基本利益保证了，生活安定了，没有大的矛盾和对抗，国家也就可以逐步富强，实现长治久安。

    中国共产党重视“顺民之欲，富民而治”的治国思路，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毛泽东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唯一的根本宗旨，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实现共同富裕，江泽民提出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习近平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都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坚持这样的执政理念，中国人民就一定会富起来，国家就一定会强起来，中华大地就一定会美起来。

    作者从事学术研究不是只埋首故纸堆，而是关注现实，关注民生，关注民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不忘为民代言。针对房价上涨过快、许多人仍然住房紧张的问题，作者深入调研，掌握了大量数据，从政治与经济的视角冷静观察分析，2011年9月在《学习时报》上发表了《住的问题》，剖析了深层次的原因，坦言指出：“推动房价上涨不仅有开发商一只手，还有地方政府一只手。”（第704页）一些地方政府存在卖地财政现象。作者进而指出：“如果卖地财政却使民众买不起房、租不起房，试问：增加财政收入岂不是南辕北辙了吗？退一步讲，百姓的温饱问题、住房问题解决了，即使财政收入低一点，又有何妨？藏富于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第704页）该文首次提出我国不缺少建房用地。保证18亿亩耕地，相当于120万平方公里，只占国土总面积的12.5%；如果人均住房按100平米计算，13.4亿人口只占13.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国土总面积的1.39%，两者相加，只占13.89%，比例不大。作者提出了增加住房、降低房价的七条建议。这些建议与当前房改政策的精神是一致的。针对三鹿问题奶粉，作者呼吁：“在我们民族的血管里，不仅要输入、增加道德的血液，尤其要输入民主与法治的血液。我们的公民在求富求强的路上，不能在金钱面前迷失了前进方向，不能在暴利面前丧失了伦理道德，不能在竞争中丢掉了做人底线。”（第690页）仅此两例，可见作者做学问，是“民之所欲，常在心中；时政问题，魂牵梦萦。”（《前言》第5页）

    治国理政必须研究党的领袖执政思想

    研究治国理政，当然需要研究我党历代领导人，因为他们是党的领袖，国家的掌舵者，人民的领路人。作者研究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尤其是对毛泽东和习近平的研究用力较多，独树一帜，成果显著。

    作者从史学的角度，深入细致地研究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大量史料说明毛泽东的雄心壮志和坚强意志、政治思想和历史观、军事思想、民本思想、哲学思想、文史知识和文学素养，无不受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尊重理解，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马列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民族风格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者还从毛泽东如何评点古今人物包括他自己来研究毛泽东，出版了《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这部书视角独特，体例新颖，妙趣横生，文质兼备，融资料性、思想性、可读性于一炉，出版后专家与普通读者皆点赞，一版再版，畅销不衰。笔者读后，加深了对毛泽东思想立场观点方法的理解，真切地感受到了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学到了许多历史知识。笔者也是从读这部书开始了解作者的。毛泽东善于用历史经验指导中国革命，总是运用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典故来启发群众、教育干部，指导革命和建设。毛泽东一生实践中的成功决策，无不借鉴了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同时作者并不讳言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若干负面影响和毛泽东治史的个别失误。

    自习近平同志于2012年11月在党的十八大当选为党的总书记以来，周溯源认真学习研究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五年内先后撰写了《让“三严三实”蔚然成风》《习近平同志的执政思想初探》《从严治党的历史学思考》《“四个全面”是党的意志与人民意愿的统一》《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宣言和郑重承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的认识》等文章，谈自己的学习体会，每篇文章各有侧重，各有特色。尤其值得单独一提的是写于2014年年初的《习近平同志的执政思想初探》一文（第646-658页），作者将习近平同志的执政思想概括为六个方面，即执政宗旨：执政为民，造福人民；执政目标：民族复兴，圆中国梦；执政重心：从严治党，反腐倡廉；执政抓手：全面改革，深化改革；执政风格：抓铁有痕，重在实干；执政艺术：历史眼光，哲学思维。如此精辟的研究概括，一是时间早。习近平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仅一年多时间，作者就做出了这样的概括，笔者不敢说作者是研究习近平同志执政思想的第一人，但确信是最早的研究者之一，该文具有原创性。二是准确全面。这已为十八大以来砥砺奋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所证实。习近平同志是全党的核心、军队的统帅、人民的领袖，也引起了国外的高度关注和普遍赞誉。三是深入浅出。全文好懂好记，朗朗上口，方便人们学懂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作者敏锐的眼光、专深的研究和高度的概括，令人悦服。

    该书反映作者研究治国理政具有以下特点：

    忧国忧民，紧跟时代。作者研究的课题既有历史周期律、治国方略、科学发展观、从严治党等宏观方面的理论问题，也有住房改革、文字改革、问题奶粉、脱贫致富等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既研究古代史、近现代史，也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国际共运史，特别是研究我党历代领袖用力较多。总之，研究的是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是人民群众所关心的问题，是实践中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这些研究，有助于人们理解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作者坚持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努力为人民做学问，体现了一个学者和党员的忧患意识与责任担当。

    导向正确，注重创新。作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史实出发，从分析矛盾入手，匠心独运，既继承前人研究的优秀成果，又言前人所未言，发前人所未发。如对爱国主义的内涵有新界定，对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有新解答，对如何理解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有新见解，对如何理解“以人为本”中的“人”有新说法，研究毛泽东有新角度，研究习近平有新概括，创立文章五境界说，论证汉字还应再简化，阐述自由的两个对子有创见，路的遐思催人奋进等等，新见迭出，难以尽举。

    文笔优美，充满诗意。该书的文论不仅观点鲜明，说理精辟，逻辑严密，而且文笔优美，充满诗意，避免了学术理论文章容易艰涩枯燥的毛病。作者阐述某个观点，常常伴有对历史故事的娓娓道来，引用古典诗词、格言警句，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善用通俗的话语揭示深刻的道理，善用排比句增强表达效果。如用“抵御外侮，保卫祖国；改革内政，振兴祖国；辛勤劳动，建设祖国；善于学习，强我祖国”这样的排比句深化爱国主义的内涵。又如前文所述从执政宗旨到执政艺术共六个方面，每个方面仅用八个字共四十八个字，就精炼概括了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丰富思想的重要特征。每个人“怎样选好人生路？谁的帮助最可靠？要重视亲人的嘱托、长者的教导、自己的判断，更要倾听历史的启示、时代的主题、人民的期盼、未来的召唤！每个人要唱好自己的人生组歌：少年时要懂得选路，准备起好步；青年时要选好路，勇往直前；中年时要大步赶路，凯歌行进；晚年时要坚持正路，走向辉煌！……让时代因我们的努力而进步，让世界因我们的创造而美好！”（第318页）情真意切，激情飞扬，充满诗意，别开生面，表达了人生要走好每一步路的重要命题。社科论文原来也可以这样写，写得如此精彩，为论文的写作开一新境。周溯源给自己定的写作标准是：“文学追求美度，史学追求深度，哲学追求高度，理论追求力度，创新追求亮度”，“实事求是，经世致用”。他的文论质朴自然，“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唐代诗人戴叔伦的两句诗：“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诗人愿意以戍边卫国的实际行动报效国家。学者周溯源爱读爱思爱写，从青年写到中年，从中年写到晚年，“虽云智慧生灵府，要且功夫在笔端”，一篇接一篇地写，为文明大道贡献一沙一石，为理论大厦增添一砖一瓦，坚持用做学问的方式回报社会。“愿得此身长报国”，这就是我品读该书之后对作者油然而生的观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