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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8年04月04日 星期三

    李昕先生的细处

    罗少强 《 中华读书报 》( 2018年04月04日   03 版)

        2009年8月底,我进入仰慕已久的三联书店工作,其后基本上都是在李昕先生分管的部门工作,直到他退休。私交不多,不敢托熟,但工作交往确实不少。

        李昕先生是老编辑,交游广阔,为人宽厚。作者们信任他,加上有三联这块金字招牌,他那里总是稿源不断,这些稿子,最后都分配给编辑们。分给我的,就有樊建川先生和李晋西女士合作的《大馆奴》、张颖老人的《文坛风云亲历记》等。他很有激情,不仅善于组稿,而且因在香港这种市场经济地区工作过,对编辑进度抓得很紧,见面就催,我一度非常紧张。

        2014年7月份,李昕先生不再担任总编辑,旋被商务印书馆礼聘,奉为上宾。吴敬琏、王蒙、刘梦溪、杨义等作者仍愿继续与他合作,把新作交给商务出版。

        李昕先生退休之后,很快出了三本书,将三十年的编辑经验倾囊授人。在有些篇目中,提到了我,批评则隐其名,表扬则显其名,君子之道也。他对我的评价,见诸文字者不论,还曾听人转述过。那是2014年春节前夕,李昕先生、郑勇先生、如月三位去看望王蒙,如月回来后告诉我,李总在车上说,少强这个人太清高。

        2017年3月4日,李昕先生请我吃饭。几杯高粱酒下肚,他说,听说在提拔你的问题上,你对我有点意见。我说没有啊,如果不是你有次给我说起,我都不了解详情。他接着向我道歉说,我为求稳,提拔你晚了,对你不够公平。

        给下属道歉,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还记得有一次,因为设计制版的缘故,冯骥才先生的一本书印刷效果不佳,应作者要求,在雅昌重印。因为这本书可能造成亏损,李昕先生还当着我们几个下属的面,表示自己承担责任,并向大家道了歉。其实这类事在出版社是常见的,但不知有没有人为造成国有资产损失道过歉。

        李昕先生在三联书店的9年,正是三联书店出版工作“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大气候和小气候都不错,有影响的出版物纷纷涌现。从他的记述中,能读出此类图书出版过程中他的胆量、识见、技巧、手段。李昕先生书中写到的一些人、事,有的我也见过、参与过,所以读来很亲切。对我这样做编辑工作的人来说,是可资取法的案例书。对于有好奇心的学术界、文化界读者来说,可借以了解那些标志性的出版物背后的故事。

        李昕先生气魄较大,我辈不及。他阅人多矣,对作者比较宽容、客气。他常能匡正我。

        记得有一次,一位文字粗疏的作家怪我编辑加工她的书稿太细太慢,我想起被医生三言两语打发的就医经历,忍不住说了句“有些作者不知好歹”,触怒了这位作家,李昕先生一再要求我对她道歉。他掌管大局,对作者很包容很尊敬,我则因为专做鄙事,了解更多细节,不免对有些作者失去敬意。他为缓和两造矛盾的用心是可感的。

        我很少照相,和李昕先生工作久了,却留下了几张和他有关的照片。他心细如发。有几张李敖先生、张健兄和我在李敖先生书房的合影,在三民书局的刘振强先生做东的席上与刘先生的合影,想来是他从台湾回来整理照片时发给我的。我陪人见过不少名人,主角合影时,有时也随喜,似乎只有他还不嫌麻烦地事后发照片给同框者。大人物是不拘于此类小节的。末一回和李昕先生合影,是2014年8月27日,那天他最后一次到生活书店收拾书物,临走的时候,于峰和我分别与他合了影,在韬奋先生的头像前,大家的表情都比较凝重。一年以后,于峰和我也接踵离开。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啊。2013年6月13日,在三联四楼开了“生活书店第一次会议”,会毕七位与会人员在马识途先生的贺信《我和生活书店》的空白处签名留念,复印后分存,到2015年10月22日下午我交接工作,前五位已离开。当时视若神圣庄严的美好愿景,不堪一击,化为梦幻泡影。我偶尔会想到刘振强先生,他因为是民营事业董事长,垂暮之年,仍未卸仔肩。

        云散之后,各忙各的,偶有聚会,曾蒙召饮,叨陪末座,领导们觥筹交错,交换见闻,臧否人物,我默默旁听,大开眼界,感慨良多,不由得想起过去一起工作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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