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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8年04月04日 星期三

    卡夫卡与噪音

    首作帝 《 中华读书报 》( 2018年04月04日   19 版)
    卡夫卡
    卡夫卡《致父亲的信》手稿
    《变形记》德文版书影

        噪音,卡夫卡提到最多的词语之一,广泛出现在其小说、随笔、日记、书信等文类中,计有100多处。卡夫卡饱受噪音的折磨和摧残,使用极端语言描绘噪音的普遍与危害:“一切都有噪声”,“噪声地狱般地嘈杂,真是人类的灾难”。有鉴于此,卡夫卡千方百计地逃离噪音,殚精竭虑地消除噪音,反复诉说噪音使人惧骇,孤独反抗噪音的侵害。随着一切努力折戟沉沙,卡夫卡把噪音作为书写对象,转化为永恒的生命符号。我们给卡夫卡贴上很多标签,然而忽略了给卡夫卡带来巨大痛苦的标签——噪音。噪音是一把双刃剑:既摧残了卡夫卡的身心健康,也参与建设了卡夫卡的文学家园;噪音既是偶像破坏者,又是偶像生成者。

     

        卡夫卡对噪音的敏感超过任何一位作家,除了100多处对刺耳噪音的描写,他还记录了500多处普通声音。倘若卡夫卡对噪音不敏感,他就不会写下数量如此惊人的声音。噪音严重影响卡夫卡的身心和创作。只有切入噪音,才能理解真实的卡夫卡。车辆的噪音、锯木的噪音、小孩的噪音、电报的噪音、钢琴的噪音、留声机的噪音……先是侵入卡夫卡的耳朵,再是损害卡夫卡的大脑,后是蚀钝卡夫卡的精神,使卡夫卡无法安静地创作小说。关于卡夫卡备受噪音煎熬的痛苦岁月,马克斯·勃罗德是最好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他在《卡夫卡传》中写道:“弗兰茨深受睡不安稳和对噪音特别敏感之苦,于是出现了精疲力竭的状态”。卡夫卡尝试下午睡觉,夜间写作,但是情况适得其反,卡夫卡一步一步陷入健康恶化的深渊。噪音仿佛不速之客,操着无形利器,刺噬着卡夫卡的生命,切割着卡夫卡的精神。

     

        卡夫卡也许相信有人能理解他的噪音之苦,正如祥林嫂相信有人同情她的丧子之痛。于是卡夫卡开启倾诉模式,马克斯·勃罗德、费利克斯·韦尔奇、奥斯卡·鲍姆、格蕾特·勃洛赫、菲莉斯、密伦娜,卡夫卡将他们发展为倾诉对象。卡夫卡致信费利克斯·韦尔奇:“世界拥挤,一个被消除的噪音刚消失,即让另一个新的、尚待消除的噪音代替,这序列永无尽头。”“要是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噪音该多好!”卡夫卡意识到全部噪音的自动关联性,“世界”这个词寓意人在噪音面前没有安身之地,只能被迫以一种刻板的方式与噪音联系起来,“该多好”这个词则表达出卡夫卡对乌托邦——一个安静写作环境——的渴望和向往。卡夫卡致信奥斯卡·鲍姆:“……充斥噪音的日子,以至我诅咒起生活来,并过了好多天,才摆脱对噪音的恐惧,才消除那种守候(从未落空)噪音的心理定势,才平复脑海中的纷乱、太阳穴处的疼痛。”“而且新的、可怕的噪音已在那里等候。”卡夫卡对于噪音破坏生活的事实已经形成心理定势,噪音连续性发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导致卡夫卡滋生恐惧情绪,彻底消解了乌托邦幻想。卡夫卡在致格蕾特·勃洛赫的一封信的草稿中写道:“我真的再也忍受不了脑海中的噪音了。”这是一个简单直接的陈述句。卡夫卡不再细致描述噪音的表现和性能,而是干脆利索地抛下饱受噪音之苦的结论。语气虽铿锵掷地,语义却无可奈何。噪音,卡夫卡挥之不去的梦魇。

     

        卡夫卡频繁向友人倾诉噪音之苦,并不期待和乞求丝毫同情,而只是寻求释放痛苦的渠道。卡夫卡渴盼通过自救的方式解决噪音问题,他为此放弃和家族成员的共同生活,独自租房居住,搬家成为家常便饭,例如1915到1917年,短短三年,卡夫卡搬了三次家。为了躲避噪音,卡夫卡不断换房间,效果反而更差。他致信菲莉斯:“你们已经搬家了吗?我搬进了一个房间,这儿的噪音几乎十倍于原先的那间。”卡夫卡从柏林购买耳塞,一种外面裹上棉花的蜡制品,比较润滑,但感觉效果不大。他致信马克斯·勃罗德:“我用耳朵却根本不能忍受,甚至戴上耳塞也不行(效果也不是很差)。将耳塞塞入耳内,虽然听到的噪音与以前一样多……”,同时又致信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有副耳塞,至少起点安慰作用。”“如果不是日日夜夜戴着耳塞子,简直没法过下去。”这些倾诉越发体现出卡夫卡遭受着剧烈和绝望的噪音之苦。《卡夫卡全集》第5卷附有一幅插图,内容是一个方形盒子,上面印着一只巨大的右耳,配以粗体商标OHROPAX,在德文中译为“耳塞”;插图下面标明中文:“上左为防噪器。”其实,OHROPAX是1907年创立于柏林的一种抗噪音耳塞,也就是卡夫卡致信马克斯·勃罗德和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时,说到的那种起点安慰作用的耳塞。在所有噪音中,钢琴噪音带给卡夫卡最致命的损害。卡夫卡致信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说他与一位小姐洽谈,“但谈的内容只有一项恳求,恳请她停止令我绝望的钢琴弹奏。”卡夫卡甚至一反常态向马克斯·勃罗德绝望地求助:“马克斯!给我订个安静的阁楼间(远离琴房)吧,我要闭门不出,让别人压根儿不会注意到我在那里。”事实上,马克斯·勃罗德也是钢琴噪音的受害者,他在《卡夫卡传》中写道:“隔着我们住房的墙是一个患肺结核的裁缝师傅卧病的房间;这个人是结了婚的;他的妻子会弹钢琴。我们在这套住房里住了七年。我工作艰辛,睡眠不足。而卡夫卡也睡得不好。”

     

        卡夫卡跟友人讲到写作低水平发展的原因,“就是不断地受到噪音的伤害”。例如《变形记》曾经几度中断,卡夫卡以为无法完成创作,转而尝试另一篇短篇小说,写了四页也写不下去。卡夫卡不得不屈服于噪音,以及噪音带来的无穷痛苦。卡夫卡致信菲莉斯:“这种噪音并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毫无理由的痛苦,因而也是无法消除的痛苦……”卡夫卡致信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在这地球上,我所要的那份深深的安宁,是不存在的。”卡夫卡的确感受到了某种悲剧宿命,噪音渐深渐入,成为思想的主观见解、情感的个体产物和生命的内在形式。既然如此,卡夫卡索性把噪音融入文学范畴,创造了新的书写对象。

     

        在《地洞》《判决》《司炉》《变形记》《大噪音》《在流刑营》《乡村婚事》《一条狗的研究》《一次战斗纪实》《教堂里的“紫貂”》《揭穿拙劣的骗子》《督学与老师的对话》《约瑟芬,女歌手或耗子的民族》等大量的文本中贯穿着寓意深刻的噪音书写,卡夫卡借助于噪音要素,以独特的方式对丰富的思想进行自由的组合。

     

        《地洞》完成于卡夫卡辞世前的几个月,小说与其说是通过象征的地洞,不如说是通过具体的噪音表现了卡夫卡的孤独主题。从词义学角度考察,“噪音”“噪声”“声音”等“有声”词汇在全文中出现60余次,反义词“安静”“宁静”“寂静”等“无声”词汇在全文中出现40余次,这两类充满矛盾与悖论的反义词组构成了全文最醒目的冲突。“我”在迟暮之年不辞辛劳地建造地洞,打算在此度过余生。至于“我”为什么要建造地洞,小说没有明确交代,但是在地洞建造成功之后指出:“我这地洞最大的优点是它的寂静。”从中可以蠡测“我”对地洞的最高期望值是安静,不受任何声音的骚扰。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安静是暂时的,噪音才是永恒的。小说接下来笔锋一转,对这个最大的优点进行了否定:“当然,这种寂静是虚假的,它可能会突然中止,一切也就结束了,不过这种寂静暂时还在。”卡夫卡先是肯定地洞的安静,再是揭示假象的安静,最后阐明暂时的安静,一波三折采取“肯定之否定”的逻辑思维,从而造成令人震撼的艺术效果。卡夫卡为了界定人类社会的噪音本质,感到有必要把它和截然相反的思想范畴对立起来,并贯彻到底。卡夫卡在小说结尾写道:“我试探着打洞时,它也许能听见我的声音,尽管我打洞的方式发出的噪声很少。不过它若听到了我的声音,我肯定会有所察觉,它至少得放下活仔细地听——然而一切如故。”这场“声音之争”永远不会结束,否则卡夫卡也不会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还耿耿于怀噪音与安静的厮杀,“一切如故”寓意这一核心问题之间的恒久对立。

     

        《变形记》和《判决》有异曲同工之妙,即,两文都是通过噪音消灭个体,使得被压制的个体处于“失声”状态。卡夫卡故意令《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变成甲虫,丧失说话权利,始终不曾发声,死后被当垃圾扔掉。作为对比,其他形形色色的人以喧闹的声音对他评头论足,其中父亲最为权威和可怕。格里高临死的前夜,父亲、母亲和妹妹以及房客,通力合作举办了一场小提琴演奏会,“恰恰在这个晚上——格里高没有回忆,在整个晚上听到了演奏小提琴的音乐”,正是这场演奏会直接导致格里高之死。这很有深意。卡夫卡通过神圣庄严的音乐之声,消灭个体存在的所有证据,不再有任何东西可说可想。《判决》中的格奥尔格·本德曼虽然是正常的个体,但是在父亲面前与一只甲虫并无二致。父亲从来没有把他当人看待,每当他要发声之际,父亲即刻以各类噪音或声音掩盖下去。小说最后描绘格奥尔格·本德曼之死:“他从栏杆中间看到驶来了一辆公共汽车,它的噪声可以很容易盖过他落水的声音。于是,他低声喊道:‘亲爱的父母亲,我可一直爱着你们的。’”显然,对接前文,这里的“一辆公共汽车”及其发出的“噪声”乃为父亲的象征,威力无穷到轻而易举盖过主人公落水的“声音”,以至于他只能以“低声”表达亲情之爱,因为他早已体验过,也意识到,自己再怎样呼喊都无济于事。小说中父子之间的冲突以噪音的形式介入和影响个体命运走向,实则为卡夫卡自身悲剧命运的镜像投射。卡夫卡在写给父亲的长信中控诉道:“你对待孩子只有一种方式,就像你自己成长的方式一样,以力量、噪音和暴怒对待。”打小惊悟父亲专政,卡夫卡刻骨铭心地养成胆小怯弱的性格,并幻化到小说中那些年轻的死亡个体身上。

     

        短篇小说《大噪音》是卡夫卡书写噪音主题的“炼狱之作”,它纯粹、集中、精准、深刻,隐喻了卡夫卡的噪音思想观念。《大噪音》的体裁三度易变:卡夫卡先是撰写私人日记,听记噪音充斥世界,带给自己聒噪之苦;再是以散文邮寄给菲莉斯,回答她询问《失踪者》和《变形记》的创作进展,并刊登在威利·哈斯主编的《费路太布雷塔》杂志上,篇末署名“弗兰茨·卡夫卡”;最后修改为小说,试图以深邃的判断力去理解和洞见噪音本质。小说开门见山地写道:“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如同置身整个寓所里噪音的总部。”卡夫卡把自己的身份界定为裁夺噪音的总司令,使用象声词营造噪音的丰富与真切,例如门的啪啪声、说话嚷嚷声、回答嘘嘘声等等,所有噪音向着自己倾泻和笼罩。卡夫卡既把自己视为噪音的接收者和体验者,又视为噪音的合作者和配音者,同时扮演受害者和组织者双重角色,无形地制造出“噪音中心主义”的向心倾向。卡夫卡致信菲莉斯自称“收罗所有噪音的窃听者”,其意义即为“噪音中心主义”。这不禁令人联想到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在小说《尤利西斯》中也有“噪音中心主义”的形象描写和精炼概括:“海,风,树叶,雷、河水、哞哞叫的母牛,牲畜市场,公鸡,母鸡不打鸣儿,蛇发出嘶嘶声。世上处处都有音乐。拉特利奇的门吱吱响。不,那只是噪音。”乔伊斯可以作为生动的例子,验证卡夫卡“噪音中心主义”思想观念是成立的。《大噪音》最后写道:“(我)像蛇一样慢慢地爬到隔壁房间,并爬在地上请求我的姐妹和她们的保姆安静。”这仿佛《变形记》可怕的寓言,格里高变成甲虫,“我”变成了蛇,而且均为“噪音”与“安静”的战斗纪实。噪音,成为毁灭卡夫卡的噩梦。

     

        噪音在卡夫卡身上经历了一个由破到立的发展进程,卡夫卡为读者提供了把噪音投射进文学的公开语境。噪音不再是单一的社会现象,也不再是约定俗成的含义,而是被赋予了多元化的价值生成。卡夫卡致信马克斯·勃罗德:“但影响我的不仅仅是这里的噪声,而且还包括这个世界的噪声,而且不仅是这种噪声,还有我自己的无噪声。”卡夫卡彻底打开了噪音的识别视野,将噪音扩大到更强烈、内在、宏大、想象的境界,创建出崭新的书写和研究领域。卡夫卡在弥留之际,借助笔头留下有关噪音的文献:“我可以睡过那些噪音,不过我得为此答应别的事情,……”在噪音遍布的残酷现实面前,卡夫卡仍然幻想着建造削弱噪音的世界。噪音,或许可以揭开卡夫卡的短寿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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