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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称学界奇人的民国学者陈柱（1890—1944）字柱尊、号守玄，北流人。虽然他只活了54岁，著作却达120余种，1000余万字，很多著作还是文言文，且遍及经史子集。陈柱出身于书香世家，7岁就读于萝村小学堂，稍长受业于容县苏寓庸。其幼年好斗鸡走狗，多次触怒豪强险些丧命，这样的浪荡子弟经母亲管教居然能折节读书，“发愤诵读不出户者三年”；清末参加革命，民初却厌恶党争而毅然退出政坛；考入南洋大学电机系学习，却喜欢给学长学弟们讲国学，校长唐文治专门配备了大寝室给他课后“开讲座”，结果还没毕业就被南洋大学聘为国文教师；写了那么多书，居然还有闲暇经常出去旅游；本来喜欢子学，民国以后，“子学朋兴，六艺之言，渐如土苴，余性好矫俗，乃转而治经”。真是个怪才！
陈柱毕生克勤克俭，唯爱书成癖，平日教书所得薪金，除家庭开支及子女教育费外，倾囊购书。家中有藏书楼，曰“守玄阁”，又榜“十万卷楼”。才思敏捷，出笔迅速，生平代表作有《守玄阁文字学》《公羊家哲学》《墨子间诂补正》《小学评议》《三书堂丛书》《文心雕龙校注》《墨学十论》《子二十六论》等，精辟通透、博大精深，很受学术界推崇与赞赏。国学大师唐文治对其著作的评语是“阐发宏深，切中时弊，针砭末俗，激动人心，入著述之林，是为吾道光”。平生喜欢饮酒赋诗，人称“酒国诗人”，创作的诗歌不下万首，现存诗集有《待焚诗稿》两种版本共10卷，主持编纂《粤西十四家诗钞》。
陈柱尤喜欢《墨子》，“诸子之中，于墨书研诵尤久”。孙诒让的《墨子间诂》是一代墨学名著，陈柱在坐车时翻阅这部书，随手就指出可商榷者多处，于是写成《定本墨子间诂补正》，足匡孙氏之不逮，唐文治称他为孙氏的功臣。1926年，上海大夏大学请他讲《墨子》，他怕学生“徒沉溺于章句，而不能通其条贯，明其得失也。故再为之分题讲论，凡十篇”。这十篇专题讲稿就成了《墨子十论》一书。书中对墨子并非姓墨、《墨子》与经学特别是《尚书》的关系、《墨子》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墨子与诸子之异同、对历代墨学专著的评论，都有所发明，成一家之言。陈柱对《墨子》评价甚高，认为《墨子》“最富义理，诚子部中之宝书”。当然，因其根本思想未脱儒家窠臼，有时不免苛评。笔者无意臧否前贤，谨择几处评述之。
一、《墨子》前数篇并非伪作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将《墨子》中的篇章分为五组，第一组为第一《亲士篇》至第七《三辩篇》，胡适认为这七篇都是后人假造，“前三篇全无墨家口气。后四篇，乃根据墨家之余论而作者”。陈柱对此不以为然：“夫亲士修身，诸子之言治者多不能外；墨子之偶同儒家，何足为异？且诸氏谓辞恉不近墨子，自吾观之，其足以表墨学特别之精神者正甚众。”比如《亲士篇》云：“吾闻之曰：‘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众人自易而难彼。君子进不败其志；内究其情。虽杂庸民，终无怨心，彼有以自信者也。”陈柱对这段话的解释是：我非无安居，但为天下有不安之故，吾心亦不安，故我亦无安居也；我非无足财，但为天下有不足之故，吾心亦不足，故我亦无足财也；此荀子所谓“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也”。君子以艰难自任，而以安乐与人。“虽处平民之位，亦无怨心，何也？在社会努力，经能自伸，不必为官也。”
这正是墨突不黔之义。这不就表现了墨家精神吗？
笔者赞同陈柱的观点。比如《修身篇》说“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这很符合墨家重实行的观念。《修身篇》又强调：“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守道不笃、遍物不博、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这一段也非常符合墨家精神，墨家就是言必信行必果的榜样，墨子更是主张有力助人、有财分人、有道教人，在《尚同上篇》中，墨子把不能互助作为人类未走出丛林状态的标志：“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而墨家学团实行分财互助原则，更加可以证明“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确实是墨家的核心观念之一。至于守道不笃不足与游，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墨子“好学而博”，“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墨子心目中的圣人是亲自参加劳动的大禹：“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于是墨子要求其信徒以大禹的劳苦为榜样：“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屐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历代学人都说墨家太刻苦，“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作为墨者，不但要苦行，还要随时准备为群体利益和匡扶正义牺牲性命，这就是庄子说的墨者“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这就是孟子说的“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就是《淮南子》说的“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汤蹈火、死不还踵”。像这样需要苦行、禁欲、牺牲的学派，如果守道不笃，岂能忍受得了并习以为常？因此说不足与游，无疑符合墨家的需要。
二、巨子并非世袭
梁启超根据《尚同上篇》“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就说墨子主张民选天子。墨子这句话因为原文没有主语，因此学界聚讼纷纭，各人往往按照自己的需要去解释。陈柱在书中对梁启超等予以批评，并有力地论证了墨子是主张由天来选天子。笔者赞同陈柱的观点。当然，墨子虽然反复强调“天志”，并以天降灾难与讲鬼故事的方式教育人们要尊天明鬼，要按照天的意志去兼相爱交相利，天虽然看起来被他树立成人格神，但实际上天是无法自己动手去选立和罢免天子的，难道墨子会愚蠢到连这一点都认识不到？笔者认为不能将墨子的天看成是人格神或神道设教，而可以看成一种历史潮流或人心所向，犹如孙中山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另外，并不是说“尚同”就一点民主都没有，在军事民主制时期，军事首领是由部落内部成员公举推选的，墨家保留了军事民主制时期的思想痕迹，而尧舜禹的禅让传说也可以在墨家组织中找到印证，因此顾颉刚有《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
墨家组织的首领称为巨子。陈柱说墨家主张巨子世袭，笔者认为此言过于绝对化。巨子之传，确实是由前任巨子指定，但接班人并不一定是自己的子女，可以是其他人。墨家虽然没有规定巨子的子女一定不能接班，但传贤确实优先于传子。墨子无疑是墨家组织的首任巨子，他将巨子之位传给弟子禽滑釐。后来有记载的墨家巨子中，也未见有传位给子女的，比如孟胜为楚国阳城君守城而死，死前将巨子之位传给宋国田襄子。陈柱说墨子主张世袭制，恐怕是忘了墨子对当时王公大臣偏袒父兄亲戚的批判。不党父兄，不阿亲戚，这点墨家要比儒家好很多，“墨者之法”是墨家组织所有成员都必须遵守的，即使巨子也不能例外。据《吕氏春秋·去私篇》记载：“墨者有巨子腹䵍，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腹䵍对曰：‘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䵍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义，巨子可谓公矣。”年老的腹䵍以身作则，将独子按律处置，这点恐非儒家所能。
舜被儒家赞誉为“大孝”之人，但这种“大孝”具有浓厚的家族本位色彩。舜的父亲瞽叟杀人，舜不是秉公执法，而是私自将其父放走。孟子对此竟无半点指责之词，相反还称赞舜之“大孝”：“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舜的弟弟象穷凶极恶，舜非但不惩治，反而为他封邦建国。连孟子的弟子万章都认为舜此举有失公正：“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陈柱对此似乎视而不见。
三、节用与牺牲精神
陈柱将墨子的政治主张分为积极政策（尚同、尚贤）和消极政策（非攻、节用）两种，他感叹战国时期墨子之消极政策未能行：“墨子以奢侈为致乱之源，节用为救乱之本，可谓切中时极。盖俭则有余，有余则能相让。奢则不足，不足则必出于争，此大夫所以相乱家，诸侯所以相攻国也。乌能兼爱乎？”而墨子的积极政策“乃大行于秦，以成秦汉以后一大变局”。这个论断或许启发了何炳棣，他说：就全部传统中国历史而言，最大之事应是秦专制集权统一郡县制大帝国的建立及其传衍。他认为从秦献公起秦国开始转弱为强，主要应归功于墨者的帮助。秦献公自始即对墨者有充分的信任，墨者似乎成为秦国军队中的全能干部和严格纪律的执行者。“墨者原来兼爱非攻无私救世的情怀，在竭忠尽智仕秦的过程中，竟无情地被时代化为本身生命的高酸消溶剂——这才是人类史上值得呕歌赞叹的永恒悲剧！”
陈柱认为墨子“节用之主义，实本兼爱而生。盖必其人能节用而后有牺牲之精神以兼爱人也”。这个观点很有意思。从现象上看，确实是能够节用苦行才足以言牺牲，而且越是能节用苦行的人，越敢于牺牲自己。可否这样来分析这个逻辑关系：能够节用和苦行，就是将身体和外物都看得很轻；不能够节用和苦行，一方面是把己身与外物看得很重，不会轻易放弃，另一方面也容易为求生本能与外物所诱惑而变节。因此，日常的节用与苦行，就等于是在平时锻炼牺牲精神，以便在非常时期能够勇于牺牲。人类还有一个有趣的心理现象：越是付出得多的人，越愿意为对方付出。比如有人做过一个测试：当你的母亲、妻子、孩子都掉进水里，你只能救一个人而且必须救一个人时，你会选择救哪个？多数人选择了救孩子，或许是因为对孩子付出最多。是不是人类能够从这种付出和奉献中得到一种满足感成就感呢？笔者难以揣测。
陈柱赞成荀子对墨子节用的批评，认为“墨术诚行，则天下尚俭而弥贫”，因为“若从墨子之俭，止求当时之足用而已，则民之劳力，唯耗于日用粗拙之业，乌有进化之可言哉？”荀子的论断有其精辟处，如果政府强行限制人民消费，则确实会导致“天下尚俭而弥贫”。但在物质大为丰富的今天，主动的而非强制的节用，却是人避免物质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当一个人解决了生存、尊重等需求，追求自我实现之后，其精神境界往往会得到巨大提升，会从追求物质转化到追求精神，因此不会去计较衣食住行等物质化的东西，物质生活均以简单为主，以便将精力注意力用在事业和精神上。这或可谓返璞归真。比如香港影星周润发将56亿财产都捐出去，吃最普通的食物，出入于市井小店中。很多顶尖科学家的物质生活也非常简朴。可见节用并不一定导致社会退化。即使是在现代社会中，节用也有其一席之地。
四、墨家并非重利轻情
陈柱引用《昭明文选》中的篇目说明了墨子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笔者读其引文时，注意到张衡和曹植引用墨子的典故最多，这至少说明墨学在东汉乃至三国都还存在，因此西晋才有鲁胜给《墨子》作注，而并非像一般学者所说，到了秦汉墨学就衰颓乃至中绝了。张衡在《思玄赋》中自注：“儒家述圣道之书也，以仁义为本，以礼乐为用，墨家者强本节用之书也，以贵俭尚贤为用。”这说明张衡对儒墨两家都有研究，因此才能一言抓住两家要害。相比于今天某些学者在研究伟人思想时，区分不出诸子百家，儒墨道法眉毛胡子一把抓，要高明许多。
陈柱在评述柳诒徵的《读墨微言》时说：“《兼爱下篇》，有先利人之亲然后爱利吾之亲之说，柳氏斥之，以谓墨子之意，专为交易起见；人人以市道相交，必至真诚尽泯。皆为精绝之论。”对此笔者不敢苟同陈柳之见。柳诒徵看到墨子为了教人们兼相爱，告诉人们兼相爱能够交相利，于是就批评墨子是市井之道，这和“文革”期间批判刘少奇的“吃小亏占大便宜”没什么区别。刘少奇为了教育人们不要怕吃亏，就用老百姓的语言来说明吃亏有好处，结果苛求者就说这是市侩哲学，吃小亏目的只是为了占更大的便宜。像这样去批评墨子，几乎可以视为欲加之罪。与柳氏批评的恰好相反，墨子从未以市井交易之道去做事，如果墨子讲交易，何必连跑十天十夜、冒着被杀的危险去救跟他一点利害关系都没有的宋国？鞋子跑破了，脚流血了，墨子撕下衣服包住脚继续拼命地跑，终于在楚国发兵攻打宋国之前将战争制止住。鲁迅在《故事新编》中对墨子救宋有很生动的描述和发挥：“墨子在归途上，是走得较慢了，一则力乏，二则脚痛，三则干粮已经吃完，难免觉得肚子饿，四则事情已经办妥，不像来时的匆忙。然而比来时更晦气：一进宋国界，就被搜检了两回；走近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国队，募去了破包袱；到得南关外，又遭着大雨，到城门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墨子救宋不但没有向宋国要丝毫报酬，也没有向宋人炫耀功劳，还白白淋了一身雨，这是哪门子市道交易？从这个角度看，柳诒徵不如孙诒让远甚，孙诒让说墨子存心仁厚，勇于振世救弊，殆非韩非吕不韦之伦可比，这是比较符合墨子历史形象的。
柳诒徵之所以苛评墨子，是因为走不出儒家范围。这一点在陈柱身上也有明显体现。陈柱也是囿于儒家观念而未能多见多闻，比如丧葬一事，儒家主张三年之丧，墨子在节葬中对当时厚葬久丧批评：“此存乎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存乎匹夫贱人死者，殆竭家室；乎诸侯死者，虚车府，然后金玉珠玑比乎身，纶组节约，车马藏乎圹，又必多为屋幕、鼎鼓、几梴、壶滥、戈剑、羽旄、齿革，寝而埋之，满意。若送从，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厚葬久丧的弊端，墨子已经说得非常清楚，而陈柱处于20世纪之时，仍然批评墨子的节葬主张，认为墨子重利而忘亲，可谓泥古不化。陈柱喜欢旅游，如果他有机会去西藏见到天葬，估计以他那种儒家正统脑筋恐怕更会大不以为然，然而藏人却相信天葬合乎菩萨舍身布施苍生的意义，能使死者的灵魂升天。而陈柱自以为是的入土为安，在藏人眼里则被视为最不名誉的葬法。
陈柱说：如果按照兼爱的主张，把别人的父亲当作自己的父亲，那么自己每个月所得的工资就应该平分给天下人，这一点谁能做得到呢？于是狡猾者将视其父母形同路人。“是从墨子之说，将不至冻饿其亲不止矣。”陈柱反对兼爱的理由看起来似是而非，其实墨子在《鲁问篇》就明确反驳了这种观点：“翟尝计之矣。翟虑耕而食天下之人矣。盛，然后当一农之耕，分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为得一升粟，其不能饱天下之饥者，既可睹矣。翟虑织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后当一妇人之织，分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以为得尺布，其不能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虑被坚执锐，救诸侯之患，盛，然后当一夫之战，一夫之战，其不御三军，既可睹矣。翟以为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上说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为虽不耕而食饥，不织而衣寒，功贤于耕而食之、织而衣之者也。故翟以为虽不耕织乎，而功贤于耕织也。”反过来说，如果天下人都将自己所得工资分给天下人，天下就能太平吗？除了衣食住行，实现天下太平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分工合作。《耕柱篇》可见这一思想：“治徒娱、县子硕问于子墨子曰：‘为义孰为大务？’子墨子曰：‘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
五、中西文化是否可以比附
陈柱将墨学在清末的复兴归为言论自由：“至于清末，文网已弛，言论自由，学者遂一反而诋孔孟，尊墨子；梁启超著书称为大圣人；学者向风慕义，而墨子之学遂如日中天矣。”这种说法其实忽略了最重要的时代因素：晚清的中国被洋人的坚船利炮打得头破血流，人们方救亡之不暇，为何忽然重视起墨子来？因为人们觉得靠儒家那一套已经无法在新战国时代为民族争生存，于是转而求诸墨子。年轻的梁启超以《新民丛报》为阵地提倡墨学救国，学界云集响应，纷纷以墨学为然，如胡适等都是在十几岁的时候读了梁启超的书而崇拜墨子，后来竟为中国的学术流变开一生面。以梁启超当时的地位，岂谓必能过于韩愈？韩愈在唐代提倡孔墨相为用，这样看起来很温和的主张，以韩愈这样的大人物提倡之，而世人莫与响应。梁启超的一呼百应与韩愈的冷冷清清无人理睬形成鲜明对比，说到底，还是时代使然。
陈柱对梁启超用中学比附西学的做法不以为然，颇多微词。梁启超做学问未免有空疏臆断之处，但对时代潮流则非常敏感，因此以西学解释中学，往往能使人耳目一新，不但带给人们新思想，还说出了人们想表达而表达不出的东西，遂成思想界之巨子，常执言论界之牛耳。可见中西比附不可一概而非。蔡元培就非常赞成中西文化融汇贯通，他认为古今中外的学说有很多相同点，因此中西可以融合，当然，要融合“必先要领得西洋科学的精神，然后用他来整理中国的旧学说，才能发生一种新义。如墨子的名学，不是曾经研究西洋名学的胡适君，不能看得十分透彻，就是证据。孔子的人生哲学与教育学，不是曾经研究西洋人生哲学与教育学的，也绝不能十分透彻，可以适用于今日的中国。”如果按照陈柱的说法，似乎只能像乾嘉学派那样做小学考据功夫，如此则将西学排斥殆尽矣。文化并不是绝对不能通融的东西，文化无非是人类群体的生存与发展经验的总结。之所以表现出地区差异性，无非是因为总结的经验不同，因此显示出的文化特色也不同。诚如业师刘景泉教授所言，文化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文明，应是超阶级、超意识形态、超地域、超国界，能为人类共同享用的精神财富。全球文化并无高低上下之别，将会不断融会贯通，浑然一体。况且时代是不断变化的，孔子这样的“圣之时者”，也会与时俱变。人们在新的时代需求之下，又会不断对古人和古典作出新的解释和评价。当然，并不是天马行空随意曲解，而是建立在对原典一定程度的合理解读之基础上。正如蔡元培所言：“古代评判哲学的，不是墨非儒，就是儒非墨。且同是儒家，荀子非孟子，崇拜孟子的人，又非荀子。汉宋儒者，崇拜孔子，排斥诸子；近人替诸子抱不平，又有意嘲弄孔子。”后人之视孔墨，必将与今人对孔墨的理解和评价有所不同。这或许是学术得以不断变化发展的源头。
附带说一句，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出版《墨学十论》时，将1928年商务印书馆版的作者序言和凡例都去掉了，实在令人费解。华东师大出版社2015年重新出版时才恢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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