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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上海辞书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唐诗鉴赏辞典》和《唐宋词鉴赏辞典》，引领出大批量的各种文学体裁的鉴赏辞典问世。许多有成就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趋之若鹜，竞相呈采，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普及。1995年，有一位湖南的图书经营者找到了群众出版社发行部主任黄岳兄，想再搞一部《宋词鉴赏辞典》，赶鸭子上架，由我负责组稿。我找了一些大专院校的在读或已经毕业的研究生完成了三分之二的稿件，剩下三分之一的稿件只好乞灵于《唐宋词鉴赏辞典》等图书的作者。这里是有权利问题的。第一，这些作者愿不愿意把稿子交给我发表。第二，上海辞书出版社怎么想。由于我们打算出书的时间在另一家出版社出书的十年之后（专有出版权之事容后细说），故主要的障碍是尚无著作权的使用权。为此，我向三十余位学者以“《宋词鉴赏辞典》编委会”的名义发函，期盼给予“支持和指导”。所幸，三十余位学者，无一人不回信表示同意（笔者按，最短的回函是杭州大学的吴熊和先生，其只在约稿单上署“同意”两字，落款寄回）；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我则通过《文学遗产》热心的马丽老师包圆儿解决版权问题。遗憾的是，这位图书经营者在万事俱备的情况下掉链子──经进一步测算，他的经营方式无法实现既定利润指标。这样，我便空留下了三十余封回函，空留下了一段难忘的编书往事，也把各位学者的心灵世界对我的洗礼铭刻心头，而《宋词鉴赏辞典》出版之事则永远之搁浅。
慕名
我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强烈爱好者，浏览或阅读过不少著名学者的专著或论文，故自觉地慕名取文。给我回函的有程千帆、施蛰存、钱仲联、王起、霍松林、顾易生、金启华、姜书阁、邓广铭、羊春秋等老前辈学者。还有更多的中青年学者，如：写过《辽金诗史》的张晶，写过《唐宋词史》的杨海明，写过《建国三十年来的词学研究》的马兴荣，写过《中国诗学》的吴战垒，写过《李商隐诗歌集解》的余恕诚，等等。在这里重点说说给我印象深刻的张晶先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就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学遗产》的主编徐公持先生说，张晶和韩经太是较早汲取西方文论对照、审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青年学者，因为思路创新，在他主持的《文学遗产》上经常发稿。张晶和董乃斌先生有良好的学术交往，我读过他写的介绍董乃斌学术成就的文章“不断创新的开拓者”。记得，董乃斌大致这样评价过张晶：“通过新的文学理念对旧有资料作出解释，形成与以往模式不同的学术构架……”1995年9月，我给张晶发信寄往辽宁。10月份他给我回信，表示“大函已由家中转至，内情尽知，甚谢”。并随信寄来一张他的名片，名片右侧著录了他在辽宁师范大学的住址和电话，左侧则用钢笔涂乙成复旦大学的新住址和电话。原来，他正在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攻读顾易生指导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博士学位。王运熙、顾易生两位教授，是当时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果仅存的老先生。我读过他们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他们主编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是1996年才出版的）。为《宋词鉴赏辞典》的编辑工作，我也同时向顾易生先生发了信。在老一代学者中，用“中国韵文学会”笺纸回函的湖南湘潭大学的羊春秋教授给我印象较深。据傅璇琮等主编的《中国诗学大辞典》“前言”云，该330万言的巨著诗法格律部分由他一人撰写，“可以作为一部可以独立成章的诗学研究著作看待”。我因为参加了这部巨著的撰写工作，故对他备感亲切。羊春秋长期担任中国韵文学会会长，代表作为《散曲通论》，他还是写作诗、词、散曲的行家。羊先生的回函在我寄出组稿信后八天，他表示“倘能赠样书一册，则更所望也”。还有不少学者回函很在乎得到样书一事，他们都不重视著作权使用费，而重视精神产品本身，而我起草的组稿信恰恰忘记了提及这一点。
早些时候，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刘乃昌教授便与我有未曾谋面的交往。他和萧涤非主编的《中国文学名篇鉴赏辞典》是1992年在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通过徐公持先生为这部书撰写了陈琳《饮马长城窟行》赏析。刘乃昌的回函颇多鼓励语：
孟向荣先生：
您好！来教收读。承告贵社编纂《宋词鉴赏辞典》，拟收编拙稿十数篇，我们表示同意。并对贵社严谨的出版作风表示钦敬。深信新编宋词鉴赏典籍必将后来居上，受到读者欢迎。
耑此 即颂编安
刘乃昌
1995.9.23
函中“我们”，当指在《中国文学名篇鉴赏辞典》中与刘先生合作撰写苏轼《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和《贺新郎》（乳燕飞华屋）的崔海正先生。我曾少量地使用了其他一些鉴赏辞典的文章。
不仅仅我辈慕名，学者之间也慕名。较有代表性的是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的蔡厚示先生：
向荣先生：信悉。
拙作四篇被收入贵编《宋词鉴赏辞典》，既由笃文兄任顾问，乃斌兄作序，仆自无不同意之理。
谨此奉覆。顺颂编祺
蔡厚示手启
1997.12.16
我在黄肃秋先生那里认识周笃文的。据黄肃秋说，周笃文和谭家健在年轻人中学问都很好。我当面听过周先生唱诗，与黄先生的调子有不少差异，但都抑扬顿挫的。董乃斌则是教授我中国古代文学的导师。给蔡厚示这封信发出较晚，为青年学子们的赏析文章写来之后，补阙失之举。也用“中国韵文学会”笺纸给我回函的刘庆云先生，表示“周笃文先生主持之事，当全力支持”。并毛遂自荐，认为上海辞书出版社《唐宋词鉴赏辞典》中“有一篇詹玉（一作正）的《齐天乐》（“相逢唤醒京华梦”），是下册P·2210页，系鄙人所写，自我感觉尚好，如有篇幅，似可考虑入选”。苏州大学杨海明先生用“苏州大学教师备课纸”回函，亦云“请向周笃文先生问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谢桃坊先生回函叮嘱“周笃文先生是我们学界友人，请代为致意”。他还鼓励道：“鉴赏辞典曾经成为一阵热潮，数年冷落之后，目前又有读者需要，所以此编定会受到欢迎的。”
慕名乃慕实至名归之名。学者们都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付出过辛勤劳动，洒下了智慧的汗水，不仅自珍羽毛，而且彼此之间互相切磋、互相尊重，必然形成学术群体以共同培育精神家园。
权利
给我回函的学者们有几位具有清醒的权利意识。较有代表性的是福建师范大学的陈祥耀先生和湖南湘潭大学的姜书阁先生。
群众出版社孟向荣先生：
来信收悉。贵社拟采用拙作宋词赏析文，均收入上海辞书出版社所刊《唐宋词鉴赏辞典》，版权属该社所有。贵社如与上海辞书出版社统一联系（包括他人文章），取得该社同意，我个人没有意见。否则，恐将来会引起版权争执。
专此奉覆，并祝编安！
陈祥耀
1995.9.24
宋词鉴赏辞典编委会：9.18来函收悉。
1988年出版的《唐宋词鉴赏辞典》所收我和小女写的三首词的鉴赏稿，当时已得过出版家发给的稿酬。你们如愿采用并再给每千字25元的稿费，我当然同意，但依版权法的规定，你们必须得到原出版家的同意，而这一点则是我不能代为负责的。特先声明为上
覆致敬礼！
姜书阁
1995.9.22
确切地说，对陈祥耀先生我是慕文取人。早些时候，我撰写的《中国诗学大辞典<五大诗人评述>》辞条，介绍了陈祥耀1982年于福建人民出版社付梓的这部著作关于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陆游的文学评论。我曾拜读了《五大诗人评述》。对姜书阁先生则知道他早年的传奇经历和晚年著述呈井喷状态。他的《诗学广论》（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也被收入《中国诗学大辞典》之中，这一辞条也是我拜读其著作后撰写的。陈祥耀所云“版权属该社所有”，当指一定时间内出版方的专有出版权，他对可能会产生的版权官司有忧患意识，这种体贴和提醒令我感动。姜书阁则明确了著作权方和专有出版方的不同法律属性。
平心而论，我国的《著作权法》对专有出版权并没有明确的时限要求。甲乙双方通常签订十年以下的出版合同。据说，十年以上的出版合同很少（指定性图书除外），我本人没有见过。因为，出版合同签订时间越长，对著作权人越不利。法律首先要考虑保护著作权。
具备权利意识的还有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信笺”回函的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余恕诚，他说：“只要上海辞书出版社不反对，贵社可以采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程郁缀教授，对《宋词鉴赏辞典》拟收其杨炎《蝶恋花》、黄昂《清平乐》赏析，说：“这两小文是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我不知道是否应跟该出版社打招呼？”
遥想当年，李文达写作《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和爱新觉罗·溥仪先生连一纸出版合同都未签署，今天的社会进步、法律文明令人感慨万端！
认真和代笔
治学之认真和执著，体现了学者的风骨与品格，往往通过一纸短札便可略见一斑。
先说说南京师范大学的金启华教授。我1995年9月18日给他去函，他在11月3日才收到，表示“迟复为歉”，并“同意收入他的作品”。两年零九个月之后，他给我邮来一通信函，这是唯一的问询出版《宋词鉴赏辞典》之事的短札。其云：“……我曾去函表示同意，惟迄今已近三载，未接贵社样书、稿酬，未知何故，特此函询，敬请赐覆……”我曾拜读过金先生“杜诗证经”“杜诗证史”之类的作品，佩服其博闻强记，做资料之扎实，看来，对学苑之事，老先生们都是念念不忘的。
次说说南京大学的程千帆教授。我于1995年9月18日给他去函，他在9月25日复函。信中说：“同意你们将原载《唐宋词鉴赏辞典》之沈祖棻所作赏析等文（原载该书203、210、220、223、237、243、248、250、264、275、291、235、242、251、445、476、489、491、537、547、560页）收入《宋词鉴赏辞典》……”宋词鉴赏元老级人物沈祖棻的这类文章在她去世后就曾结集出版，程千帆先授权《唐宋词鉴赏词典》，再授权《宋词鉴赏词典》，反映出对亡妻的一缕深厚的思念。记得，我给学者们发出的约稿单只著录词牌及该词发端句，程先生以耄耋高龄，自己查检原书，标清页码，不仅仅说明了其治学之严谨，更能佐证相濡以沫的情感力量！
再说说黑龙江大学的刘敬圻教授。如果说程千帆、沈祖棻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学术伉俪之翘楚，那么，陶尔夫、刘敬圻则在黑龙江省颇有名气。我读过陶尔夫所著《北宋词坛》和陶先生与夫人刘敬圻合作完成的后出转精之作《南宋词史》。刘先生用明信片祝我“虎年顺遂”，于明信片后封写道：
向荣先生：
大函已拜收。同意将陶尔夫六首词之鉴赏文字收入贵社《宋词鉴赏辞典》。今校改处，请代为订正，谢谢（均以《宋词百首译释》为本）。①第384页，倒数第三行：“长门暮”，后边之“，”改为“。”；倒5行，“飞絮”后边之“，”亦改为“。”。②第389页，第14行：“元军攻临安之后”改为“元军攻陷临安之后”。③第439页，第6行：“孤村路，忧记”，改为“孤村路，犹记……”④第461页，倒数第4行：“纷阵红围”，改为“粉阵红围”。⑤第464页，倒数第3行：“使臣”，改为“侍臣”。拜托了。
刘敬圻有“但求雠校之精审，不问成书之迟速”（曾国藩语）的精神，并无刻意地说出了“质量是图书的生命”这一道理。前文述及的顾易生教授也具备这一精神，他给我的回函写道：“……因旧作中曾发现错误文字多处……关于辛弃疾《贺新郎》文，因原稿被删节，上下文有不接气者。故此次希望将小样或拟收录拙文之复印本惠寄，以便有所校正……”
给《宋词鉴赏词典》编委会回函者，有两位代笔。一位是广东中山大学教授王起的长子王兆凯，其云：“同意，只要有益于读者，不产生版权纠纷就行了，稿费收到后将全数捐献给希望工程……”一位是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的逝者雷履平先生的后代雷敏。其云：“我父亲雷履平已去世多年，至今他在词学研究方面的影响仍然存在，人们并没有忘记他。作为子女，有这样的父亲感到自豪……”他代表家属同意我们的要求，并希望早日与我们见面。恕我辈陋谫，当时只是看中了雷先生的文章，并不清楚他的情况。后来查检，才知道雷履平在天府之国是名望颇高的词学家和有艺术造诣的词作手。
施蛰存的创新意识
施蛰存，1905年出生，从1923年起，开始文学活动和创作。他是中国新感觉派的主要作家之一，某些小说作品，在快速的节奏中表现半殖民地的畸形与病态的都市生活，刻意捕捉新奇的感觉印象，并将人的主观感觉印象渗透融合到客体描写之中，在小说的形式、手法上也有所革新，重视对潜意识的开掘，对我国心理分析小说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施先生的情况和沈从文比较相似，解放前侧重于文学创作，解放后则完全扎到故纸堆里，致力于学术研究。他的碑版文物研究与古典文学研究素享盛名。我曾经读过他的《唐诗百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全书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炉，资料丰富，论析确切。考虑到施先生是鉴赏方面的大手笔，便冒昧地给他写信约稿。
施蛰存的回信是这样的：
你们要转载我的一篇旧文，没有什么问题，不过，你们要编《宋词鉴赏辞典》，却用别家同类书成稿（当时我没有较强的组稿能力，也考虑到所在出版社品牌上的局限性，为了保证图书质量，不得已而为之──引者注），应当另请高明，现在却把钱用得“冤”了。
这一类“鉴赏辞典”，已出了不少，你们还想出，销路有把握吗？我奉劝你们精明一些，不要急于出书，重编一套，半年够了，望考虑。
在病中，不能多写。
现在出版社突然多起来，大家走一条路，重复的书出了不少，你们不会创出自己的方向吗？唐诗、宋词，出够了！
书感！
施蛰存的回信包含如下几层意思：一、同意给出版社著作权的使用权。二、最好不要用别家同类书的成稿。三、对已经出滥了的图书，担心销路不好。四、强调出版的创新意识，反对重复出书。
施蛰存在病中关心的问题，给予出版工作者很大的启发。就拿“鉴赏辞典”来说，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鉴赏热”，到了90年代中期，确实已呈消歇状态。施先生“唐诗、宋词出够了”的厌倦之语，并非针对深刻、新鲜而颇富动态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事业，他的锋芒所向是“炒冷饭”“狗尾续貂”，等等。出版工作者应该加强宏观编辑意识，千万不要轻易跟风，最后“把钱用得‘冤’了”。上述《宋词鉴赏辞典》，就因为销路不好，没有出版。我之所得，只剩下施蛰存的亲笔信。
顺便说说，学者们给《宋词鉴赏辞典》编委会的回函，我不慎遗失了三通。一通为苏州大学的钱仲联教授所写，一通为南京师范大学的钱振振教授所写，一通为海南大学文学院的唐玲玲教授所写。记得，唐玲玲先生用小楷毛笔竖排复信，字迹端正娟秀、一丝不苟。我开始假想其人为在读或毕业不久的女研究生，很是钦佩。后来，董乃斌先生说：“她比我的岁数大得多，是一位老先生。”再检，唐玲玲曾与人合编《东坡乐府编年箋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在学术界影响较大。给暨南大学艾治平教授的去函，我写错了地址──济南大学。山东的邮政局退回此信，曰“查无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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