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从此世间无红柯。我的老师，竟这样不在了，仿佛天就这样黑了。
从1996年以《奔马》和《美丽奴羊》成名，到2017年《太阳深处的火焰》出版，二十年间，红柯师写出了十几部长篇，一百多部中短篇，几百篇散文。他写得太苦太累了，他为文学献出了生命！
我从小就热爱文学，但是真正摸到文学的大门，毫无疑问是得益于红柯师的指引。还记得，红柯师走进课堂讲的第一句话，便是让我们不要看《写作》教材，因为编者自己不懂写作，讲出来的东西是错误的。还记得，红柯师的第一堂课是讲“中文的特点”，第二讲是“非技巧因素”，第三讲才进入“技巧因素”，第四讲则是“作者论”……有时，他忘记了有的主题上一次课其实已经讲过，重复讲的时候，使用的却是完全不同的话，列举的是完全不同的例子。
红柯师上课，从来都是他一个人在激情演讲，他骑在马上，挥舞大刀，冲锋在前，带领我们在广阔的原野上纵情奔驰。每一次课上，他还介绍了大量书籍，除文学作品外，哲学、历史、音乐、美术、政治也都无所不包，例如《中国艺术精神》《艺术中的精神》《探索心灵奥秘的现代人》《画论》《太平杂说》《昆虫记》《作为意识和表象的世界》《焚书》《蒙塔尤》《惩罚与训诫》《权力与荣耀》《单向度的人》……这些，成为我早年的阅读书目。
红柯师的知识结构，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大约是无与伦比的。你读他的作品，就能感觉到，要成为一个杰出作家需要怎样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容量。我曾数次劝红柯师将他的讲课笔记整理出版，在“创意写作”大盛的今天，必有市场。跟复旦出版社的编辑李又顺老师，我也提及此事，他亦十分感兴趣。但红柯师说还有很多小说要去写，等到七十岁的时候再来做这个工作。
然而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为绝响，成了红柯学生记忆中永恒而不可复制的风景。
红柯师逝世后的第一夜，母校中文系一位年近八旬的老教师做了一个梦，梦见红柯写下一行字：“我本是上天派来的飞马，今当西归。”写完便撒手西去了。当我把这个梦向师娘转述后，师娘稍感安慰，叹息道：“真像他这个人啊！”
红柯师原本就是一匹天马啊。天马是上天放下来的，带着使命到人间走一趟，也会突然收回去，这是他的命运。
红柯师原本就是一匹天马啊。天马行空是他的根本思维特征。我们只有循着天马，才能真正进入他的作品。
西域的大漠、群山和草原，放纵了红柯师心中的天马，滋养了他的阳刚之气和血性，也培养了他对待生命和文化的态度。大漠归来，从《西去的骑手》到《太阳深处的火焰》，红柯师的哲学观是一以贯之的，他认为《诗经》《史记》的精神传统，在中国文化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从《楚辞》往下，尤其是到了南宋之后，到了《金瓶梅》《红楼梦》这里，一种崇尚阴柔的美学思想日益占据主导。
天马是有着大想象的。天马越过天空，留下的不是脚印，而是脚印与脚印间的轨迹。在红柯师的创作思维里，想象并不仅仅是停留于重新创造一个新的形象，更重要的是体现于：为两个看起来完全不相关的事物，发现或者建立一种联系。创造新形象，是每个小说家都具备的本事，而为不相关的事物创造联系，是绝大部分小说家偶尔才具备的能力。然而这却是红柯师的基本武功，可惜没有论者能够将这一点辨认出来。
红柯师逝世后，贾平凹先生这样评价他的文学成就：“他是中国文坛少有的将西部民族意识、现代手法和浪漫气质融为一体，创造出了从长安到西域这条丝路古道上的一个个现代神话，为中国西部文学的开拓和构建树立了里程碑。”李敬泽先生说：“作为一名作家，红柯对中国西部的热爱，对西部的文学表现成就，在国内是罕有匹敌的。他是一位眼光超前、视野极其博大壮阔的一流作家，他的意义远远未被充分发掘。”
红柯师生前的一大愿望就是看到他的长篇小说走向世界。他曾不无遗憾地对我讲，他的中短篇有不少翻译成了外文，但是长篇小说还没有一部翻译出去。我在加州大学进行为时一年的学习时，原本想借此机会向美国精通中文的文学教授和翻译家推荐红柯师的小说，红柯师也特地给我发来了《西去的骑手》《好人难做》《生命树》《少女萨吾尔登》《百鸟朝凤》等五部长篇小说的电子版。然而，较为深入地了解美国后，我却失望了，感觉无法做这件事：美国人对待中国当代文学的态度是冷漠的，美国高校里的青年最熟悉的中国当代作家是余华和莫言，余华的名气似乎还要大一些；甚至，他们对毛泽东时代的文学的兴趣，也要远大于1980年代之后的中国文学——因为那个时代的文学，在他们的世界里是没有的。就此，我很委屈地向我的美国朋友Jen询问，Jen告诉我：“美国人是非常自信的，他们从来都认为自己的东西才是最好的，他们不光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漠不关心，对其他国家的文学也同样如此。”而且，文化研究在美国如火如荼，高校人文学院的课程几乎全是文化研究类的课程，愿意去关心红柯师这般“纯文学”的，又会有几人呢？
直到今天，我依然没能力为红柯师长篇小说的译介做任何一点穿针引线的工作。在他生前，我甚至没有勇气向他解释整件事情，我装作是忘记了，保持沉默。——后来，我也似乎，的确像是忘记了。但是老师的突然去世，这件事又横亘在我心头。它突然变得十分地巨大，令我愧疚难当。
告别老师家的时候，韩春萍博士问我是否有意写《红柯评传》。我吓了一跳。红柯师活着的时候，我从没有这样想过。红柯师去世了，就更不会这样想了——红柯师于我就是一座精神之塔，任何碰触，都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无力，甚至是一种破坏；更何况，任何文字于他，又有什么意义呢？
“做这件事情的意义，不是要给红柯老师看的，而是要给不了解红柯老师的人看的。”韩博士这样说。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我更不知道以后还能为大才未尽、壮志未酬的恩师做些什么。
我最后一次给老师上了香，跪下叩头，便转身离去了。
离开西安的那天夜里，我对前来送行的朋友说：“红柯师不在了，西部于我，不再是向往，而只是怀念。”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