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两代同商务印书馆的百年交往

    我家两代，同商务印书馆交往，已有百年的历史了。

    我的堂舅舅胡愈之，早在1914年，考取商务印书馆的练习生。以后升任《东方杂志》的编辑、主编。1933年，因“新年的梦想”一组稿件，同商务当时的负责人王云五发生争执，从此离开了商务。从1915到1933年的18年间，胡愈之以众多笔名，为《东方杂志》写了各种体裁、多个学科的数百篇文章。使那个时期的《东方杂志》带有深刻的胡愈之的印记。

    我父亲范寿康，早在留学日本期间，于1920、1921年，就在商务出版的《学艺》和《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1922年学成归国，由郑贞文、周昌寿介绍，到商务工作，任哲学教育部编辑，主编《教育大辞书》，同时主编《学艺》杂志。

    近年有朋友发现，范寿康曾在1922年兼任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平民女校高级班教师。当时在高级班任教的有：陈独秀（社会学）、高语罕、邵力子（语文）、陈望道（作文）、张守白（国语文法）、沈雁冰、沈泽民、美籍安立斯女士（英文）、李达（数学）、周昌寿（物理、化学）、李希贤（经济学）、范寿康（教育学）。著名的学生有王剑虹（瞿秋白夫人）、王一知（张太雷夫人）、钱希均（毛泽民夫人）、丁玲等。该年7月在平民女校校址召开了中共二大。在12名教师中，商务的编辑就有3名，可见当时的商务，同中共的关系还是相当密切的。关于平民女校事，父亲生前，从未同我们讲过。

    范寿康主编的《学艺》杂志，在1923年参加了“科学与人生观”大论战，在1924年出版了纪念康德诞辰200周年的专号。1926年底，他离开了商务，去了广州。

    从1923年起，范寿康在商务出版的著作有：《教育哲学大纲》、《学校管理法》（1923）《哲学初步》（1924）《训练法》（1925）《美学概论》（1927）《认识论浅说》（1927）《康德》（1929）《个性教育》《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认识论》《教育大辞书》（1930）《教育史》（1932）《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各科教学法》《艺术之本质》（1933）《卢梭》（1934）《魏晋之清谈》（1936）《日本公民教育》(1937)。

    1981年，范寿康从台湾到美国女儿家。1982年回到大陆。商务印书馆领导曾经宴请他，也曾到木樨地24楼看望他。商务印书馆还赠送他数十册汉译世界学术名著。

    范寿康在1945年底就随陈仪去接管台湾，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的教育处处长。1947年秋改任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直到1970年退休。我的7个弟妹都随他去台湾。我二姐在从贵州大学毕业后，也到台北建国中学教书。只有我大姐、大哥和我留在大陆。

    我于1948年在浙江大学物理系毕业，然后在物理系做研究生兼半助教。10月在浙大参加地下党。1949年5月杭州解放时被调到军管会青委工作，1950年调中共杭州市委组织部工作。1952年调中国科学院《科学通报》编辑室工作。1957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1962年摘帽。1963年调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任《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编辑，开始同商务印书馆有了联系。1965年，我在商务翻译出版了薛定谔的《关于波动力学的四次讲演》，因为是摘帽右派，用了笔名“代山”。同陈步等人翻译出版了《控制论哲学问题译文集》，选译了著名控制论、信息论专家维纳、图灵、阿希贝、申农等人的文章。改革开放以后，我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著有：《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与许良英等合译）（1977年），劳埃的《物理学史》（同戴念祖合译）（1978年），海森伯的《物理学和哲学——现代科学中的革命》（1981年），《爱因斯坦文集》（第二卷）（同许良英等合译）（1983年），默顿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与吴忠等合译）（2000年），V.布什的《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与解道华等合译）（2007年）。我同梁存秀还一起编辑了洪谦的《论逻辑经验主义》（1999年）。我校译的书在商务出版的有：吴忠译的海森伯的《物理学家的自然观》（1990年），欧阳绛等译的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1992年），林夏水等译的拉卡托斯的《数学、科学和认识论》（1993年），李醒民译的彭加勒的《最后的沉思》（1995年），董光璧译的科恩等编的《马赫——物理学家和哲学家》（2015年）。

    我哥哥范岳年1950年于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参加海军，先在海军卫生部工作，后在南京海军医科大学任教授。他于1985年同魏有仁合译了坎农的《躯体的智慧》，于1985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1987年，商务诞辰90周年，我为商务写了《范寿康和商务印书馆》一文。2009年，商务诞辰110周年，我为商务写了《胡愈之和〈东方杂志〉》一文。2016年，商务授予我特别贡献奖。

    以上就是我们家两代人百年来同商务印书馆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