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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4年9月22日至26日，我参加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外研社和英国文学翻译中心联合在黄山学院举办的“中英文学翻译与创意写作培训班”。我作为当地的“老作家”和另两位年轻且比较活跃的作家——李娟、阿乙担任“中译英”学习小组的中方指导者，以老师的身份参与了这次培训活动。此外，培训班还请了国内几位名家作为嘉宾与会，但除了非文坛内著名人士赵一凡先生，原来说是要来的贾平凹和麦加都因故未能至。外方的葛浩文先生则据说是腿摔坏了不能成行，不过参会并担任中译英指导老师的杜博妮女士在国外汉学界特别是翻译界的影响力并不低于葛浩文、顾彬诸公，只是葛、顾等人在中国大陆俨然已是社会知名人物，杜教授则还限于圈内人知晓。她的老伴韩博士作为一名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可能也是如此吧。
这件颇有意思的事情于我大约始于7月20日左右接到休宁老乡、徽州走出去的青年才俊吴浩的一个电话。吴浩在电话里大概说了下要做的事情，主要还是互相熟悉介绍。因为差不多隔了一代的人，我们并未谋面过。7月22日在杭州六和塔下御碑亭等人时，我接到了吴浩同事的电话，比较详细具体地说了此事。根据他们的安排，我在杭州孟庄和杜博妮教授通了第一次邮件，外研社的人告诉我杜博妮的中文极好，可以用中文交流。但数天后，收到杜女士的回邮还是英文的。和杜教授通邮首先是介绍自己，找出自己存在电脑里的比较乱的作品和其他材料寄给她，以便她对我有所了解。更重要的是选一篇合适的作品提供给她，请她看看是否适合做翻译练习的材料。这个我没有犹豫，正好八月号的《安徽文学》登了我的短篇《红坟》，同外研社发来的关于翻译作品的种种限制条件一对比，似乎正好是为这件事情作准备的。杜教授曾在邮件中说，这篇作品创作时间较早，是否可选一篇时间点比较近的作品，不过我想了想，还真是这篇作品最合适了，于是同其邮件往返了数次讨论。另外，因为对“创意写作”这个突然之间流行起来的“文坛新概念”不知道要准备点什么，于是我看了些相关文章——王安忆怎么说，阎连科怎么看，等等。我感觉这个词虽然新，其实也只是“创作”的一种时髦说法而已。
最后，杜教授回了邮件，认可将《红坟》当作翻译教材。这下我心定了。外研社寄来的材料对杜女士的介绍比较简单，似乎她只是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翻译者，说她翻译过何其芳的诗，鲁迅和许广平的《两地书》等，我也就以为她是个学究气比较重的专家教授。可是百度一下，我却大大吃惊，她竟然是国际汉学界，特别是中译英界数得上的大家之一，她的翻译理论已经有很多人在研究了。而且她很早就来到中国学习、工作，后又回到澳洲，还曾去往欧洲从事教职。不过也幸亏我事先没有去百度，不然在和她通邮时，措辞上不会那么随意并坚持自己的选择了。于是静静地等待着这件对我来说新鲜的事儿。
二
外研社搞会务的先行人员已提前到屯溪，当时说定了如果贾平凹驾到，将以市文联的名义为其接风，一切都已准备好。但是这时得知贾先生不来了——他太忙。
21日晚上，在徽煌府第为已经到达的远客们接风，见到了杜博妮女士和她的先生韩博士。还有基本都能操双语的中外客人若干，自然也有同我一样只擅一种语言的，那是用英语创作的作家。
22日上午在黄山学院举行开学典礼，有司长、院长、学者、作家、主办单位负责人。先是各种致词，然后合影，合影过后，六位参加培训班的作家上台，各念大约五分钟的自己的作品。
下午是创意写作课，企鹅出版公司在中国的一位负责人王珍女士对我说，没有你的事了，你可以回家休息。
不过我没有回家。“老韩”要上街走走，我陪了他去。
本来我建议先打个的到老街口，因为老街本身近千米，走个来回的话路程就不少了。但是老先生说他喜欢随便走走，坚决不打的。于是我陪着老韩顺道从率水桥下步入滨江南路，一边讲率水和新安江之间的关系。抬头就看见不远处显眼的文峰桥了，我告诉他从那里穿过去，很快就能到老街。
走在桥上，老韩对此桥本身很是好奇，尤为好奇的则是桥中间的文峰塔，已经穿过去了，他复回头端详，指着第二层说那是干啥的。我仔细看一眼，说大概是餐厅，但并不能肯定，因为走来走去并没有特别注意。看来老韩对在此风景可人的地方吃一顿很有想法，他要彻底搞明白，于是我们往回走，问一个环卫女工，她说就是餐厅。
因为只顾着同老韩说话，不抬头看路，居然在这小小的地方走错了一小截，绕了一个小圈。从水街径直走上了老大桥，对于河北岸的一排钓鱼人老韩也感到了好奇，问我这钓起来的鱼能否食用。我说可以，因为这条河里的水在中国的河流中算是干净的，并说河里也常能看见摇着小舟的打渔人，说着说着果然看到了一条小船在漂摇。
走过老大桥，看到老街口，老韩可能有点累了。问清楚也看到了他们所住的新安山庄离那儿只有一小段路，他说打算回宾馆了。我想他一开始的目的地就是老街，在黎阳转的时间多了点，但我还希望陪他走一小截，他见这里人来人往地有点热闹，也就欣然举步了。就街口到三马路头那一小段，老先生走入了不少店观望。走至三马路口，右转弯就到了河边，没几步路回到老大桥北端，小心走过桥头后，老先生坚决不要我再陪往，说自己很清楚那宾馆的位置，不需要送他过去。
三
晚上六点时，我赶到黄山学院一餐厅和众人一块晚餐，去时，杯中已经被倒了酒，稍微喝了一点。遇黄立华等，黄说白天我在前面他在后面，未能招呼。现在他已是黄院外语学院的院长。主办方安排的是这晚听“赵一凡讲钱锺书的小说叙事学”，赵一凡这个名字在80年代《读书》杂志的铁杆读者中应当是很知名的，当时他的“哈佛读书札记”相当吸引人，至少是很吸引我的。其时国人渴，西风烈，老中青三代都渴望着新鲜空气。
讲座原定七点开始，但赵一凡老师能喝酒，又遇上一个更能喝酒的西北大学外语学院的胡宗锋先生，喝的时间稍长，酒也喝得有点高，因此时间延迟了约半小时。但这时原定的报告厅已被闻风而至的学生——也许还有教师占满了，于是院长黄立华接到指令，临时换一报告厅，可容多一些人。大的报告厅人也坐得满满的。大家都好奇地等待着，自然也包括了我。
赵一凡先生显然有充分准备，但毕竟又多喝了点酒，一上讲台，出口就是英语，我以为过会儿他自己要停下来给自己翻译，谁知他滔滔尽是English，把多数听众弄懵了。如果全是英文，那大概只有极少数人可以听明白吧。有不耐烦的人开始退去。幸而赵先生English吐快活后，恢复了说中国话的本能，大大的显示屏上也出现了他要讲的钱锺书叙事学的讲义，原来他是钱先生的弟子，应当算是私淑弟子吧。——这个我已经不太奇怪，碰巧不多天前，因为坐公交没有零钱，我顺便买了份九月号的《读书》，居然又看到了赵一凡的大文，但居然写的是同“国学”相关的人与事，如吴宓什么的。心里想这个写“哈佛读书札记”的人怎么也转向转岗了呢。
不过，听他说钱锺书，究竟还是有趣的。钱锺书肯定不是两脚书橱，赵老师口吐莲花加唾沫，分析《围城》中人物，说一些轶闻趣事，至于那主题“叙事学”，在我看来简直就无所谓了。讲得兴起时，他同时用中文和英文来了几个脏词，也很好玩。
再不过，当晚听众中如果有普通的学生，虽然赵老师后来讲的是中文，还有字幕，但他们还是基本听不懂的，即使是青年教师，如果不是很喜欢这一类知识，能懂的也不会多。
讲了约一个小时，字幕上是“未完待续”四个字，赵先生出离了教室，等了会儿，以为他就此打住。我也就起身了，起身后又听说还有个互动环节，就是人问他答，我顿了顿，还是走了。
走在路上我想，三十年前一个启蒙者的形象转成了钱学研究者之一，也可算是中国学术界发生大变异的生动实例之一了。
过了三天，在一个小范围内，听到了赵先生更多的话。算一下，凡在一块约四小时，他讲了不少于三小时，滔滔者，赵一凡先生也，这三小时内讲的话引起我共鸣的很有几分。既然是小范围内，这里也就不提算了。
四
创意写作之事他们无需我参与，是怎么进行的，我自然不很明白，虽然在邮件里我将自己的想法写得比较具体。问了下，似乎比较简单，因为那是附带的，培训班主要的重心在文学翻译的培训练习。
我们这个小组的指导老师是杜博妮和我，应该简称为杜博妮小组。学员只有四个：中国湖南常德某大学的梁余晶老师，英国人凯文（KevinMcGeary），美国人戴维（DavidHarris）和安娜（AnnaGus⁃tafson）。四个人的背景很不一样：梁老师当然是英语老师，大约是副教授，10月将率妻携子往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读博。安娜才22岁，在北大进修，外形很像电视上常见的俄罗斯、乌克兰一类国家的网球运动员，名字也像。她年少时曾随经商的父母在中国的青岛和大连生活过，那时开始学中文，回国后选择了中文专业，在北大进修一年后将继续回国读研究生，也可以算是专业人员。凯文和戴维则是漂在中国的老外了。戴维说自己在中国干过不少事，当过老板，也当过生化医药公司的高管，现在则在筹划一个“心理健康会所”类的机构，说是已经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凯文在中国南方生活，主要在广州，他说自己创作中文歌曲，词曲都是自己亲力亲为，也能弹唱，还在某家报纸开有一个专栏。这后两位严格说来应当是文学翻译的票友或者业余爱好者吧。这些情形，有的是23号课程开始各自简介时说的，有的则是课间休息闲谈时说起的。
我拿了那本译有《巨砚》的《中国文学》介绍自己时只是强调：虽然很多年过去了，但是究竟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此译作的水平如何，一直无从得知，而且就连译者的名字也不知道。这回自己的作品能作为翻译材料，并且有造诣很高的杜教授指导一篇或一段译文的形成，十分高兴。同时，我也知道这篇作品在翻译上有一定难度——这是外研社和我联系时要求的，祝愿他们在杜教授的指导下顺利完成这次培训学习。
杜博妮教授作为权威人士，四个学员自然对她极为尊重（第二天又从别的组里来了位浙江大学的俞建青老师“旁听”）。在他们到达屯溪前，主办方就已经把相关材料邮寄给了他们，要翻译的文字材料自然是已经看过的了。于是大家逐字逐句地开始切磋讨论，总会有一个人上讲台上板书。他们之间交流的英语对话我压根儿一句甚至一个词儿都听不懂，但写在黑板上的词儿，特别是实词，有原文比照，大致倒也认得，毕竟乱学过很长时间，一些虚词在句子中的作用还真是似懂非懂。于是我欣赏着他们平等的对话和讨论，杜教授虽然年高德劭，但一点没有摆架子，总是在不断地启发学员的思路。这个过程在近三天时间里大致是一样的。
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的讨论，可以看出他们在翻译时的认真态度。对小说篇名《红坟》如何翻译才能较准确地表达原文的含义，他们讨论良久，教授提出了三种译法，让学员们反复讨论：第一种是直译为Redgrave，第二种则是选取其中一部分意思，译为TheQingmingfes⁃tival（清明节），第三种则是根据整个小说所表现的意旨译为Tombscoveredwithflowers（鲜花覆盖的坟墓）。最后大家一致同意第三种译法比较妥当。我也觉得比较妥当，《红坟》之“红”本来包含着多层用意，虽然很难一一清晰地表明，但其多义或曰“多维”的隐喻、象征则是我取题目时脑中清楚想到的。整个作品也是先有了那个细节和题目才有整篇文字的。和来旁听的俞老师交谈得知，他们讨论较多的是，如果直译，“红”又和“坟”连在一块，对于西方读者来说，极容易想到血腥、残暴的画面，同全文的题旨不符——显然，学员们都已经读过全文了。
讨论很认真，但也很温和，并不激烈，不像有的小组争执得相当热闹，这是源于杜老太太的权威形成的气氛，不像有的小组，老师和学员之间学术地位和资历大致相当，都是院长、副院长、教授、副教授什么的。大家各执一词、各有看法的情况相当正常。
第三天，小组的翻译练习接近尾声，戴维背来背去的一把小提琴，让凯文秀了一把自己的技艺，他自弹自唱了一首自己作词谱曲的爱情歌曲，还真像那么回事。大家都显得轻松了，于是六个人手掌叠手掌，兴高采烈地狠狠“hei”了数声，可惜当时没有人为我们将这小小的热闹场景拍下来。
四点半左右，全体老师和学员去二楼一大教室集中，每个小组的学员上去介绍本小组的体会心得，右边配以大屏幕滚动播出此次活动的一些节点和形成定稿的翻译文字。杜博妮小组排在第一位，四个学员集体上台亮相，谈各自的心得。其中戴维讲的一句话很中听，他说他们在翻译时想到，假如这篇作品登在《纽约客》上会得到怎么样的评价，他们是按照这个要求对待自己的翻译训练的。
学员说完后，主持这次集中交流的外研社副总编章思英女士要我也上去说点感想。其实我没什么说的，但这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不说也不得体。于是我讲了自己所读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翻译的大大多于本国作家所写的，有感觉译得极好的，有时也读到不顺畅的。观察了他们几天的翻译训练，我衷心感谢翻译家们，也感谢“四加一”位学员在杜教授的指导下为我这篇比较难翻译的作品作出的努力。话已经说得啰嗦，但是最后停了下，我还是说了句：几天的观察让我体会到，一个母语不是中文的翻译家要把中文的文学作品翻译出去，确实是高难度的工作。
五
26日，全体参与人员往呈坎采风，上午天气晴好，稍热，感觉呈坎特别干净，似乎为了这些多能说外国话的中国人和说中国话的外国人的到来特别打扫过似的。大家的心情都很愉快，一些比较年轻的“外宾”还显得特别新奇，因为他们是第一次了解呈坎这样的中国乡村。
下午，有一个我原先并不知道的“乡愁”主题活动，本地电视台来录制。头天晚上吴浩同我说及，我说让我在这里说乡愁显得太奢侈了，我是真不想参与。吴浩说反正就是随便说说，想说啥说啥，我作好了调侃几句的准备。因为我以前在文章里调侃过余光中这位“乡愁贩子”，有句曰“锦绣文章俱忘却，只好想起余光中”，不是说余光中老人家诗文写得不好，而是感觉他的乡愁写得太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主持的赵一凡先生说起20世纪是一个充满着重大社会动荡的革命世纪，以及他自己同其的关系，还有李娟说她感觉自己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这些触动了我大脑里那根最为脆弱的神经，调侃未成，还真正动情了。不过，我最后总算说了句英语，为这一周都和双语人在一块划了个句号。我说自己和家乡的关系可借用一首英文流行歌曲中的两句歌词来形容：Idon’tknowifyoulovemeornot/butIhavetomissyou.
这个下午突然变得相当热，太阳火辣辣的，每个人还发了顶草帽。
结束后，大家往宝伦阁，各个小组派人朗读各自作业的最后定稿。我们这个小组上去的是安娜和凯文，可谓帅哥美女，读完后，他们获得的掌声相对要热烈一些。六个小组的作业分别念完，最后则是发给学员们结业证书。无论资历深浅，领了证书的人都喜盈盈的。
回到屯溪阳光酒店，有人因事多提前离开，多数人将往黟县碧山，他们都想去碧山书局一观。我有事不随他们同行，于是同杜教授、韩博士等人一一握手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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