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髦：一个皇帝的高贵选择

    鲁迅先生说：“一部历史都是成功者的历史。”那些代表高尚、正义、气节、风骨的失败者们，便从历史中隐没了，随之衰没的还有其可贵的精神和足以垂范后世的节操。

 

    公元260年6月2日晨，己丑，史书记载，“暴雨雷霆，晦冥”，天暗得像黑夜（《三国志》引《魏氏春秋》）。

 

    洛阳皇城的云龙门外，密密匝匝横陈着近三百具被斩杀得血肉模糊、残缺不全的尸体。皇城南阙的御道和广场，都被和着雨水的暗红血水浸染。

 

    在一大片尸体前面，一辆破碎的辇车前面，是一具身着皇帝袍服的尸体，一张未脱稚气的面孔，一枝铁矛自胸透背刺穿了少年天子的身体。

 

    所有史籍都没记载，曹髦被弑杀后眼睛是睁是闭。但我想他应该是瞑目，因为他已经用少帝的生命，还有那枝刺穿他身体的铁矛，将司马氏钉在了弑君篡位的耻辱柱上。

 

    一、公元260年6月1日

 

    公元260年6月1日夜，戊子，史书记载：风雨将至。

 

    魏国第四任皇帝曹髦召见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辱废，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晋）习凿齿《汉晋春秋》]

 

    三人大惊失色。王经劝告说：司马家掌握大权已经很久了，陛下无兵无甲，宫中连宿卫都空缺，何以讨之？如果去讨伐将遭致大祸。

 

    王经力劝曹髦不要前去送死。曹髦从怀里取出写好的讨伐司马氏诏书，说：我决心已定，纵使死，又有什么可畏惧的。

 

    曹髦随即去禀告太后。

 

    王沈和王业跑去向司马昭告密。

 

    王沈（公元？－266年），太原晋阳人，父亲王机是曹魏开国时的东郡太守。王沈是少帝曹芳时辅政大将军曹爽提拔，做了中书侍郎。司马懿高平陵政变，诛杀曹爽及其亲信，王沈短暂去职又官拜秘书监。

 

    曹髦即位，因王沈有些文才，经常和他谈论诗文，称他为“文籍先生”，提升为侍中。曹魏世代于王沈家的知遇之恩不为不重。

 

    王业，生平不详，据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是荆州武陵人，告密后被提拔为晋的中护军，即禁军司令。

 

    王经（公元？－260年），冀州清河郡贫寒农户出身，曹魏政权提拔到江夏太守、雍州刺史的高位，公元255年洮西之战被蜀汉姜维击败，回朝任尚书。

 

    王经拒绝和王沈、王业一同去告密，决定和曹髦一同赴死。

 

    曹髦禀告太后回来，带着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侍从焦伯等到陵云台，取出那里封存的铠甲兵器，发给宫中的僮仆、侍从。

 

    根据近年的考古发掘并参考古文献，陵云台在魏皇城之外、洛阳城的西南。从曹髦召见大臣的太极殿到陵云台，要向南出司马门（高平陵政变，司马懿召集的死士、旧部等，就集合在司马门）、路门、应门、阊闾门、库门、皋门，再折向城西。

 

    曹髦要冒险到陵云台去取得一些铠甲兵器，来武装僮仆侍从，可证王经所说的“陛下无兵无甲，宿卫空缺”，也可见司马昭对曹髦监控防范之严。

 

    这时风雨已然大作。有官员便恳请曹髦改日再去讨伐司马氏。

 

    曹髦已经知道王沈、王业去司马昭那里告密。

 

    其实告密对事情的结局并无影响——以百多名兵甲不整的僮仆侍从，去讨伐仅在京师就握有十几万重兵、时时刻刻都戒备森严的司马氏，无论何时、知与不知，都是羊入虎口。

 

    此日不去，就再没有机会用他皇帝的生命将司马氏钉在弑君的耻辱柱上，做一个上对得起列祖列宗、下对得大魏臣民的好皇帝了。

 

    曹髦决然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日一定要去讨伐。

 

    不仅要去，还必须堂堂正正地去，大张旗鼓地去，让天下人都知道。

 

    曹髦横持天子剑，静静地坐待天明。

 

    二、公元254年10月5日曹髦即位

 

    曹髦（241年1月15日－260年6月2日），是曹操曾孙、曹丕之孙，曹魏少帝曹芳时封高贵乡公。六年前司马师废黜了少帝曹芳，让十四岁的曹髦继承帝位。

 

    公元239年，曹魏的第二位皇帝曹叡三十五岁病死，将八岁的养子曹芳托孤给曹爽和司马懿。

 

    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政变，夺取了朝政大权，诛杀曹爽和杀戮效忠曹魏的人士。司马懿死后司马师接掌大权，为立威好篡魏为帝，征发三路大军进攻东吴，不想被打得大败而逃，损失了好几万人。

 

    不甘被司马家控制的曹芳，想乘机用夏侯玄（曹氏宗亲，魏晋玄学创始人）代替司马师辅政，就找来中书令李丰、皇后之父光禄大夫张缉、黄门监苏铄等商议。

 

    结果被司马师侦知，将所有参与密议的人员，包括一代名士夏侯玄，统统杀死并夷灭三族，然后废黜了少帝曹芳。

 

    曹髦应该是在监禁地邺城，接到了让他前去洛阳的诏令。从公元251年春，曹魏的宗室王公，就都被司马懿逮捕，监押在邺城。曹髦在那里度过了四年的监禁时光，曹魏王朝已摇摇坠落的皇位和国运，却意想不到地落在这个十四岁的少年身上。

 

    公元254年10月4日，曹髦来到洛阳，谦逊有礼得不像他的年龄。群臣请他住到前殿，曹髦说那是先帝住处，坚持住到西厢。次日群臣用皇帝的仪仗来迎接，曹髦说自己仍是人臣，坚辞不用。到了殿前，群臣迎拜，曹髦坚持以臣礼答拜。

 

    见过太后，领受诏命后，曹髦即位于太极殿。他与群臣谈论，博古通今。史书记载，他“神明爽迩，德音宣朗”，在场的大臣们感到大魏有了明主，个个欢欣鼓舞（《魏氏春秋》）。

 

    司马师派心腹钟会来考察曹髦。钟会是魏相国钟繇的幼子（钟繇也是大书法家，与王羲之并称“钟王”，我们今日写的楷书，就是钟繇创始，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钟会少年就以玄学知名，是司马师的头号谋士。

 

    钟会自视甚高，他害死嵇康，原因之一就是被嵇康看轻。但他与曹髦谈论后，回报司马师说，曹髦“才同陈思，武类太祖”（《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

 

    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就文才如同陈思王曹植，武略可比魏太祖曹操，这是多么高的评价！

 

    不仅如此，曹髦还是一个琴棋书画俱精的才子，画作就有《祖二疏图》《盗跖图》《黄河流势》《新丰放鸡犬图》等传世。如果不是曹髦在二十岁时就选择了死亡，他肯定会留给我们许多诗赋书画的上乘之作。

 

    司马师听钟会报告后，对曹髦暗生惕惮，愈加严密监控。

 

    三、公元260年6月2日

 

    公元260年6月2日辰时，暴雨雷霆，天暗得像要沉下来。

 

    曹髦拔剑在手，登上天子的辇车，命令侍从敲响战鼓，带领不到三百名僮仆侍从，迈上了讨伐——更确切说是声讨司马氏的死亡征程。

 

    在皇城的东止车门，曹髦一行碰上了司马昭的弟弟、屯骑校尉司马伷率领的军队。曹髦仗剑高声喝斥，司马伷和部下不敢与皇帝交战，吓得都跑掉了。

 

    曹髦一行继续前进，出了皇城东面的云龙门（据考，司马家掌控政权的大将军府，座落在洛阳城东，云龙门和洛阳城的耗门之间），又碰到司马昭派中护军（禁军司令）贾充率领、赶来截杀的数千精锐禁军。

 

    曹髦当先大声喝斥，命令禁军放下武器。司马氏掌管的禁军纷纷放下武器，或者转身逃走。

 

    贾充命令跟随他的骑督成倅、太子舍人成济兄弟二人说：“司马家事若败，你们也不会有活路，还不赶快出击！”

 

    成倅、成济问：“应该杀？还是应该抓？”

 

    贾充命令说，“杀之。”（这段贾充与成氏兄弟的对话，出自《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末传》，比另外几份史料要详细）

 

    贾充又催促道，“司马公养你们，就是为了今日，还犹豫什么！”

 

    成济持矛上前刺杀了曹髦，矛刃自前胸透过后背。

 

    有评论认为曹髦不够韬晦待机。如《资治通鉴》卷七十七胡三省注：“帝有诛昭之志，不务养晦，而愤郁之气见于辞而不能自掩，盖亦浅矣。”

 

    如有人提出曹髦要诛杀司马昭，

 

    何不埋伏勇士，等司马昭进宫时予以剪除，却偏要大张旗鼓去送死？

 

    其实这是不察当时形势。

 

    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再聪明，再韬晦，也不是阴谋传家、掌握朝廷大权多年的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的对手。况且，他不过是司马家拣来“摆拍”一场禅代剧的道具，韬晦也好，不韬晦也罢，又有什么作用？

 

    曹髦即位之初，以复兴夏朝的少康（大禹的玄孙）为榜样，想竭力挽救曹魏政权。他即位的第三天，便选派一批官员到全国巡视，访查民情和吏治，平反冤狱；又接连下诏，抚恤战争死伤，奖励仁德孝敬的人，力行勤俭，减税赈灾……来收拢人心。

 

    司马氏则步步勒紧绞索——让曹髦没有任何实权，只能是听从司马家摆布、等候禅代的傀儡。只是曹髦继位不久，公元255年，扬州刺史文钦和镇东将军母丘俭就起兵讨伐司马氏，打乱了司马师的禅代计划。

 

    司马师率大军镇压了母丘俭、文钦，但自己也暴毙于军中。留守洛阳的司马昭赶往许昌奔丧，似乎给了曹髦一个瞬息即逝的恢复政权机会——他下诏让司马昭留守许昌，让军队先返回洛阳。

 

    但司马昭立即率领大军赶回了洛阳。其实就算司马昭不在，也有一大群司马（司马懿兄弟八人，有九个儿子）及其亲信率领重兵镇守洛阳，曹髦也难以措手。双方的实力相差太悬殊了！

 

    司马昭一接掌政权，就派亲信到各地游说，要士民官将支持他禅魏做皇帝，同时再不让曹髦离开他的手掌心。镇守淮南的魏征东大将军诸葛涎（诸葛亮的堂弟，与夏侯玄齐名的名士）起兵反对，再次打乱了司马家的禅代计划。

 

    司马昭率大军前去镇压，这次他将曹髦和郭太后绑架随军同行。

 

    战事持续了一年多，诸葛涎兵败被杀。司马昭班师回洛阳，将举行禅代仪式，正式夺取曹魏江山。

 

    难道曹髦没有剪除司马氏的办法吗？答案是：没有。

 

    司马师、司马昭比乃父司马懿的“鹰视狼顾”，有过之而无不及，委实比鹰还机警，比狼还凶残。他们吸取董卓进宫、被王允和吕布杀死的教训，决不轻易进宫！

 

    而且到司马师时，大将军府已成为实际上的朝廷，即便是废立皇帝这样的大事，也只是派人去宣布，要曹魏小朝廷服从而已。

 

    《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司马师要废少帝曹芳，派手下一个官员郭芝进宫去传达他的旨意。

 

    太后正和曹芳对坐。郭芝向曹芳宣布说，“大将军欲废陛下。”

 

    曹芳只得顺从离开。

 

    太后表示不悦。郭芝说：“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将军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备非常，但当顺旨，将复何言！”

 

    太后说：“我欲见大将军，口有所说。”

 

    郭芝说：“何可见邪？但当速取玺绶。”

 

    太后只得屈服。

 

    郭芝的生平、官职都不见记载，应该只是司马师大将军府的掾属，对皇帝和太后已是如此颐指气使，一句话就把少帝曹芳撵下了宝座，又训斥太后没管教好儿皇帝曹芳，喝令太后少废话，必须遵照司马师的旨意办，立即交出皇帝的玺绶。

 

    太后表示想见司马师分说，郭芝的回答是：是你可以见的么！

 

    司马师的话已经称旨，在表面礼仪上都已高于皇帝太后。司马师废曹芳帝位后将他贬为齐王，也只是派“使者”代表大将军授给他齐王的印绶，监押出宫。

 

    曹髦又怎么可能召跋扈更胜司马师的司马昭进宫来见！

 

    此时，对于曹髦来说，作为曹魏皇帝，迫使司马氏“弑君”，是对得起祖先和魏国臣民的一个最好的选择；是一个皇帝的、高贵的选择；也无愧他最初和最后的封号“高贵乡公”。

 

    自古至今的末代君主，未有壮烈如曹髦者。

 

    四、公元260年6月4日曹髦下葬

 

    “弑君”，毕竟非同一般，是会铭于史册、流传后世的。对标榜儒家“忠孝伦常”的司马家族，政治影响之恶劣难以估量。

 

    司马昭急忙召大臣们来商议，怎么给天下人一个交代。

 

    大臣们一到，司马昭就扑倒在地，表示对误伤曹髦的震惊和悲痛，要群臣拿个善后的办法。但谁也不敢说话。

 

    司马昭把仆射陈泰召到旁室，说“天下人会怎么看我啊？”

 

    陈泰是曹魏重臣陈群之子。陈群与司马懿是莫逆之交，陈泰和司马师、司马昭是自幼交好的“发小”。陈泰出将入相，几次击退蜀汉姜维北伐，功高望重，深为司马家倚重，所以司马昭单找他拿主意。

 

    陈泰说，“唯有腰斩贾充，稍稍谢罪于天下。”

 

    司马昭不肯杀贾充，让陈泰再想差一等的办法。

 

    陈泰说只有比这上一等的，没有比这下一等的办法（《晋书·文帝纪》）。

 

    上一等，就是司马昭了。可司马昭还是不肯杀贾充——贾充是执行他的命令，如杀了贾充，再有这种事，谁还给他卖命啊？

 

    司马昭反奖赏贾充为安阳乡侯，统管城外诸军，加散骑常侍。他决定拿成济、成倅做替罪羊，派人去将他们就地处死，并以“大逆不道”罪诛灭三族。成济、成倅兄弟不服，赤身爬到屋顶上，高声叫骂。派去的兵将怕他俩再喊出不中听的话来，就乱箭把他俩射死了。

 

    王沈告密有功，被司马昭封为安平侯，邑二千户。在司马昭篡魏后成为晋开国功臣，官封骠骑将军、录尚书事，统城外诸军事。

 

    王经，因拒绝投靠司马氏，被司马昭杀害，并且灭满门。司马昭说：“（王）经正直，不忠于我，故诛之。”（《世说新语·贤媛》）

 

    《资治通鉴》和《汉晋春秋》记载：王经被捕时向母亲跪拜谢罪，他母亲脸色不变，笑着说：“人谁能不死，只恐怕死的不得其所。为此事大家同死，还有什么遗恨！”

 

    到王经全家被杀的那天，故吏为之痛哭，悲哀之情感动了整个街市之人。

 

    云龙门外的屠杀场，没有官民敢靠近。

 

    陈泰来了。他将曹髦的尸体放在自己腿上痛哭，悲恸过度，吐血而死。

 

    司马孚来了。司马孚是司马懿的弟弟、司马昭的叔叔，司马家族之长。

 

    司马孚将曹髦的尸体放在自己腿上，号哭尽哀后，第二天以百官之长太傅的身份，和大将军司马昭一同领衔百官，上了一道奏章给太后，说：

 

    “高贵乡公（司马家已剥夺了曹髦的皇帝称号！）肆行不轨，几危社稷，自取倾覆，人神所绝，葬以民礼，诚当旧典。然……臣等之心实有不忍，以为可加恩以王礼葬之。”

 

    司马氏当政时成书的《三国志》，于曹髦之死只有十二个字，“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

 

    鲁迅先生说：“一部历史都是成功者的历史。”那些代表高尚、正义、民族气节的失败者们，便从历史中隐没了，随之衰没的，还有可贵的民族精神和足以垂范后世的风骨节操。

 

    与强权、暴政和残酷命运奋起抗争、壮烈赴死的皇帝曹髦，被写作“轻躁忿肆，自蹈大祸”（《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而且是“肆行不轨，几危社稷，自取倾覆，人神所绝”。

 

    那三百名随曹髦赴死的僮仆侍从，则姓名不知、尸骨无存。

 

    公元260年6月4日，辛卯（《汉晋春秋》误作丁卯），一列稀稀落落的送葬队伍，不设旌旐（导引灵柩的魂幡），将曹髦下葬于洛阳西北三十里的瀍涧旁，随葬了几辆陋车充做王礼。

 

    百姓聚集送葬，“掩面而泣，悲不自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