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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面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这一代学者的使命。
■任何一个有成就的哲学体系都或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地解决了“时代的迫切问题”。
■“哲学家们”以超历史的方法追问世界的“终极存在”，马克思则以一种历史的方法求索世界何以成为这样的存在；“哲学家们”重在“认识世界何以可能”，马克思重在“改变世界何以可能”。
■马克思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一代学者的使命
中华读书报：杨教授，您是著名哲学家、理论家，从1978年2月到2018年2月，整整40年，您一直在哲学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成果“金黄翠绿”，令人敬佩。2017年，您又出版了《为马克思辩护》第四版，《重建中的反思：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以一种新的理论态势再次引起哲学界，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关注。是什么力量支撑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如此广泛、深入而持续的研究？
杨耕：责任与使命！我是一名高校教师，本质上是“书生”，我的职业和专业就是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从事哲学这种职业，既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专业，那么，你就要有“职业道德”，就有一种责任。在我看来，这种“职业道德”、这种责任就是阐释、传授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以科研成果支撑教学活动。如果说当初是我选择了哲学，那么，后来就是哲学选择了我；我适合哲学，哲学也适合我，哲学已经融入我的生命活动之中，已经成为我书写生命的方式。我的事业和信仰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看来，建构面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这一代学者的使命。这使我想起了诗人汪国真的诗句：“我们出征，让生命和使命同行”。
中华读书报：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维多利亚时代”，距今已170年，因而已经“过时”。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杨耕：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这是“傲慢与偏见”。我们不能依据某种学说创立的时间来判断它是否“过时”，是否具有真理性。“新”的未必就是真的，“老”的未必就是假的，既有昙花一现的时髦的谬论，也有重复千年的古老的真理。阿基米德原理创立的时间尽管很久远了，但今天的造船业无论怎样发达也不能违背这个原理。如果违背这一原理，那么，造出的船无论多么“现代化”，多么“人性化”，也必沉无疑。马克思仍然“活”在当下，其基本精神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深刻批判。正是由于深刻地把握了人与世界的总体关系，深刻地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深刻地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规律，由于所解答和关注的问题深度契合着当代世界的重大问题，所以，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的哲学又超越了19世纪这个特定的时代，并具有内在的当代意义。
正因为如此，每当世界出现重大问题时，人们都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转向马克思，“询问”马克思。当我们“直觉顿悟”，真正理解这些重大问题时，就会发现，马克思已经静静地站在那里，在等候我们了。马克思是常读常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世纪性和世界性的话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在伦敦海洛特公墓中安息的马克思，比生前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埋头著述的马克思，更加吸引世界的目光。我深深地体会到，什么叫“死而不亡”，马克思“死而不亡”，马克思的哲学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和良心；我深深的理解，为什么在世纪之交、千年更替之际，马克思被人们评为“千年来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且居于榜首。
中华读书报：我注意到，2011年，您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文章，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即“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我认为，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是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特征”的理论前提。那么，您是如何定义哲学的？是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观”的？
杨耕：学者们总喜欢给哲学下定义，可哲学很难定义。在我看来，给学科下定义，难；给哲学下定义，更难！哲学是什么？哲学的位置在哪里？这是最折磨哲学家耐心的问题，以至黑格尔说了这样一段话：“哲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与别的科学比较起来，也可以说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对它的本质，对于它应完成和能够完成的任务，有许多大不相同的看法。”的确如此。对于什么是哲学，哲学家们从未形成一致的看法，不存在为所有哲学家公认的哲学定义。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派别的不同哲学家对哲学有不同的看法，不仅哲学观点不同，而且哲学理念也不同。用石里克的话来说，这是“哲学事业的特征”。
对于哲学而言，不存在什么“先验”的规定，也不可能形成超历史的、囊括了所有哲学的统一的哲学定义。从根本上说，哲学的位置是由实践活动的需要决定的；从直接性上看，哲学的位置是由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决定的。不同时代的实践需要、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决定了哲学具有不同的位置。古代的实践需要、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决定了古代哲学的“知识总汇”这一位置；近代的实践需要、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决定了近代哲学的“科学的科学”这一位置；现代的实践需要、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决定了哲学分化为科学主义哲学、人本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流派。其中，分析哲学着重对科学命题的意义分析，存在主义哲学注重对人类存在的意义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则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
哲学要关注“时代的迫切问题”
中华读书报：我理解您的意思，那就是，哲学是一个历史范畴。那么，马克思是如何理解哲学的？
杨耕：在马克思看来，“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而哲学要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要关注“时代的迫切问题”。任何一个有成就的哲学体系都或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地解决了“时代的迫切问题”。“时代的迫切问题”反映的实际上是人类在特定时代的生存困境，并与政治密切相关。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提出，哲学与政治的“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并强调哲学批判要和政治批判结合起来。
我们应当明白，哲学不等于政治，但政治需要哲学。没有哲学论证其合理性的政治，缺乏理性和逻辑说服力，缺乏理念和精神支柱，很难获得人民大众的拥护。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为什么提出，人类解放的“心脏”是无产阶级，而“头脑”是哲学。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哲学不可能脱离政治，哲学总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蕴含着政治。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哲学既离不开政治，也离不开政治的后果。实际上，哲学总是具有自己特定的政治背景，总是或多或少地蕴含着政治，总是具有这种或那种政治效应，而哲学与时代的统一性首先就是通过它的政治效应来实现的。哲学具有知识体系与意识形态双重属性。哲学家既要有自觉的哲学意识，又要有敏锐的政治眼光，才能把握时代精神。这是其一。
其二，哲学是“为历史服务”的批判理论。哲学具有历史性，同样，哲学要“为历史服务”。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这就是说，哲学必须具有批判性。
马克思极为重视哲学的批判性。早期，马克思强调哲学批判与政治批判的结合，强调“对现代国家制度的哲学批判”；中期，马克思强调哲学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的结合，强调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后期，马克思强调哲学批判与经济学批判即资本批判的结合，强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实际上，马克思所要创建的哲学本身就是一种“批判的哲学”，这种批判哲学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从而“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
其三，哲学是改变世界的理论。在马克思看来，哲学批判必须要“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即和实践批判结合起来。哲学不能仅仅“为了认识而注视外部世界”，相反，“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形式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从而“变成实践的力量”，改变世界。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的这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与他所批评的“哲学家们”的根本分歧就在于：“哲学家们”以追问“世界何以可能”为宗旨，马克思则以求索“人类解放何以可能”为宗旨；“哲学家们”以超历史的方法追问世界的“终极存在”，马克思则以一种历史的方法求索世界何以成为这样的存在；“哲学家们”重在“认识世界何以可能”，马克思重在“改变世界何以可能”。所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其四，哲学是现实的人及其发展的理论。在马克思看来，随着自然科学“给自己划定了单独的活动范围”，随着社会发展“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哲学应当也必须改变“形而上学”这种形态，应当也必须趋向人的存在，应当也必须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关注“人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并以此为基础“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认为，传统哲学是“从天国降到人间”，而新的哲学是“从人间升到天国”。
正是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以“确立有个性的个人”为目标，马克思创立了一种“新唯物主义”哲学。在这种新唯物主义哲学中，我们可以体验出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的批判精神，透视出一种对人类生存异化状态的深切的关注之情，领悟到一种旨在实现工人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强烈的使命意识。换句话说，马克思的哲学熔铸着对人类生存本体的关注，对人类发展境遇的焦虑，对人类现实命运的关切，凝结为对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深层理解和把握。我断然拒绝这样一种观点，即马克思的哲学“见物不见人”。在我看来，这同样是一种“傲慢与偏见”。
关于“新唯物主义”
中华读书报：您不仅说明了马克思的哲学观，实际上也阐述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我注意到，您刚才两次提到新唯物主义这一概念。2016年，您在《南京大学学报》第2期发表长篇论文，从概念史的视角考察和审视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内涵。那么，如何理解和把握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新唯物主义的关系？
杨耕：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从三个维度标示着新唯物主义的“新”之所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实践”内在地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或者说，内在地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这一矛盾展开的过程，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否定性的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在时间中的展开，这种矛盾展开的过程以及人们认识这一矛盾的过程，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合理形态的辩证法”。这也就是说，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的哲学中，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仅仅作为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也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仅仅具有“应用”性质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不是三个主义，而是同一个主义，也就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不同表述。
我们不能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倡导实践唯物主义而忌讳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概念，因为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本人首先提出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实践唯物主义的确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特征；我们也不必因苏联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缺陷而“废”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之“名”，因为唯物主义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是恩格斯首先提出的概念，尽管辩证唯物主义是狄慈根首先提出的，但恩格斯并没有否定这一概念，列宁则多次肯定这一概念，更重要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确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特征。
中华读书报：20世纪80年代，实践唯物主义讨论在国内兴起，其影响之广、之深前所未有。您是这场讨论的亲历者和重要参与者，并明确提出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实践唯物主义，明确提出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不能“同构”。2016年，您在《中国社会科学》第11期发表论文《重新理解唯物主义的历史形态及其革命性变革》，又明确提出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杨耕：谢谢你对我的哲学研究的关注！我发现，我的思想“行踪”都在你的掌握之中。我的确提出过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不能“同构”，但这里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是特指，是指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我现在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是一种世界观，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一种“唯物主义世界观”，一种“真正批判的世界观”。我得出这样一个新的关于马克思哲学的总体认识，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20世纪80～90年代初，我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个完整的哲学形态。1984年，我在《江淮论坛》发表《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结构和历史规律的历史观。1990年，我在《学术月刊》上发表《历史唯物主义现代形态的建构原则》，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相统一的历史哲学。但是，这里有一个不自觉的理论预设，即辩证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
二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我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1989年，我在《哲学动态》发表《实践唯物主义：唯物主义的现代形态》一文，明确提出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1990年，我在《学术界》发表《论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一文，较全面地阐述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内涵。但是，这一时期我有意回避了实践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可是，这个问题不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体化”也就不可能彻底解决。于是，我开始重新审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
三是从21世纪初开始，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性质和职能有了新的认识，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哲学形态，是一种世界观，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2001年，我在《学术研究》发表《重新审视唯物主义的历史形态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明确提出从理论主题的历史转换这一根本点上看，唯物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形成了三种历史形态，这就是，自然唯物主义、人本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2003年，我在《河北学刊》发表《历史唯物主义：一个再思考》，重申并深化了这一观点，较全面地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自足而完整、唯物而又辩证的世界观。你刚才提到的《中国社会科学》那篇文章，实际上是我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化、拓展，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总结。
中华读书报：如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完整的哲学形态，是一种世界观？
杨耕：关键问题是要正确理解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从表面上看，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仅仅是社会历史，似乎与自然无关。但是，问题在于，社会是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构成了人类社会的现实基础；同时，为了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与人之间必须互换其活动，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这就是说，人的生存活动和社会生活始终包含着并展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制约着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又制约着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力图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来改变人与人的关系，通过人对物的占有关系（私有制）的扬弃来改变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历史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内在矛盾，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得以展开的境域。
这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所关注和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以实践为出发点范畴去探讨人与世界的关系，必然使历史唯物主义展现出一个新的理论空间，一个自足而又完整、唯物而又辩证的世界图景。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一种历史观，更重要的，是一种“唯物主义世界观”，一种“真正批判的世界观”。我之所以把辩证唯物主义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批判的世界观”的不同表述，是为了凸显历史唯物主义所内含的辩证法维度；我之所以把实践唯物主义看作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批判的世界观”的不同表述，则是为了凸显历史唯物主义所内含的实践维度。
中华读书报：您刚才提到“关键问题”，那么，我再提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如何理解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物”？
杨耕：这的确是一个关键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一方面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共性；另一方面是新唯物主义的“个性”。
历史唯物主义即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之间的确存在着共性，这就是，二者都确认自然的时间先在性和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如果马克思否认了这一点，那么，马克思的哲学就不是唯物主义哲学，而是唯心主义哲学。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之间的确又有本质的区别。具体地说，旧唯物主义是脱离了现实的人及其活动，脱离了现实的社会关系去考察物质的，是仅仅“从客观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的，是从“抽象的物质”出发去把握“整个世界”的。
通常认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仅仅体现在历史观上。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在我看来，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是双重的不彻底性：一是在历史观上没有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去理解人，陷入“抽象的人”之中，以这样一种“抽象的人”为基础，必然直接踏上唯心主义道路；二是在自然观上没有从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去理解自然，陷入“抽象的自然”之中，以这样一种“抽象的自然”为基础，必然悄悄走向“唯心主义的方向”。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在内的整个旧唯物主义根本不理解“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的关系及其深刻的内涵。
与旧唯物主义不同，新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以一种超时空的方式抽象地谈论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而是从人的存在方式——实践出发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何以成为这样的存在；关注的不是“抽象的自然”“抽象的物质”“原初的物质”，而是现存世界中的自然、“历史的自然”“社会的物”，并确认“对象、现实、感性”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构成了现存世界的基础，现存世界中的自然是“历史的自然”，物是“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社会的物”。在历史唯物主义中，重要的不是自然的先在性，而是自然的历史性；不是物质的可感觉的实体性，而是物质的超感觉的社会关系的内涵。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之所在，或者说，是新唯物主义的“新”之所在。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名言了，这就是，资本不是物，而是社会关系，并赋予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卢卡奇和葛兰西的观点了。按照卢卡奇的观点，在历史唯物主义中，自然是一个历史范畴；按照葛兰西的观点，“物质本身并不是我们的主题，成为主题的是如何为了生产而把它社会地历史地组织起来”。
中华读书报：我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这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资本论》的哲学意义，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资本论》本身是一部哲学著作。2011年，您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有关资本批判的论文，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理论现象的？
杨耕：《资本论》本身是不是哲学著作，我不敢断定，但《资本论》蕴含并生成着深刻的哲学思想，这是毋庸置疑的。列宁、阿尔都塞都从哲学的视角解读过《资本论》，阿尔都塞的名著就是《读<资本论>》。从历史上看，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在哲学批判与经济学批判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明证。马克思的经济学不仅是一种关于资本的理论，而且是对资本的理论批判或批判理论，它所阐述的商品的自然存在形式与社会存在形式、劳动的具体形式与抽象形式、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自由时间与自由个性的关系等理论，它所阐述的物与物和人与人的关系等理论，都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
我们既不能从西方传统哲学、“学院哲学”的视角去理解马克思的哲学，也不能从西方传统经济学、“学院经济学”的视角去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即资本批判理论。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本质上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批判，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和重大的哲学意义。正是在资本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了现实的社会存在及其秘密，发现了人与人的关系以物与物的关系而存在的秘密，并由此“透视”出“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哲学批判内含并引导着资本批判，资本批判蕴含并生成着哲学批判。马克思哲学的意义只有在同马克思经济学即资本批判理论的关联中才能真正显示出来；马克思的经济学即资本批判理论只有在马克思哲学这一概念背景下才能得到深刻的理解；而无论是马克思的哲学，还是马克思的经济学，都只有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一更大的意识形态背景下才能得到深刻而全面的理解。
因此，研读《资本论》的哲学内涵和哲学意义，是一个极具科学价值和哲学意义的工作。这一研究是“在希望的田野”上。
重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范畴
中华读书报：下一步，您将着重研究什么？
杨耕：将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领域深度耕犁。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研究中，基础理论研究具有根本性、方向性，犹如一座宏伟大厦的基石，仿佛一艘远洋巨轮的舵手。同时，我将着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范畴进行重新研究、重新阐释。近期着重研究社会存在这一范畴。“社会存在”是马克思首先提出并使用的范畴，是马克思哲学的独特用语，是马克思哲学范畴体系中的基本范畴，其内涵的科学制定标志着存在论、本体论的革命性变革。我们要真正“走近”、“走进”马克思，就必须准确理解和把握社会存在这一范畴的内涵。
根据我接触到的有限资料，马克思最早提到社会存在这个字样，是在1843年的《论犹太人问题》。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指出：在政治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尔后，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强调人是“类存在物”的同时，又提出“个人是社会存在物”，提出了“非对象性的存在”与“对象性的存在”、“人的自然存在”与“人的存在”的关系问题。在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物质生产的视角对“人们的存在”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探讨，并明确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德意志意识形态》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存在”，马克思首次提出社会存在这一概念，是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重申了这一观点，这就是，“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使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资本论》则从商品的二重性出发，从资本批判的视角深入而全面地阐述了“社会存在”，可以说，资本批判本质上是存在论或本体论意义上的批判，《资本论》及其手稿在最终意义上都是社会存在论的。所以，卢卡奇认为，在《资本论》中，严格的、精确的、科学的经济学分析开启了对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展望，通过更广泛、更接近现实的成份，最终达到社会存在的具体的总体性。正是以此为基础，卢卡奇本人写下了鸿篇巨著《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
我之所以这么“啰嗦”，是为了说明社会存在这一范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端重要性和特殊复杂性，需要我们重新深入而全面研究。绕开了“社会存在”，重读马克思只能是无果而终，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是沙滩建楼。
中华读书报：我注意到，您较早并有区别地使用了“马克思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个概念。我的理解是，您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区分意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知这样理解是否符合您的本意？
杨耕：的确如此。马克思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马克思的哲学是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由他们的后继者所发展了的哲学思想。我之所以这样有区别地使用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个概念，是受到列宁思想的启示。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列宁提出了“马克思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个概念；在《卡尔·马克思》中，列宁提出了“马克思的学说”与“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概念。我们应当明白列宁的这句话：“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离开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是打引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离开了马克思观点和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打引号的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就是坚持马克思的哲学，坚持“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
当然，我们不能奉行“原教旨主义”。对于像社会存在论、历史规律论、认识反映论这样一些已经成为“常识”的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观点，应当结合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发展的新成果讲出新内容；有些观点本来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观点，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哲学教科书没有涉及或忽视了这些基本观点，如世界历史理论、劳动异化理论、资本批判理论，对于这样一些观点，我们应当以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的发展为基础全面阐述；有些观点马克思有所阐述，但又未充分展开、详细论证，但这些观点又高度契合着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的重大问题，如“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生产的国际关系”、认识历史的“从后思索法”，对于这样一些观点，我们应以当代实践、科学哲学本身的发展为基础，深入研究、充分展开、详细论证，使之成熟、完善，上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我以为，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也必须做的工作。
一见哲学“误”终生
中华读书报：在您的哲学研究和学术生涯中，对您影响最大的是谁？
杨耕：汪永祥、陈先达、陈志良和袁贵仁四位教授。汪永祥教授把我领进了我向往已久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汪老师的学术引导力引导着我真正走进“哲学门”；陈先达教授把我留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教，同时攻读博士学位，陈老师的思维穿透力引导着我走向哲学的深处；我的挚友陈志良教授的“宏大叙事”能力推动着我不断拓展我的思维空间；我的领导、兄长、挚友袁贵仁教授缜密的思维和无私的关爱，为我的学术人生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社会空间。我忘不了我的两位导师和两位挚友。从他们那里，我不仅看到了哲学家的文采，而且看到了哲学家的风采；不仅学到了文品，而且学到了人品。我从心灵的深处、流动的血液里，深深地感激汪永祥、陈先达、陈志良和袁贵仁四位教授，并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天真汉》中的天真汉对博学老人高尔同的礼赞：“要是没有你，我在这里就陷入一片虚无。”。
中华读书报：通过您的精彩回答，我的确体会到，哲学适合您，您也适合哲学；您选择了哲学，哲学也选择了您。
杨耕：实际上，我当初选择哲学纯属偶然。一个偶然的机会，也就是一位哲学先行者和我的一次聊天，使我改变了我的高考志向，报考了哲学专业，从而“误入”哲学这片神奇的土地。当我走进这片神奇土地的深处时，我发现，这不仅是一个关注客观规律的概念的王国，而且是一片“承载”人的活动的“多情”的土地，套用一首歌的歌词来形容我与哲学的关系，那就是，“我深深地爱着你，这片多情的土地”；当我站在这片神奇土地的深处，回望我踏过的路径和耕耘过的田野，并在记忆中“搜索”我的哲学人生时，我发现，哲学对我足够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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