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离不开科举研究,否则绝不可能完整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与文化。”相比于宋代《登科录》,明代《登科录》的“家状信息量增加了”,但削去了进士参加会试的次数,“这说明在明代进士登第更为艰难,举数多,在家状中列出,没有积极意义”。以上观点,无疑对于促进科举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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