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中,陈寅恪写了这样意味深长的断言:“近年中国古代及近代史料发现虽多,而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之整理,犹待今后之努力。”20世纪初以来,伴随着甲骨文的出土、敦煌文物的发现等,中国史学有了令人振奋的发展,为何陈寅恪仍然不够满意,而“犹待今后之努力”呢?恐怕关键就在于他对“发现”之学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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