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中的学术创新

    汪中（字容甫，1744～1794）是乾嘉学派中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但同那些终身埋头于典籍、干巴巴的学者不同，他的故事很多。两百多年过去了，若干八卦传说在他的故乡扬州一带仍未衰歇，例如他的狂傲和喜欢骂人，又如他不幸的婚姻，还有他家的门联“海内存知己，高堂有老亲”，都为人们所乐道——他父亲死得早，家里极穷，是母亲千辛万苦带大的，他对高堂极其孝顺，以至大书于门首。一般的学者当然有学问，可惜文章大抵以干巴巴的居多，汪中则诗文皆属一流水平，骈文尤为绝顶高手，在文学史上很有地位。

    汪中创作和研究的成果，数量都不算很多，而含金量极高，现已全部收入《新编汪中集》。近日重读此集，深感这位前辈乡贤最值得注意的乃是他的思想超前、学术创新。在当年许多学者醉心于一字一句地细抠儒家经典的时候，他却在好几个比较大的方面开辟了新的道路。

    一是还原儒家经典的本来意义，反对宋儒之妄加改造。

    汪中精研经学，对于名物制度、古书真伪、语言、史事等各个侧面都有开创性的研究，所著《明堂通释》、《左氏春秋释疑》《释三九》《周公居东证》等，都是一流水平的大文章。批评宋儒的典型之论如关于《大学》的定性，《大学》原来是《礼记》中的一篇，作者不明，而宋代理学家却指定为孔门高足曾子的著作，说是学习儒家理论体系纲领性引论性的大著作，朱熹且对历代相传的文本加以改编，分别其“经”（正文）、“传”（阐释），调整其顺序，还自己动手补写了一段“传”，列为《四书章句集注》之首（参见顾农《朱熹对〈大学〉的改造与发挥》，《中华读书报》2017年5月3日第10版）。这种经过整容大手术形成的文本，后来却成了新的经典，规定为国家科举考试的依据。汪中在《〈大学〉平议》一文中指出：

    《大学》，其文平正无疵，与《坊记》《表记》《缁衣》伯仲，为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于孔氏为支流余裔。师师相传，不言出于曾子，视《曾子问》《曾子立事》诸篇，非其伦也。宋时禅学盛行，士君子入之既深，遂以被诸孔子。是故求之经典，惟《大学》之“格物致知”可与傅合，而未能畅其旨也，一以为误，一以为缺，举平日之所心得者著之于书，以为本义固然，然后欲俯则俯，欲仰则仰，而莫之违矣。习非胜是，一国皆狂。（《新编汪中集》，田汉云点校，广陵书社2004年版，第281页）

    这样的议论是很大胆的，而含有对于学术史的深刻理解。汪中又进而指出说：

    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明乎教非一术，必因乎其人也。其见《论语》者，问仁，问政，所答无一同者。闻斯行诸，判然相反，此其所以为孔门也。标《大学》以为纲，而驱天下从之，此宋以后门户之争，孔氏不然也。宋儒既借《大学》以行其说，虑其孤立无辅，则牵引《中庸》以配之。（同上）

    这里根据孔子“因材施教”的一贯风格，指出《大学》中的意见必不出于孔子本人。把《大学》抬到极高的地位，再加上《中庸》，置于《论语》《孟子》之前，构成所谓“四书”，完全是宋儒“变易孔氏之义”之所为，这种做法是不合适的。汪中这样的观察有理有据，击中了理学的要害。朱熹在康熙年间已被请进孔庙配祀，敢这样批评他是不容易的。

    凡重大的创新，总是难免要得罪权威。汪中一辈子不得意，同他因创新而言论大胆有很大的关系。在那个时代，理论创新要付出代价。

    二是开创研究子学之风，寻求儒家经典主线以外的思想资源。

    汪中用很大的力气研究荀子、墨子等先秦诸子，创立了新的研究方向，大大活跃了学术空气，后来影响很大。

    汪中指出荀子是孔子的重要传人，也是战国至西汉初经典传播的关键人物，历史贡献极大。汪中指出：“盖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自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荀卿子通论》，《新编汪中集》，第412页）他看重孔-荀一线，大大高于孔-孟一线。荀子后来之被边缘化是一个至今值得研究的大问题。

    汪中对墨子的研究更为深入，他看出了墨学曾经乃是显学，其中精华甚多。虽然汪中整理研究《墨子》的有关成果未能完全面世，却已经相当惊世骇俗，有人因此骂他是“名教罪人”，甚至提出要“褫其生员衣顶”，用行政手段予以打击。

    此外汪中对《老子》《庄子》《吕氏春秋》也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发表了许多高论。当时虽没有太大反响，后来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颇多采用其说者。在汪中的时代，治子书者亦非无人，大抵热衷于考证个别字句一类琐细问题，像他这样能高屋建瓴畅论其学术史意义的颇为少见。

    三是汪中有志于撰写一部有系统的思想学术史《述学》，可惜未能完成。

    从遗留下来的一些材料看去，其规模非常宏大——他的《述学》一书以及《补遗》《别录》只是其中很少的一点片段和若干准备材料。这是非常可惜的。

    汪中只活了五十岁，没有地位，没有官职，从小就穷，后来也一直潦倒，身体不好，婚姻不幸，他的学术工作只能在辛苦谋生之余断断续续地进行，这一切都逼得这位富于创造性的天才远远未尽其才！晚年汪中因几位学者型高官之荐，得到检理四库全书的差事，可以全力从事学术工作，但身体已经很差，不久就匆匆病逝了。

    缪钺先生在《汪容甫诞生二百年纪念》一文中说过：“康熙、雍正以还，理学已成强弩之末……故容甫直斥理学为‘宋以后愚诬之学’（《大清候补知县李君之铭并序》）。乾隆之时，考证之业极盛，治考证须有才识，始能有创见，有发明，非徒记诵而已。然风气既成，趋附者众，横通者流，游谈杂览，亦自附于学术之林，此又容甫之所深鄙。”（《缪钺全集》第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182页）汪中的学术工作同理学末流及汉学庸众完全异趣，终成一代精英，尽管他毫无名位，还得罪过若干要人。

    汪中后来被列入扬州学派，该派人才辈出，成果甚多，而扬州及其周围一带在先贤感召下从事汉学者亦复实繁有徒。从后来的情况看去，按规矩做考证写注释搞汇编的甚多，也有不少成绩，而创造性开风气的贡献比较少了。试看宝应学者刘恭冕（他的叔祖刘端临是汪中的好友）写于同治五年（1866）之《论语正义·后叙》云：“先君子少受学于从叔端临公，研精群籍，继而授馆郡城，多识方闻缀学之士，时于毛氏《诗》、郑氏《礼》注，皆思有所述录。及道光戊子（1828），先君子应省试，与仪征刘先生文淇、江都梅先生植之、泾包先生慎言、丹徒柳先生兴恩、句容陈丈立始为约，各治一经，加以疏证。先君子发策得《论语》，自是屏弃他务，专精致思，依焦氏作《孟子正义》之法，先为长编，得数十巨册，次乃荟萃而折衷之。不为专己之学，亦不欲分汉宋门户之见，凡以发挥圣道，证明典礼，期于实事求是而已。”这里提到的一批学者后来都在辛辛苦苦地做学术工作，如“先君子”刘宝楠（1791～1855）从事《论语正义》历时二十七年，未能完成，由其子刘恭冕续成；刘文淇（1789～1854）做《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80卷），几代人接力进行，迄未完成。此外梅植之、柳兴恩、陈立、包慎言等等，也都是很用功的学者，但大部分人似乎都存在一个长年低头拉车、只求“发挥圣道”、创造性有所不足的问题。用“发策”（抽签）的办法决定各人做哪一经的疏证，有点像是现在申报项目做一个什么课题的样子，尚未研究而已有题目和大纲，这样的项目能有多少创造性的含量呢。多下抄撮功夫虽然也可以形成汇编性的成果，但这种事情汪中大约是不肯做的。回顾这一段学术史，人们不是可以获得许多宝贵的启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