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8日博物学文化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促使我以中国古代文学为基础,思考如何与研究科学哲学、西方博物学的专家一起,共同对话博物学文化这个主题。
一、以两位隐者为中介对话自然
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博物文献,还是西方早期的博物研究,都涉及人对自然万物的认知。这里仅列举两位与自然对话的隐者作为典型,一位是中国的陶渊明,一位是美国的梭罗。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他的田园诗描写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意生活,还有“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审美画面。但他描写的菊花是什么品种,他看到的“飞鸟”又是什么鸟,没有人去追问这样的问题,因为,中国古典文学的思维逻辑和审美情趣在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种境界是由多种物象自然关联而呈现出来的瞬间,只能意会,不可言传,而且“会心处不必在远”。
梭罗的故事和思想早在民国时期就被介绍到了中国,1940年的《改进》杂志连载了白石翻译的美国学者T·德莱塞的文章《梭罗的思想》,还附有《梭罗略传》,次年出版了《梭罗》一书(“世界大思想家丛书之三”,改进出版社1941年)。文章评价“他不欢迎专门化或专门的学识,因为他认为这些并不跟人与自然现象的相对关系相符合”。他认为“人是大地的产儿”,“是宇宙的一分子”。梭罗是1845年搬到瓦尔登湖畔隐居的,他的《瓦尔登湖》近年来在中国又有几种译本出版,受到读者欢迎。
两位隐者相隔1500多年,我们今天透过陶渊明的影子去观看,会觉得似曾相识——梭罗就是美国版的陶渊明。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两位崇尚自然的隐者不期而遇。陶渊明的田园诗文和梭罗的散文《瓦尔登湖》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然而,不止于此。两位哲人各有其文化传统和思想资源,却殊途同归,特别耐人寻味。“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种观念表达了人对非自然生存状态的自觉反省和自我矫正,在今天依然是我们与先贤对话、与自然对话的中介,也是博物人生的生动教材。
二、以民国学者为桥梁沟通中西
中国古代有源远流长的博物文化,但是没有博物学这个学科。借鉴民国时期学者的视野,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博物文化与西方博学科对接的过程。例如,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指出:“特余所谓中学,非世之君子所谓中学;所谓西学,非今日学校所授之西学而已。治《毛诗》《尔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诸学;而治博物学者,苟质以《诗》《骚》草木之名状而不知焉,则于此学固未为善。”他将中学与西学对比,又说学问本无中西,本无新旧。那么,《诗经》《尔雅》《离骚》都可以看作古代的博物文献。或者说,中国古代的博物学与文学有共同的源头。1914年中国的《博物学杂志》创刊号发表薛凤昌《中华博物学源流篇》一文,追溯了“吾国博物学源流之大概”。1918年蔡元培为《植物学大词典》作序,也提到中国的植物文献“《尔雅》之释草木虫鱼鸟兽及本草是也”。而胡朴安1928年出版的《诗经学》一书有一篇专门谈“《诗经》之博物学”。
在当时中西对话、古今对话的语境下,中国学者开始以西方的“科学”尺度,梳理中国的典籍文献,将中学与西学相提并论。其实中国古代的博物“多识”之学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发展脉络,与利用显微镜考察自然对象的博物科学,是没有渊源关系的。值得反思的是,由于西方博物学科的教材进入中小学,中国传统的综合的博物文化就此中断。我们今天提倡复兴博物学,应该进一步追溯中国本土的文化源流,不仅与古人对话,也与民国学者对话,但不必拘泥于西方的“科学”尺度了。就当今的博物图书编写而言,与其用西方博物学去解读诗经、楚辞、唐诗等文本,不如呈现古代“多识之学”与咏物文学的内在关联。
三、以博物文化为主题突破学科
在当今全面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博物之学作为国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传播空间。从孔子所谓“多识”之学到近代提倡的中华博物学;从陶渊明到王维、苏轼、辛弃疾等向往自然的文人,许多收藏在古籍中的文字、图像文献都可以活起来,为我们讲述中国的博物人生、博物文学、博物故事,让我们体验“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兄弟”的交流,感悟大自然所蕴含的“真意”。
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提出:由于媒介技术的发展,人类已经进入了“地球村”。
从博物文化的角度来看,“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不是简单的怀旧心态,而是“地球村”的共同话题。什么是自然?在水泥建筑的丛林中,如何找回“悠然见南山”的境界?博物文化蕴含着哲学思辨、诗意情怀、人文精神,源远流长,生机无限,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危机,批判现实,追求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未来。因而,中国源自诗教的“多识”之学具有重新阐释的价值,也是世界博物文化、生态文学的一种重要样本。
博物文化在今天已经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刘华杰等学者从科学哲学领域出发,大力提倡复兴博物学,已经初见成效。分别于2015年、2017年举办的博物学文化论坛上,来自不同领域的博物文化研究者和爱好者以图书、绘画、影像、教育活动等形式,呈现出博物文化丰富多彩的成果,令人耳目一新。一个生气勃勃的博物文化群体正在集结起来,突破了学科分割的樊篱,走向了“复得返自然”的广阔天地。围绕博物文化这个主题,我们可以与自然对话,与先贤对话,与现实对话,也与未来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