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笑泉：我自觉可以写出更好的长篇

    我自觉可以写出更好的长篇，这是一种建立在某种直觉上的自信。《迷城》的创作考验和锤炼了我的沉稳和细密，有了这个底子，下一部长篇我会写得恣肆一些。

    “《迷城》中写书法，见字见心，见字见人，从中不难想象马笑泉的深厚书学功底。在这个路径上，笑泉做了很好的示范。”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力荐马笑泉的作品，并对湖南作家做出概述：“如临其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湖南作家，如王跃文，如阎真，如马笑泉，都别具一种写实如生的绝技。看似寻常，却需具特别的定力与耐心。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马笑泉，1978年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出版有长篇小说《银行档案》《巫地传说》，小说集《愤怒青年》，诗集《三种向度》等。《迷城》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长篇小说，作品以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为叙述跨度，以一个具有两千五百多年历史的南方县城为标本，试图从官方和民间两个向度解读基层政治文化，同时呈现传统文化在社会转型时期所表现出的积极作用和自身局限。

    评论家、《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认为，《迷城》在引人入胜的情节内，有着强大的思辨力。主要人物选择了位于正道并担当正义，但必须以巨大的勇气和智慧面对正道之外重重叠叠的诱惑、觊觎、构陷与杀机。而这一复杂情境的正反两面，都可以既在传统文化中找到存在依据又能够在现实中得到情理解释。这部长篇正是带着这样的思辨深度，才使得好看的官场生态题材小说，有了向中国故事的精神深处和人类生命的价值底线探问的思想气质。

    中华读书报：《迷城》从鲁乐山遇害写起，结局却以未能破案告终。这么设置，是为了呼应“迷城”吗？

    马笑泉：应该反过来说，是“迷城”之名呼应了这部小说。

    中华读书报：能谈谈《迷城》的写作过程吗？哪些部分对你来说处理起来较有难度？

    马笑泉：这部小说酝酿于2009年，2012年动笔，2016年定稿，可以说，经过了一个比较充分的素材发酵期，写得也比较从容。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时时会遇到障碍，能不能走下去，就看创作者有没有定向爆破的能力。当然，创作者也可以借助叙述技巧绕着走，比如说：留白。不过，有的留白是真留白，比如汪曾祺的小说留白，有的所谓留白实质上是回避叙事难度。以我的经验，只要在关键节点回避一次，整部小说就会无可避免地弱下来，再精巧的描写也无法弥补。而且此后很有可能不断回避，最后在苍白无力中草草收尾。所以每当遇到叙述障碍，暂时攻不破，我宁愿停下不写也不愿绕过去。比如写到鲁乐山终于出殡时，我觉得很难让他的灵柩动起来。当然，我也可以跳过不写。毕竟，经过前面一系列复杂的明争暗斗，遗体运回了家乡，鲁家人也终于答应按时出殡，至此不再生枝节，在读者那里也可以交代了。但我直觉到他的灵柩如何被抬出灵堂这个过程中潜伏着本章的最强音，如果我不能将它弹奏出来，就算别人察觉不出，却瞒不过自己，那股创作的心劲就会削弱，这部小说就很有可能陷入华语长篇小说普遍存在的前半场不错，下半场潦草的局面。当我聚气深思，终于破关时，全书第一个真正的高潮便出现在笔下，并为后来人物的走向夯实了基础。在此过程中，我个人自觉功力又增进了一层。此非虚语。技巧是技巧，功力是功力。技巧之类，读过一些经典小说就能明白，但要把它们转化成自身功力，就需要在创作实践中不断克服叙事难点。《迷城》的创作，对我而言，是一个长功力的过程。写完后，我对长篇的驾驭能力又上了一个台阶。

    中华读书报：作品中杜华章在迷城的作为和感情经历是重点。但是在阅读中总觉得他对于情感的处理，有些轻松。

    马笑泉：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男女情感问题最规范的处理方式是：发乎情，止乎礼。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理想的设定，与现实人性并不吻合。杜华章是发乎情止乎情，他天性中有才子气，能够做到这点，已属难得。他跟梁静云，起于一见钟情，这大概属于你所说的“轻松”，但越往后走越艰涩，这是因为复杂的社会因素渗入了单纯的两情相悦。而我觉得，在男女情感问题上，两情相悦才是最大的道德。至于小说中某些干部，那是发乎欲止乎动作，还不能提到男女感情这个层面上来谈论。这种曹雪芹所指认的“皮肤淫滥之蠢物”，到今天也并未绝种，甚至在某些场域还抬头撞见低头也撞见。

    中华读书报：对于传统文化中“道”的维护，是否也暗含了你的某种希望？

    马笑泉：传统文化中的“道”，确实是《迷城》的深层结构，但主要是体现在鲁乐山、梁秋夫和圆镜和尚身上，当然，也包括杜华章。他们的“道”各有不同，但合起来可构成传统文化中“道”的全体。但即便如此，他们也不足以破解“迷局”。我只是呈现，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有没有一条新“道”，就留给读者去思考了。

    中华读书报：你强调自己的小说是政治小说而非官场小说？

    马笑泉：小说就是小说，小说家一定要摆脱任何流派、任何主义、任何风格的束缚，始能自由驰骋，肆意生长。《迷城》写县城的官场和民间生态，《巫地传说》写巫气弥漫的湖湘山野，《银行档案》写一家县级人民银行的众生之相，《愤怒青年》却是写边缘青少年的爱恨情仇，题材不同，风格各异，而皆出于我心我手，何曾是一个套子所能罩定？

    中华读书报：作品的某些细节描写得很细，比如对于书法，有时候会感觉过于细致，看得出来你对书法有相当的研究。但是，是否也带来笔墨过多，甚至影响叙述节奏的问题？

    马笑泉：透过书道来写人物性格，应该说，是《迷城》的一大特色，我在这上头确实是不惜笔墨的。至于叙述节奏，是由人物性格和表达诉求共同决定的。像《愤怒青年》那种快刀烈马的节奏，是与小说人物处于青春裂变期的性格和边缘社会狂野的风貌相匹配的。而《迷城》这部小说，主要出场人物都已久经世事并各有所成，心理结构趋于稳定，性格和行为习惯如果发生某种变化，也是又细又慢的。同时迷城作为一座南方古城，气质是慵懒的，节奏是缓慢的。这二者都决定了我几乎通篇都采用慢镜头，有的重要场景还多角度呈现。在这个阅读日益粗放的时代，《迷城》的精细也许有些不合时宜，但我只能这么写。

    中华读书报：《迷城》真实地描写了现实生态，反映复杂环境对人的心灵的扭曲，也描写了基层官员在现实面前的人性的挣扎和无助。这部作品完成后，有怎样的反响，你对《迷城》满意吗？

    马笑泉：《迷城》是我首次尝试对这个时代进行整体性表现。从目前来看，这部小说的整体感和细腻度都得到了专家和读者们的肯定。但我不认为它会是我最好的长篇。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是已经发现这部小说存在的某些问题，还是对自己未来的写作充满信心？

    马笑泉：我不认为这会是我最好的小说，也就意味着我自觉可以写出更好的长篇，这也算是一种自信吧，不过却是建立在某种直觉上的自信。《迷城》的创作考验和锤炼了我的沉稳和细密，有了这个底子，下一部长篇我会写得恣肆一些，而不用担心写飘了写滑了。还有一层意思是，我之前的两部长篇《银行档案》和《巫地传说》各具特色，整体上都足以与《迷城》比肩。

    中华读书报：在银行、在媒体都待过较长的时间，你的写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专业作家之前的经历，对你的写作有怎样的影响？

    马笑泉：我长期处在修行的状态中。也就是说，无论是写作还是你所说的生活（其实写作也是生活之一种），对我而言，都是修行。我希望能以此抵达生命的圆满。

    我16岁发表诗歌，21岁发表小说，起步算是比较早。青年时期先后在县城银行和地级市报社度过，那18年的经历，和童年、少年时期的体验一起，共同构成了我写作的一个巨大来源。另一个同样巨大的来源是阅读。

    中华读书报：70年代生的一批作家多多少少曾受国外译作的影响，不少作家据此形成的写作风格一直沿袭至今。在你的写作中，受哪些外国作家的影响比较大？

    马笑泉：我受国外译作的影响主要是在主体意识和思维方式方面。卡夫卡、博尔赫斯和萨拉马戈对我的写作有实质性影响。至于在语言风格上，我好像对翻译腔有天然免疫力，不管我读多少译作，一下笔仍是中国腔调、华语韵味。

    中华读书报：不少青年作家会选择自己最擅长和熟悉的领域进行创作，这使得他们的作品有较高的辨识度和比较固定的读者群。你对自己的写作有怎样的要求？

    马笑泉：我现在基本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节奏：长篇和中短篇轮着写，三到五年出一个长篇，不写长篇的时候就写中短篇。无论是长篇还是中短篇，只要开启写作进程，就以每天千字左右的产量推进，很少中断。说到规划，中短篇我不做太具体的规划，跟着兴奋点走。但我会把具有某种共通性（题材、风格、地域背景等等）的成品攒在一起，使之成为一本有整体感的书，而非可以随意拆散的集子。长篇方面我倒是有个“三城”的大致规划：《迷城》写县城，下一部写一个地级市，最后一部写省城，切入点不同，人物和故事不同，各自独立成书，但合起来，又可视为我个人对这个时代的整体性描述。不管是何种体裁的写作，我都要求自己尽量做到：精确。

    中华读书报：可否谈谈你目前的生活状态，在北师大研究生班就读，有何收获？

    马笑泉：年近四十，还能在大学里当一回学生，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奇妙的体验。北师大开阔了我的视野，拓展了我的思维，同时也让吾母大大地高兴了一回——我终于替她老人家圆了大学梦，而且读的还是北师大这么高端的学府。既然有幸来此，那就安心读书和创作，以求不辜负这番上等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