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出版界迎来西乡热
今年是明治维新一百五十周年，日本书业涌现了一波围绕“维新三杰”之一西乡隆盛的出版热潮，与之相关联的上架新书超过一百种。随着日本放送协会（NHK）制作的大河剧《西乡殿》于1月7日开始播映，由著名作家林真理子创作的同名原作小说迅速成为大卖的畅销书。媒体称，“西乡热”无疑给深陷不景气泥潭的出版业带来了“维新回天”的新希望。
（详见４版）
寻访北国与南疆的西南联大纪念碑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八十周年之际（联大校庆日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日计算。简洁起见，下文简称“联大”，所有纪念联大的碑都简称“联大碑”），笔者终有机会亲赴昆明，拜谒“联大”旧址。徘徊于前辈学人生活过的这片土地，驻足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下，品味冯友兰先生所撰碑文，不禁心有所感，并联想到北大、清华及南开三校中的另外几方纪念碑。它们虽然星散在北国与南疆，相隔遥远，但其象征意义，以及所彰显的精神，却毫无二致。重温这几方碑的来龙去脉，抑或还有一丝超越考据学的意义。
（详见５版）
重新理解马克思思想与西方文化传统的关系
我的研究表明，马克思思想是西方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哺育和塑造的。对于马克思来说，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的实践发展和理论阐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峙和交流，确实极大地提升了其思想的影响力和知名度，然而，我们又必须说，过分极端化的评价和非理性的态度，也严重地脱离了马克思本人的真实状况。仔细深究起来，导致这种情形最主要的缘由恐怕在于，没有置于西方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的历史链条中看待马克思思想的起源及其内涵，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要么严重误解了二者之间的关联，要么干脆把它从传统中离析出来。马克思往往以一个“激进者”“反派者”的姿态独立于思想史和哲学史：或者傲视群雄，历史上的思想家无论做过什么样的贡献都只能是其思想的注脚和论据；或者被贬得一无是处，甚至被逐出思想史、哲学史的序列，成为一种“另例”和“古怪”的存在。
（详见９版）
一部《金瓶梅》，写尽中国古代服饰
《金瓶梅》里的服饰花样繁多、流光溢彩，几为穷尽其有：皇亲国戚、达官贵胄、士子商贾、命妇庶妻、小姐丫头、贩夫走卒、朝服礼服、官服民服、时装职装、外套内衣……在《金瓶梅》里，连一些过客，如只出现一次的兵勇等的服饰，都写得极为认真、决不马虎。当然，一些服饰或许是“小说家言”，尤其是官服，如提刑官的服饰。提刑官一职独见宋，即“提点刑狱司”里任职官，品级大约在三至四品之间。查《宋史/舆服四/诸臣服下》并不见“黑青水纬罗五彩洒线猱头金狮补子圆领，翠蓝罗衬衣，腰系合香金带”之制度；再查《明史/舆服三/文武官冠服》也不见此制。可见其杜撰的意味。即便是杜撰，《金瓶梅》也有根据。
（详见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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