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甫：我想写出日子的“缓”

    年度作家：李佩甫

    从1999年开始阅读李佩甫，到2012年我第一次和他面对面采访，一个读者的阅读从浅层的表相认识到逐渐深入试图体会作家的深刻表达，需要时间累积，需要文字的浸润，需要对文学耐心的追随，而这种追随，与作家的思想、才华和文学表达不无相关。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颁奖时，我在场。颁奖的时刻总是庄严神圣的，但是李佩甫的发言让人会心。他说：

    我出身工人家庭，父亲是个鞋匠，父亲自12岁进城当学徒，先是给老板打工，后成了国营鞋厂的工人，60岁退休，整整干了48年。父亲生前曾给我做过一双皮棉鞋，22年了，这双皮棉鞋如今还在鞋柜里放着，每年冬天都穿。应该说，父亲是个好鞋匠。

    我不知道我的作品，22年后还有没有人看。记得一次下乡，一个农民问我：你干啥的？我说，作协的。他问哪个厂，我笑了。他说：哦，个体户。是啊，我也算是手工劳动者，只是不知道，我的产品能不能超过父亲。父亲做了48年的鞋，我才写了38年。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儿，已很不容易，我庆幸的是，写作是我的选择，写作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

    《生命册》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之后，李佩甫又进入新的创作。他说，创作不能太功利，首先要把它变成精神的事情，变成产生快乐的事情，虽然创作在某一个阶段是苦的。

    《平原客》就是他的新长篇。

    李佩甫有出去散步的习惯。每到傍晚时分，他一个人走在大街小巷里，走着走着就走到工地上去了。他看见民工们坐在路边的马路牙子上捧着大碗吃饭。有时候，他会走到他们的工棚里去……他常常想：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他们就是我，我就是他们。

    他的笔下也常常有“他们”，“他们”也是“我”。过去，李佩甫写底层人物比较多，关注的多是底层老百姓的命运，而《平原客》（花城出版社）则是对这块特定地域“精英人士”的一种研究。在挖掘中国社会变革中人们精神轨迹的变化时，《平原客》也触及了精神危机、情感危机。

    这是一部让人看着心痛的作品。“麦子黄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如同麦子的黄，人的变化也是无声息的。“植物”在发芽的时候，都是向着阳光的，可长起来就不一样了。在平原，最好的“植物”可以生长成什么样子？它们为什么长成了这个样子？

    李佩甫在《平原客》中，写的是一个特定地域的精神生态，同时依然探讨的是植物与土壤的关系。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是，谁也没有注意到“资本”的力量。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资本”的力量正在一步步显现。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而是全民性的。过去，我们只是在理论上批判“资金本主义”，可是谁也没有经历到“资本”在现实生活中对人们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全民式的、是无声无息的。这不是好与坏的问题，也不是对与错的问题。只是说，“资本”时期，来到了。

    这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也许人们已经注意到，现在所有的生物都在发生变化：老鼠正在一天天的“袖珍化”；蚊子也加快了飞行速度，快到你再也打不到了；嫁接出来的果子味道越来越怪，花期是可以在冷冻室里更改的……

    “小说从关注一个副省长杀妻案开始。素材虽得之偶然，可我前后准备了大约有十多年的时间。

    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尽量占有方方面面的生活素材。”李佩甫说。

    写作方向一开始就定下来了，可是，开笔仍然是困难的。难就难在，从表面上，这是一部带有“反腐”意味的作品，切进的生活面比较广泛，所以李佩甫在素材的使用和剪裁方面就比较吃力，此作牵涉的事件、人物太多，枝节也多，一是怕写散了；二是怕写成一部纯破案的小说。所以在结构方式上花了很多时间。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害怕的是重复自己。虽仍然是写平原，仍然是这么一个特定的地域，如果不能找到一个新的切入点，就有可能在文字上、情绪上重复自己。好在李佩甫习惯每年都会下去走一走。“花客”这个切口就是他在“走”的过程中无意间找到的。

    在平原偏东南的一个县份，有一个“南花北迁”、“北花南移”的中转基地。无论“南花北迁”，还是“北花南移”都要在这里过渡一段时间，花卉才可以成活。所以，改革开放后，这里逐渐成了全国有名的花卉集散地。于是，在一个个花卉市场上行走的时候，李佩甫在那么多的焦躁的人脸中选出了一张，“切口”就找到了。

    “我研究的是一批‘潮头人物’，这些人大多也是从社会生活的底部冲杀出来的，是改革开放给了他们‘机遇’，于是，他们的生活轨迹发生了变化。如：副省长、市长、县长、局长、亿万富翁、号称‘天下第一审’的破案高手、以及穷凶极恶的杀人犯等等。”李佩甫想说的是，写这么一批“精英人士”，对他来说，虽有难度，但不算太大。他已是年过花甲的人了。在一些时间里，在他下去采访的时候，在饭桌上、酒桌上，或是一些会议上见识过各式各样的官员或精英……《平原客》里所写的，都是有生活基础和生活原型的，只是各自表现形态不同罢了。李佩甫曾经关注过各省的十多个杀妻的案例，他们也都是常人，是一步步相互逼着走向悬崖的。他到乡下采访的时候，那位杀妻案副省长的原型，他家乡的人都说他是个“好人”，说是风水的问题，是他家盖房盖到“坑”里去了。在一个时期里，风气是可以染人的。他也曾经长期关注过一个“审案高手”。在写《平原客》之前，李佩甫也先后采访过十多个区县一级反贪局的检察官，对他们的生活、工作情况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比如那个用烟头烫伤犯人的案例，就来自真实的生活。

    2017，两个河南籍作家李佩甫和刘震云，同时引用了“吃瓜群众”。李佩甫借用了时代的网络语言。据他个人的理解，“吃瓜群众”是弱小的代词，是小私小我的概数，“吃瓜群众”独自是撑不起一个“天”的。所以，“吃瓜群众”是个虚数，他相当于一个个的“人民”。就此，《平原客》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人民批判书”。

    《平原客》的写作缓慢、平和。不是因为此作有社会生活的真人真事为依托，而是李佩甫要写出一种感觉：“麦子黄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这是一种“有毒而不自知”的日子。他要写出我们生活在一种有毒的日子里而没有自觉，我们正被一种毒素浸泡着，这是一种很缓慢的过程。他想写出这种日子的“缓”。

    要讲好“中国故事”，作家是离不开时代生活的。李佩甫说：“身处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这个每时、每刻、每条道路都在发生着变化的时代，这个今天出门也许明天就找不到回家路的时代，是连苍蝇、蚊子都在悄悄发生着变化的时代……这就是当前的中国。每个作家都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向。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能够准确呈现和表达的，都是自己最熟悉的生活领域。”

    比如美国作家福克纳，一辈子都在写那块“邮票般大的地方”。拉美作家马尔克斯，拿出的也是他最熟悉的拉丁美洲土地上的生活。就此来说，“平原”就是李佩甫的“写作领地”。他是把人当“植物”来写的。写“土壤与植物”的关系。写平原上的各种不同的“生命状态”：从《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再到《平原客》（应该说，它们的写作方向是不同的），在李佩甫，是一次次的重新开始。是“认识、认识、再认识……”的过程。作家能有一块属于自己可以反覆耕耘的土地，他觉得很庆幸。

    这个“平原”具体说来，也就是七八、十来个县份，后来就是他心中的“平原”了，也可以说是虚拟的平原。“说实话，我并不为了写哪部具体作品才走的。只是为了一次次地重新熟悉这块生我养我的热土。重新认知我早年所熟悉的声、光、色、味。当然，每每在写作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也会下来走一走，重新理一理思绪，让时光点燃自己。也顺手拾一点什么。”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李佩甫有收集县志的习好。每次到下边去，能找到的县志，他都会找来读一读。从历史上说，平原是一块最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这里一马平川，四季分明，平均气温十六、七度，土壤肥沃，可以说插根棍子都可以发芽。同时也是儒家文化浸润最深的一块土地，是“羊气”最重的一块土地。正因为一马平川，这里无险可守，凡有“金戈铁马”打进来，于是就“得中原者得天下”了……所以这块土壤是精华和糟粕共存的。是含有毒素的。这是一种慢毒，让人浑然不觉。在这块土地上，“土壤”与“植物”的关系极为密切。李佩甫一直在呼唤一个民族的神性，期望能把这种“羊气”换成“骨气”。点一盏灯，照亮他人，也照亮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