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与真相

    2017年读了一大堆侦探小说，其中印象鲜明的有北欧挪威的尤·奈斯博哈利·霍特警探系列和机智百出的布朗神父系列。日本的本格推理也读了一些，对转向暖男的东野圭吾不那么喜欢了。顺便就把新版《东方快车谋杀案》也瞟了一眼，这趟豪华快车已经有了5个华丽的电影版本，要说再翻拍5版更豪华的也不在话下，视觉感受的美轮美奂是必须的：美丽的女士、精致的发型、优雅的服饰、豪华的包厢……难怪美国版《Harper'sBAZAAR》以此2017版影片为灵感拍摄了一组复古时尚大片，罗列了片中所有顶尖大牌的搭配，想来也正是这部影片的最佳展示方式。不过，我个人最喜欢的1974版也并非完美，它的缺陷在于对公义的追问过于肤浅：卡塞蒂虽然罪大恶极，但这12人的集体谋杀一定具有法律依据也绝对正义吗？可是在影片中，波洛查明真相后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坐到12人中间，成为他们的“一份子”。这样的“毫不犹豫”，使正义的复杂缺少了必要的张力。2010的大卫·苏切特版在这一点上与其他版本迥异：影片重点正是要探讨什么是真正的公平正义？如何彰显正义公平？在法律无力触及之处，自行报复是否能够抵达公义？大卫·苏切特演的是一个遭遇严重信仰危机的波洛。专业的侦探是人间日常生活的证据捕手，没有比他们更懂生活更明人情更通世故的人了。但波洛有他坚定不移的逻辑：“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这句话出自《法律与宗教》，是伯尔曼1971年在波士顿大学的讲演中言及。当时的西方社会，法律与宗教脱钩，法律因而失去了原有的神圣属性，沦为一门技术。既云技术，就有可练习操作的空间，法律作为人间惩恶扬善的最后防线必然节节溃退。影片有一个场景是：门里的众人一再强调着自己行为的正义性，门外的波洛怔怔地看着他们不发一言；送茶过来的德本汉小姐向他开口坦承了自己复仇前后内心的挣扎，端着茶杯的波洛沉默良久良久……最后，在面对警方时，波洛选择了对真相缄默。但即便是此刻放弃了“法律正义”，而服从于“道德正义”，他内心的痛苦挣扎依然没有得到解脱，最后一个镜头是：漫天大雪中，波洛手持十字架转身背向警察黯然离去。如果说这是正义的胜利，那么对于法律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样的纠结在挪威作家尤·奈斯博的哈利·霍特系列中尤为突出，正义伸张者往往还需被审视自身内心的恶，凶手往往也并非十恶不赦。凶案水落石出之时警探却陷入更深的困惑与茫然。看来诸多恶手法和神分析已趋向穷尽，侦探小说的后起之秀们越来越向文学是人学的深处的拓展。金融分析师和摇滚乐手出身的尤·奈斯博，更注重侦探悬疑故事中的艺术性与社会共性，许多文学描绘却可与安徒生童话媲美。北欧社会与我们汉语的世界相距甚远——无论是距离还是氛围。那里的冬天白日极短，早上十点来钟街上还是灰茫茫一片杳无人踪，下午两点多钟日光就已开始黯然，暮色中亮起的千窗灯火在静谧雪映下美如童话中的世界。北欧犯罪率非常低，但忧郁症患者人数庞大。漫漫长夜如何消解？中国的东北人是坐火炕上唠嗑儿，练出许多贫嘴子和二杆子；但北欧地广人稀，无边的寂寞与孤独包围着一个个独立的人，据说这就是他们就在内心演绎出与现实截然不同的一幕幕故事的原因。我在瑞典时曾问过当地人，“你们真有这么多可怕的犯罪事儿？”他们都大笑：“全是编的。”好吧，那也要能编得出来。尤·奈斯博的小说里光是稀奇古怪毛骨悚然的死法就有百来种，更不用说复杂精致得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层层嵌套的缜密结构。在他的小说中，没有任何事件可以被孤立看待：过去发生的事和眼下发生的事、警探哈利的内心世界和罪犯的内心世界、情爱纠葛和复仇杀戮。故事情节由一组一组精巧的对立关系拼接而成，每一个事件都可以被视为另一个事件的隐喻或先兆。幸福到平庸的挪威人也让他气不打一处来，动不动在书中损一句：“挪威人民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老、衰弱、贪心”。所以他编出一个身世绝对离奇的边缘人警探哈利·霍特，完全不同于他的英国同行福尔摩斯和法国同行波洛的绅士主流范儿，他是个典型的扫把星，凡与他接触的人，同事、爱人、父亲、孩子，无一被卷入深重的犯罪的黑暗中。人情之网死死地罩住这个人，使他动弹不得，甚至难以呼吸。人情关系是一个人必须背负的东西，无论它温暖或是冰冷。但最让读者难以消化的是，凶手固然罪不可恕，哈利固然伸张了正义，但在世界的人情网中他们也是那其中的一环，善恶并非黑白分明，中间有无数深深浅浅的灰色。

    让我在这样寒冷的天气感受到暖意的是来自哈利对正义的执着，是他自己也一再说过的：尽管正义是一把很钝的刀，无论在哲学或在审判的层面上，但还是一把刀；暖意还来自《警察》中的女警卡翠娜查询案情更多是为父报仇，一旦找到冤屈父亲的仇人她会凭本能扣下扳机，但卡翠娜的正义感就是她那把枪从来都不装子弹；《雪人》中的菲利普知道自己太太不忠，儿子不是自己的，所以他成了疑点最高的凶嫌，但脱嫌后他终于抱住那个不是自己亲生儿子的孩子流下眼泪说：“你是我最亲的人了”；《雪人》中另一个凶嫌费列森每次出场都不招人待见，可是连他父母都不知道他每周会去一家破旧旅馆给穷妓女免费看病；哈利的顶头上司哈根，一路摸爬滚打处处为自己利益考虑才爬上这个特警队长位置，可是在警察局实在需要一个人背黑锅的时候，他左思右想还是自己来吧，就站出来了。

    在瑞典时感觉那国的人很单纯，很喜欢参加朋友聚会，为了赶着参加聚会，他们会提前下班，而且是不用“悄悄”溜走，也不用假装生病，而是理直气壮地告诉老板，我要去参加聚会，聚会的地方挺远，我必须，听清楚，是必须，提前下班。那么老板会暴跳如雷吗？不会，他会心平气和地允许你提前下班，而且极有可能，老板自己也要提前赶着去聚会。所以我才相信了瑞典朋友告诉我的话，他的国家，上街游行的是老板不是工人。那里的人们与谁都不争，他们热爱大自然和艺术，且以生命之火来取暖。这生命之火包括求真理和揭真相。说谎与隐藏真相在他们的价值观中是最难被宽恕的。二次世界大战，瑞典均保持中立，但在瑞典国内，关于战争期间的责任追究从未停止过。《被选择的孩子》是瑞典记者史蒂夫·塞姆－桑德贝里“二战中的欧洲”系列作品中的第二部，获2016年法国美第奇外国小说奖。很遗憾大家现在都一窝风地去看邱吉尔被渲染过多次的“至暗时刻”而未能留意这本二战时奥地利维也纳斯皮尔格鲁德儿童医院600多名“非正常死亡”的儿童。关于纳粹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的儿童安乐死计划，现存有广泛的资料可以查询，以此为主题出版的文学作品也不少，但北欧国家需要为此承担的责任其实并不清晰。史蒂夫·塞姆－桑德贝里以记者的良知与勇气辞去原有的工作，采访幸存者，迁居维也纳搜集第一手资料。如果作品仅止于对纳粹残疾儿童的筛选与残杀的揭露与控诉，那么这部作品的深度也就等同于无数二战史料的展现。可是在这位瑞典记者冷静客观的笔下，斯皮尔格鲁德儿童医院里的那些医生、护士并非人间妖魔，大部分都是恪守职责私德良好的人士。相反，许多儿童的原生家庭却是孩子命运中那一抹最深的阴影，书中引用当时的文件“市政府认为，每个人只配得到一次为人父母的机会，一旦挥霍浪费便永远不会得到宽恕。”那天滂沱大雨中，羞愧难当的母亲即将放弃自己的孩子，男人们抽着烟，冷漠地目送这一场悲剧，却无人阻拦。至此，史蒂夫还未止步，他借着这些孩子的悲剧向读者发问的是，纳粹的基因筛选思想真是已经随着那些丑陋标记的被禁而从现代社会中被永远铲除了吗？不完美意味着什么？完美的标准又是什么？由谁界定？这些往事因为问题的存在而注定无法成烟。记得索尼公司在1997年拍过一部影片《Gattaca》，中文译名《千钧一发》。公映之前的试映会上在影片的结尾放上爱因斯坦、林肯和美国著名的女运动员的照片，并打出字幕：如果基因工程和基因实验早成事实，那么这些名人将都不会出生——他们分别患有阅读障碍，马凡氏症候群及哮喘病。这些图片的展示表达了非常关键的一个信息：优化基因的同时也祛除了激励人类不断前进最为重要的一个元素——痛苦、问题、缺陷、不足以及克服的勇气。“完美”是祝福，也是诅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