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朱高正及他的阳明学研究

    高正兄的新书《本体即功夫——走进阳明学》要出版了，他要我写个序。我很为难，因为我不懂阳明学。但是他认为我能写，而且应该写。我想想也是，我可以不写我不懂的东西，写一点我懂的事情。

    我懂什么呢？我懂朱高正。我认识高正兄很早，他第一次来上海就单独约见了我。记得那是在徐家汇附近的华亭酒店里，我们两个人相向而坐，也许是血缘上的关系，大家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慨。所以初次见面我们就谈得很投机。因为比较关心台湾问题，我自以为对他还是有些“了解”的，但第一次见面，我就发现，眼前的这位宗兄要比我所了解的，多得多、深得多、广博得多、丰富得多。他是个不能用斗量的大海。记得那天我傻傻地问了他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在立法院打架？他对我详尽地解释了“动用肢体语言”的缘由，最后说，现在台湾民主的闸门被我冲开了，再打架就不应该了。那次见面，高正兄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这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

    以后，高正来上海的频率就渐渐地高了，每次来他都会通知我，约我见面、吃饭。我发现，他的朋友圈太大了，大到我有点适应不了的地步。但是我很喜欢和他见面，从他那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更可以多了解一些对岸的情况。他在台湾的知名度很高，在大陆的知名度也很高。他不仅深受广大朱氏宗亲的爱戴，也深受大陆民众的喜爱。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的爱国情愫发自内心，真诚而深刻，足以感动任何一个对家国天下有情感的人。我们都知道，他是民进党的创始人，但是当民进党走上“台独”之路时，他毅然与之决裂，并开始了他坚决反对台独，推动和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大业。我亲眼见到过他在痛斥民进党的台独劣行时激动得拍桌子的情景，也为他在憧憬国家统一前景时深情的眼神所动容。他的爱国不是装出来的，不是政客的作秀，我能感受到他的心，大陆那么多的老百姓喜欢他，是因为被他的真心所感动。

    如果把高正简单地归结为政治家，我认为那是小看了他。他还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大家都知道，高正对《易》情有独钟。他在《易》学上的造诣，可说是已经达到了化境。在酒席上，最有意思的游戏就是让他背《易经》。六十四卦，随便你抽出一句，他都能接着往下背。岂止是背，他把《易》学用在分析国际大事上，用在企业管理上，用在人事、修养上，可谓“上学而下达”。另外，在《易》学的理论研究上，他的贡献也是不容小觑的。他的《周易六十四卦通解》打通了经与解，象数与义理的隔膜与纠缠，使《易》有了一种整体的呈现。高正在台大法学院毕业后，去德国波恩大学深造，学的是康德的法哲学。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把西学与中学放在同一个坐标系上来研究。所以他的学术研究呈现出与众不同的中西融贯与中西比较的特点。在朱子学的研究方面这一点尤其突出。他研究朱子，康德及其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始终是他对照与比较的对象。正因为有了参照系，所以他对朱子的理解和阐释往往出人意料，高人一筹。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研究，朱子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今价值才更有说服力，其超越性的价值才得到了更好的呈现。

    高正的记忆力和表达能力是超强的，他如果不从政，一定是个超一流的学者。我始终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在台湾任教职。直到有一天我见到陈鼓应先生，他说，他很赏识高正的学识和能力，认为他应该进入台大哲学系任教。可是，当他和另一位也同样赏识高正的台大哲学系教授讨论这个问题时，那位教授说：你想想看，在台大哲学系，除了我们俩，还有谁会投他的票？鼓应先生语塞了。这就使我明白了，为什么我总是隐隐感觉到高正在台湾的学术圈子里是被排斥的。当然，这里有政治的原因，学者们也许是不喜欢一个政治人物闯入他们的领地。但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当他只谈学术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排斥他呢？

    高正是一个奇人，很多时候你不能用常理去估量他。2016年底，太极拳四大金刚之一的朱天才大哥告诉我，他听台湾的朋友讲，高正得了癌症。我大吃一惊，赶紧打电话给原来世界朱氏联合会会长的朱茂男兄长问个究竟。茂男兄证实了这个消息。我很难过。这时高正的电话来了，他坦然告知，他得了病，正在放、化疗。从电话里，我根本听不出他有一点点的沮丧，反而是非常乐观地要求我一定要帮助他“在死之前把研究王阳明的书写出来出版”，并请我和我的一个朋友为他的书写序。我为他的乐观而高兴，但是心里免不了重重的忧虑。我说，你的事情我一定帮你完成，但是你一定要注意休息，配合治疗，不要太劳累，你不能死，两岸的人民都需要你。这以后，他过一段时间就会给我电话，报告治疗的进展。一天，他突然兴奋地告诉我，放、化疗结束了，医生惊奇地发现，肿块消失了，可以不用动手术了。我将信将疑，再次给茂男兄打电话。茂男兄告诉我，确实很奇怪，肿块不见了，连医生都说朱高正是个怪人。茂男是台湾医药界的大佬，为了高正的病，他专门请台湾治疗这类病的高手们吃饭，请他们多多关照。我想他的话不会假。放下电话，我立即拨通了高正的电话，祝贺他的成功，但是我依然告诫他要注意不能太劳累。今年的7月中，一年一度的“朱子之路”又要开营了。他突然表示要来与我们一起走“朱子之路”。我当然很欢迎他来，但是又怕影响他的康复。于是和他“约法三章”：一切以他的健康为重，他可以随时离营。今年的初夏出了格地酷热，武夷山也是罕见的高温，烈日下，健康的人都很难扛得住，他竟然从头走到了尾。更离奇的是，爬天游峰的那一天，天大热，一大早就是烈日当头。我劝他在宾馆里休息一天。他说，他要去试一试。他硬是登上了天游的峰顶。他说：我要用登天游来测试一下自己的身体，我成功了。在天游峰顶，我们坐下来休息，我看着他从容不迫的神情，简直目瞪口呆。

    高正好饮酒。这次到武夷山，立华要请我们吃饭，他高兴得像个孩子：“我有酒喝了！”那天晚上他喝得很节制，但是也很尽兴。他每次到上海来，只要有酒，我都会默默地承担起控制他酒量的责任。人们知道他好酒，有时候会灌他。有一次我就很失礼地抢过他的酒杯扑在桌上，弄得大家有点扫兴。但是我知道，再下去一杯，他必醉无疑。高正的好酒是天生的，他也确实从酒中得到了快乐和情感的宣泄。

    如前文所言，我一见他就觉得他是一个有国际视野的政治家。他对台湾问题的看法和分析，高屋建瓴入木三分。他对台湾局势的预见和走势，都被后来的事实所印证。谈国际问题，最难得的是他有一种超然的清醒，在一片混沌之中，他能看出发展的大势，事后，一般大都会“不出所料”。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接受的是西式教育，又曾经是西方民主在台湾的鼓吹者和发动者，但是他对西方式的民主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说，不能迷信西式民主，台湾式的民主已经无药可救了，美国式的民主也已经走投无路。

    写书序，这样用情的恐怕不多。但是我既然写了也就注定是由不得自己了。因为高正对我来说，除了宗亲之外，他还是我生命中不可多得的诤友。他很关心我，关心我的学业，关心我的事业，关心我的家庭和孩子。他来上海见我之前，一定是做过功课的，他很清楚地知道我师从程俊英先生学《诗经》，也知道我和世界朱氏联合会的很多故事。1997年，我就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不久他就到上海来见我。这一次他讲了《近思录》中的一个故事，他说，邵雍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是一种温润之物，如果拿两块玉来相磨，一定磨不成。须要拿一个粗粝的东西来磨，才能把玉磨成才。这就像君子与小人，小人就是拿来磨你的。他说，你的脾气急，性格过于刚直，到了出版社要注意磨自己。他的话我至今不忘，现在想来，我在出版社之所以会有那么一点成绩，与他的这番话不无关系。这番话，还让我在读朱子书的时候，悟出了另一个道理：不能把朱子的书单纯看做是研究的对象，还应该把自己摆进去，切问而近思，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气质。

    行文至此，应该是收尾了。但是既然是为一本书写序，讲了一大通外行话，却始终“言不及义”，似乎有点说不过去。所以，下面我就对本书的内容继续讲一点外行话。本文一开头我就申明，我不懂王阳明。但是为了写序，我正儿八经地把高正的书读了一遍。他写得深入浅出，很快就让我这个王阳明的外行，找到了王家祠堂的门槛（当然，还说不上“登堂入室”）。我的感觉是：

    第一，向来讲王学的，都把王阳明和朱子对立起来，以为王学是对朱学的反动。高正告诉我，王学实际上是朱学的余脉。王学离不开朱学，朱学是王学的根和本。是从朱学这棵大树上发出的一支新芽。所以，要读懂王学，一定要先读懂朱学。如果不懂朱学，一上手就入王家门，恐怕十有八九要走偏、走歪。

    第二，高正在指出王学与朱学的承续关系时，特别指出了他们之间的原则区别与不可调和的理论分歧。讲到这种分歧的时候，高正的行文比较谨慎。但是我始终认为，王学的释氏基因是无论如何不能粉饰也无法粉饰的。

    第三，在当今王学被捧上了天的时候，高正毫不留情地揭示了王阳明在治学和构建理论体系时的狡黠和漏洞。其实在高正之前早已有人指出过王阳明在引证时的不严谨与故意作伪。但是，高正以他的博学和洞见，以大量实例坐实了这一点，出人意料又在意料之中。读来很是过瘾。

    第四，本书告诉我们，王学是儒学、理学发展中的又一个里程碑，他对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乃至中国人心理历程的影响是巨大的，今天王学之热，恐怕不是无来由的。唯其如此，我以为我们今天真是需要认真地读一读王阳明，以免盲目跟风，以免走叉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