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与张隆溪80年代交往记

    2017年9月20日，笔者致函成都籍当代著名文化学者张隆溪先生，拟就他和钱锺书交往的情况进行面访。张隆溪先生回函说：我在80年代初曾与钱先生经常见面，也有书信来往，但时间不长，只有短短几年。在他所著《走出文化的封闭圈》一书中，谈及钱锺书的，计有《钱锺书谈文学的比较研究》《钱锺书的语言艺术》《思想的片段性和系统性》《怀念钱锺书先生》《读“我们仨”有感》《论钱锺书的英文著作》等数篇，部分文章原以英文写就，由他自己用中文重新改写而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了张隆溪著《一毂集》，其中又收了他为纪念钱锺书百年诞辰所写的《中西交汇与钱锺书的治学方法》一文。

    藉由和他的通信和这些论文，可以考察和重构钱锺书与张隆溪在上世纪80年代初交往的过程和细节。

    张隆溪其人：清诗蜀冠张问陶后辈

    张隆溪,1947年生于成都，曾任教北大和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现任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唯一健在华裔外籍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香港城市大学比较文学与翻译讲座教授。2007至2009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受聘为教育部“长江讲座教授”。2010年受邀成为美国NewLiteraryHistory（《新文学史》）顾问编辑，张隆溪是其中唯一的华人学者。2016年7月，张隆溪当选为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这是该学会成立60年以来，第一次由华人学者担任主席。张隆溪于2017年与美国哈佛、麻省理工、英国牛津、剑桥、法国巴黎大学等名校一些杰出学者一起，受聘为芝加哥大学新成立的“斯坦诺维奇知识形成研究所”（SIFK）校外教授。他又是其中唯一的中国人。

    提及张隆溪，坊间喜谈其家族渊源。张氏先祖可以追溯到康熙时身居一品大臣的张鹏翮，张氏家族居于四川遂宁，历代出了不少名人，其中有乾隆时的大诗人张问陶。张问陶即张船山，乾隆五十五年进士，曾任翰林院检讨、都察院御史、吏部郎中，其诗被誉为清代“蜀中诗人之冠”。张隆溪的父亲张崇琎年轻时移居成都，张隆溪即出生于此。

    但作为地道成都人的张隆溪，虽有成都情结，但更有放眼四海的开放观念，也从不以“张问陶后人”而自得，而是“更觉世界之大，天下之广”“对一个人的眼光和胸怀更为重要”。所以，张隆溪每回成都，只在极有限的学术圈中有消息，即便和他熟识的同辈及晚辈学人，也只津津于他在成都读中学的旧事，当然，谈论最多的，还是马识途对他的慧眼识才和大力提携。

    初见：一篇序言牵线

    考察张隆溪的读书和此后的教学研究轨迹，不难发现他和钱锺书先生交往的时间。

    张隆溪1966年高中毕业，文革中下乡，1972年以招工的名义，从插队的凉山州德昌县茨达公社回到成都。因马识途荐举，于1978年文革后恢复高考时，直接参加研究生考试，并以总分第一名成绩，考取北京大学西语系，成为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1981年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1981年，正是钱锺书先生学术创作取得重大成就、声誉达到巅峰的关键时期。其时，《管锥编》1-4册已由中华书局出版，《宋诗选注》和《围城》重印。钱锺书频繁参加海外学术访问和学术交流，先是以中国学术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出席在意大利举行的欧洲汉学家会议，后赴日本访问，在早稻田大学作《诗可以怨》的演讲。次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这一年，对钱锺书和张隆溪两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学者张文江在他的著作《钱锺书传——营造巴比塔的智者》一书的自订“钱锺书简易年表”中，特别作出了如下记录：和张隆溪的谈话中，发表对比较文学的看法。由此我们可以确定，钱锺书先生和张隆溪的初接触在1981年。

    这次初见，其实是一篇序言牵的线：

    留校任教后，张隆溪有一次很偶然地在北大图书馆看见一本英文书，是一个外国人翻译苏东坡的赋，书前面有一篇序言是个中国人写的。序言用英文写成，写得非常漂亮。《管锥编》出版后，张隆溪才知道这篇序文的作者就是钱锺书先生。

    见贤思齐，在学术研究上已经崭露头角的张隆溪不禁产生了“一识荆州”的想法，但苦于钱锺书在中国社科院，自己在北大，一校一院之间需要有关系打通，张隆溪只能静待机缘。

    机会终于来了。一天，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荷兰学者佛克马到北大访问，张隆溪做他的陪同兼翻译，因此有了和社科院文学所的人座谈的机会。佛克马对张隆溪的翻译很满意，就对他说：明天要去见钱锺书先生，你能不能继续做我的翻译？张隆溪爽快地答应了。知道这个消息后，北大外事处的人特别警告张隆溪说，钱先生是我们国家顶有名的学者，可是钱先生的脾气也是有名的。他脾气很怪，他如果不高兴，不喜欢一个人，脸上马上就会表现出来。我们可以让你去，如果半途你觉得气氛不对的话，最好你就先走。但张隆溪对此却大不以为然，他认为一个人学问越大，待人接物应是越谦虚的。

    下面这一段，是张隆溪著作原文，姑引如下，以让读者知其原景原味：

    见到钱锺书的时候，钱先生讲一口漂亮的牛津英文，当然是不需要翻译的，所以我就那么呆坐着，也没有说话。……佛克马先生写过一本《20世纪文学批评理论》的书，钱先生很客气，说这本书写得很好，可是也问了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没有提到加拿大一位重要的文学理论家弗莱？你讲当代文学批评理论，怎么没有提到他呢？佛克马就说在他看来，弗莱的批评理论有太多心理学的成分。我当时刚好看过弗莱一本很重要的书《批评的解剖》，觉得佛克马讲得不怎么对，我就说，我看过这本书，我不大同意佛克马的看法。我这么一说，钱先生这才注意这边上还有一个人，就转过身来对我说，现在中国大概还没有几个人看过这本书。那是真的，那本书当时在北大图书馆都没有，我那一本是我在美国的一个朋友寄给我的。当时钱先生问我有什么看法，我刚看过而且准备写一篇文章介绍弗莱的理论，所以我就说了一通。钱先生颇为赞赏我的意见。

    或因于张隆溪特别的表现，钱锺书注意到了在当时还是后生小子的张隆溪应是可造之材。今天，我们亦无法进入到钱锺书的内心，去了解和剖析他当时的“心念一动”，但从后来一系列特别的关照看来，钱锺书已决意好好培养张隆溪——尽管他不收学生。张隆溪1983年离开北大去美国哈佛留学之前，钱锺书先生赠给他一套两本的《全唐诗外编》，并在前面写了几句话，其中有“相识虽迟，起予非一”一语，这是用《论语》八佾里的典故，暗示他们两人之间是师生的关系。

    张隆溪后来的自述里，充满了对钱锺书先生的感激和深情缅怀：

    后来过了一会儿，钱先生把我拉到另外一个房间，因为他要把他的《旧文四篇》送给佛克马一本，还要送给我一本，他问我的名字怎么写，我就跟他讲了。他又问我在北大干什么？我说在北大西语系做研究生，他问我老师是谁，我说是杨周翰先生，他就说，啊，周翰从前是我的学生。我告诉钱先生，佛克马是让我来做翻译的，我知道您不需要翻译，可是我看您的著作真的很佩服，非常希望来看看您，所以就来了。钱先生很痛快，他马上就对杨绛先生说，季康，把我们家的电话号码写给隆溪。他又对我说，以后你要来，尽可以先打电话。以后我就经常和钱先生见面，而且有海外的人来见钱先生，从官方的渠道见不到的，通过我私人渠道见到的也有几位。

    从辈分上来讲，张隆溪理应是钱锺书学孙一辈的人。但在张隆溪和钱锺书的交往和通信中，钱锺书始终以兄相称，或又称贤友，足见其襟怀。

    再谈：关于比较文学

    回到北大后，张隆溪便很快给钱锺书先生写了一封信：除了表达谢意，还继续佛克马和钱锺书对谈的话题，谈比较文学。佛克马称赞钱先生对比较文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钱先生谦虚地回答说：我这不是比较文学，不过是个折中主义的东西。在回信中，钱锺书用他标志性的、具有学者风范的毛笔字回答了关于比较文学“折中主义”的观点。钱锺书认为他所谓的折中主义是“似谦实傲之词”：自从19世纪以来，英文中折中主义（eclec-ticism）好像变成一个贬义词了，但是我用这个字是取18世纪启蒙哲学家尤其像伏尔泰、狄德罗这些人，就是法国大百科全书派的定义。那么这个定义是什么呢？就是敢于独立思考，不要去盲从一派，而能兼采众家之长。

    在信中，钱锺书先生特意把“敢于独立思考”这几个字的法文原文引出，以示重视。特别标出的“敢于独立思考”，对张隆溪后来的学术研究，可谓影响深远。

    这也是钱锺书首次较为系统地谈及他关于比较文学的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钱锺书虽一直不以比较文学研究大家自居，但他在比较文学研究、尤其是中西阐释学上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对张隆溪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巨大的。

    很多年后，张隆溪在回忆和钱锺书先生的交往时，仍然很动情：在做学问的方面，我想我尤其受到钱锺书的影响。也许本来我是自学的，没有很狭窄的分科、分系的约束，兴趣非常广，我想这也许是我很喜欢钱先生文章的原因，因为钱先生写的东西是包罗万象的，他的《管锥编》可以说是无所不包，从语言学、文学、哲学、历史、经学，甚至科学等各个方面都讲到了。在做学问的方法方面，在很多方面我都受到他的影响。譬如他给我写的第一封信里面，说要敢于独立思考，不要受任何一派的束缚，要兼采众家之长。这对我来说，在后来的工作和学习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50多封通信

    从1981年到1983年张隆溪离开北大到哈佛，可看成两人学术和思想交流十分密切的时期。经由书信这种传统的交往方式，他们完成了学术研究上的代际接力和思想上的自然传承。一定程度上，张隆溪成为了钱锺书在比较文学尤其是中西阐释学上的衣钵传人。

    据张隆溪介绍，这两年间，他和钱先生常常通信，在哈佛读书和后来在加州大学任教的十数年时间里，钱先生一共给他写了50多封信。

    钱锺书对张隆溪的提携不遗余力。在张隆溪尚未去哈佛之前，当时中国社科院要写一些介绍当代西方学术的报告，有关西方文学理论的部分本来是请钱锺书写，钱锺书直接推荐由张隆溪来写。张隆溪自然不负恩师之托，写出了一系列文章。这50多封信函，张隆溪“珍如拱璧”，很少示人。后来在出版《走出文化的封闭圈》一书时，有了少量的公开。

    衣钵传人，四海点灯

    以张隆溪今天及未来可能的成就，证明了钱锺书先生当年的青眼不负。我们也可以从张隆溪的学术方向和成果上，来考察分析他和钱锺书先生幽微相通的地方，或许一颗学术传承的火种就是在当年那一面初见时，就已经点燃。接过前辈的灯，然后四海燎原。

    钱锺书将中国阐释传统的相关言论提升为系统深入的“阐释循环论”，并将“合观”“连类”“比勘”“移笺”等传统的训诂方法提升为通用于各个层面的阐释方法，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阐释学大家。由此，他建立的一种圆融辩证的文学阐释学，以开放吸纳西方阐释学的思维，继承和弘扬了中国传统阐释思想。有学者评论：他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代表了文学阐释思想方面的最高成就，并且迄今为止仍是一座难以逾越的理论高峰。

    和钱锺书用典奥的文言文写就的《管锥编》不一样，张隆溪的《道与逻各斯》是用英文写就的，然后再经由翻译出版到中国内地——这和钱锺书的《管锥编》经由翻译出版到西方国家的路径是一样的。从研究比较文学的同一性来观察，张隆溪把中国文学的阐释学主场，放在了西方，这当然跟他后期的西方教育有关系，而钱锺书则把文学的阐释学主场留在了中国，只是他借助了自己留学英法时学习和记忆里的大量西方经典。这样的不同，显然因于时代的关系，但也有两者在学术旨趣上的差异。究其实，他们在文学阐释上的比较视野和方法，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从这一点来说，张隆溪局部地继承了钱锺书关于比较文学、尤其是阐释学的衣钵——尽管他未必会承认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