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手稿意识想到阿城《四王集》流产

    作为一个资深编辑，也许我是在文人圈里接触作者手稿最多的一类人，但不敢说就是最具手稿意识的一类人。

    上世纪80年代初，我走上《新观察》半月刊的编辑工作岗位，每天的来稿，邮局都是用大帆布袋装着送来。不用说，这些来稿无一不是手写稿。那时候，人们都还不知电脑为何物呢！因为来稿量太大，几乎所有报刊都会在《稿约》中声明：“来稿一般不退，请自留底稿。”但是真正自留底稿的人恐怕并不多，因此，那些没被杂志采用的来稿，大都被废弃了。而即使是被采用的来稿原件，也因为种种难于预测的变故，不知失落到何处去了。而这其中，许多是文化名人的手稿，仅复刊的头两期，其作者就有廖沫沙、吴祖光、侯宝林、张仃、萧乾、汪曾祺……这些已离我们远去的著名作家、艺术家。

    今年3月南京市六合区法院开庭审理的茅盾手稿“天价”拍卖引起的一桩诉讼案：这份被拍卖的是茅盾先生用毛笔写下的评论《谈最近的短篇小说》手稿。在经历了“文革”等政治运动后，究竟有多少名家手稿流失我们无从查证。像茅盾先生的这份珍贵手稿能流入拍卖市场由藏家留存下来也算万幸。

    也许是为了记取“文革”的惨痛教训，巴金先生的手稿意识特别强。他上世纪80年代初邮给《新观察》的文稿，都是手稿的复印件。那时候，我们杂志社还没有复印机，当主编把巴老的文稿交给我编发时，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新奇的复印稿。另一位重视手稿保存的作者是华君武先生。《新观察》杂志复刊之初，因人手少，我曾兼任漫画编辑。好在华君武、丁聪、江有生、毕克官、缪印堂等漫画家都是团泊洼“五七”干校的难友，向他们组稿无不有求必应。其中，对我的工作给予支持最大的，当数艺术成就最高的华君武先生。复刊号发了他的《曹雪芹提抗议》，第二期又刊发了他的《顺竿爬》。因《曹雪芹提抗议》读者反响热烈，他又创作了《曹雪芹提抗议之二》，在第六期上刊出……因《新观察》是半月刊，发稿周期短，他往往是打电话来让我到他府上去取稿，而每次他都嘱咐我，制完版后要将原稿璧还。我怕在邮寄途中丢失，有几次是骑自行车将他的手稿送至他在三里河南沙沟的家。我想，正因为在所有现当代著名漫画家中，他的手稿自存意识是最强的，所以他在晚年才能把自己的两千余件漫画作品捐赠给中国美术馆和上海美术馆永久收藏，并在多地成功举办了《华君武漫画展》。

    到80年代中期，各文学刊物和出版社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为了名家的一部中长篇小说闹得对簿公堂的事屡见不鲜。记得在我参与《中国作家》创刊之初，为保万无一失，主编冯牧让我们持着他的亲笔信，千里迢迢到外地去取名家手稿的。当然，绝大部分初出茅庐的作者，还都是通过邮寄的方式向报刊社投稿。1985年秋，我调任作家出版社小说编辑室主任，策划“文学新星”丛书第一辑，阿城答应将他的处女集定名为《四王集》（即《棋王》《树王》《孩子王》和《车王》的结集）交给我出版。当时，前三篇已发表，唯有《车王》刚完稿，寄给了《钟山》。他说，他写小说从不打草稿，往往是一气呵成。只有等《钟山》收到后，多排一份校样给我了。可是左等右等，不见《车王》的校样寄回。过了近一个月，才确认此手稿在邮寄途中丢失了。他只得将已发表的六个短篇小说补进集子，并改用他成名的代表作《棋王》为书名。

    30年过去了，世界已进入互联网时代，采用电脑写作业已普及。各报刊社收到的稿件，几乎都是电子文档，既难以见到作者的手稿，也不会再发生像阿城寄丢《车王》这样的憾事了。也正因为如此，过往名家的手稿就更加弥足珍贵，更值得有心人去发现、探究和收藏了。